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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十点人物志（ID：sdrenwu）
采访、整理：芝士咸鱼
段涛是一名资深妇产科专家，曾任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也是一位从业近30年的产科医生。在过去，他亲历了国内产科的高速发展，也见证了产科的衰落。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显示，近七年，中国新生儿数量从2016年的1786万，逐年递减至2023年的902万。
愿意生孩子的人少了，最先察觉到的便是产科医生们。
分娩量逐年降低，产科出现大面积亏损，妇产专科医院面临关停，综合医院的妇产科床位也在不断萎缩。段涛发现，每次和产科同行开会，聊起现状，都是关于产科关停、医生转岗的话题，聊到伤心处，有位从业二十多年的产科主任甚至一度哽咽。
@段涛医生发的微博
为避免未来出现产科塌方，产科医生集体转行的现象，也为改善年轻一代产科医生的处境，今年2月，段涛发了条微博，呼吁全社会“救救产科”。
“你们担心的是生娃的人少了，我担心的是产科学科的塌方。”
“很多医院的院长都想把产科关了，因为开产科很不划算。”
“没有了产科，没有人愿意做产科医生，谁来帮产妇接生？”
段涛将产科的发展、产科医生们“收入低、风险高、工作忙”的职业现状，以及他对这个学科的担忧一一列举在那篇微博里。该话题迅速破圈引发争议，多次上热搜，超过2.5亿人阅读、6.6万人讨论相关词条。
产科医生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妇产科关停潮”又会对普通人造成怎样的影响？为解决以上困惑，我们联系上了段涛医生。
段涛医生，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他说，生育率下降在全球已经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自己呼吁“救救产科”，不是为了向年轻人催生，而是希望社会将更多目光放在产科学科的困境上。
以下是段涛医生的讲述。
“救救产科”：
当一位资深产科医生开始求救
这两年，每当我跟产科同行们见面，交流的过程中，普遍能够感受到大家的压力、困难和无助。
分娩量出现断崖式下降，是所有产科医生面临的统一问题。 有些妇幼保健院的分娩量下降了50%-60%，这意味着，这家妇幼保健院过去一大半的业务量都没了，发不出绩效奖金，也留不住医生们。
产科面临的是生存困境，从业者都几乎有着同样的担忧：
“我们该怎么办？产科该怎么办？”
图片源于《产科医鸿鸟》
和同行交流越多，这种无助的感受越深切，所以我想写篇文章呼吁，希望全社会来关注这个现象，如果等到产科出现全面塌方，产科医生大量流失时，再去挽回就太难了。
那篇微博发布后，经历了三轮传播和发酵的过程。第一轮来自医生内部的转发，不仅是妇产科医生，还有护理医生以及其他科室的同行，大家处境相似，引发了他们的共鸣；第二轮传播，来自媒体报道，话题逐渐破圈；到了第三轮，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也参与讨论。
各种各样的舆论声音涌现出来，有人认为我在催生，还有人说“产科塌方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争议很正常，生育率降低，不只是产科遇到的学科难题，也是尖锐的社会话题。
其实生育率有过快速增长的时期。 2016年，“二孩政策”开放后，中国诞生了1786万新生儿，我所在的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分娩量达到3.4万，这还是在医院踩刹车极力控制下的数量。
那是一种比较疯狂的状态。上海多数医院的产科床位一床难求，产妇不得不开始睡走廊。北京也同样，我有位在北京的朋友怀孕了在医院建不上卡，打电话问我有没有熟悉的北京医生帮忙建卡。在当年，怀孕去医院建卡需要托关系找熟人，成为普遍现象。
在医院内部我有一个衡量工作压力的开玩笑的说法，叫作“闭经指数”。年轻的女医生在轮转到超级繁忙的产科时，她们中的有些人会忙到月经都不来，换到其他科室轮值后才恢复，从“闭经指数”就能看出医生们的工作强度。
但这拨生育小高峰非常短暂，我当初预计，“二孩”带来的人口红利期不会超过5年，因为这个政策撬动的是那些生过一胎的人，她们以前想生二胎却因为政策而无法生，而“一孩”的生育率没有明显提升。等“想生却不能生的人”完成分娩后，生育率很快会回归正常。
不出所料，生育小高峰后的第二年，新生儿数量出现下降趋势。 一开始只是按照每年减少几十万的幅度下降，后来下降趋势愈发明显，到了2023年，全国新生儿数量只有902万，七年间少了近一半的出生人口。
还有人预测，今年是龙年，吉利的生肖或许会让分娩量回升。按目前的趋势来看，过去几个月生育率确实有小幅度回升，波动不像大家想得那么大。现在的年轻人没那么在乎生肖，更看重星座。
图片源自影视剧《问心》剧照
新生儿数量逐年下降，前些年扩张出的产科床位，扩招的产科医生都空了下来。但媒体报道形容的“关停潮”有些夸张。
私立妇产科医院确实倒闭了不少，公立医院的产科也开始关闭，但并没有出现“关停潮”现象，综合医院必须设立妇产科，公立医院更多的是缩减产科的床位，调整医护人员的配置比例。
目前看上去，生育率下降，产科受到了最直接影响，然后是新生儿科。等再过几年，受影响的还会有儿科及其他相关科室，以及市场规模高达4-6万亿的孕婴童产业。甚至会进一步影响教育行业，当孩子少了，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
没有其他任何临床科室，像产科这样对应着如此大规模的上下游产业链。
“老少边穷”的产科医生们
在医院所有科室中，产科其实长期处于有些尴尬、边缘的位置。
我刚进医院工作的九十年代初，最受欢迎的科室是眼科和外科。社会评价体系中，做手术治病是衡量医生业务水平的标准，产科负责接生，既不治病，也追求少做手术。当时很多产科医生曾是护士或助产士出身，因为普通临床医生不愿意到产科。
而我从小在医院产房里长大，母亲就是位妇产科医生，大学阶段又受到了著名妇产科专家江森教授和张振钧教授的影响，很自然地选择了产科。
图片源于《产科医鸿鸟》剧照
我们这些六零后产科医生赶上了产科发展的黄金年代。进入21世纪后，整个中国产科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分娩量逐年上升，对外交流越来越多，新设备、先进的技术和最新研发的药物，逐渐进入中国。我跟国外同行们的沟通中，他们能明显感觉到中国临床学科的高速发展。
但近些年，随着分娩量降低，产科走向萎缩和没落，再次成为医院里“老少边穷”的科室，不受重视，不被待见，在医院位置边缘，医生待遇低，留不住人。
国内产科收费低廉，产妇在整个妊娠过程中，只需要花费几百到上千元。曾有网友反驳我，称自己生孩子花了不少钱。那是因为部分医院的产科，为了提高收费，做了很多不必要的过度医疗。
收费虽低，产科的运行成本却很高，需要配备6-8位产科医生，3-5位新生儿科医生，还需要十多位助产士和护士，才能维持科室的正常运行。
产科医生的收入低于其它科室，在所有医生的收入中，固定工资只占10-20%，其它收入来自绩效，当医生收入的80-90%跟业务量挂钩，分娩量降低，注定会严重影响医生的收入。
值班的年轻医生，图片来自影视剧《问心》
即使业务量减少，产科医生们依然存在超负荷劳动现象。 如果选择顺产，产妇的分娩过程会持续10-20个小时，夜晚生育的情况比白天更常见，产科医生需要随时陪伴在产妇身旁，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产科有急诊，急迫的程度远高于外科急诊，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即将临盆的孕妇，还需要多位医护人员共同配合，才能完成诊疗过程。
孕妇的生育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可控的变量，可能会出现羊水栓塞、大出血、脐带脱垂、子宫破裂等情况，产科医生手里像是随时握着定时炸弹，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会涉及产妇和孩子两条人命。
如果是恶性疾病引起的死亡，家属通常会有心理预备。但生育引发的死亡，大多家属都无法接受，甚至会提出天价赔偿。医院、科室和医生本人，会分别承担一部分的赔偿金。
生产没有百分百的安全，图片源自《产科医鸿鸟》
压倒产科医生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国考”指标。 这是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医政医管司对大型公立医院的一种考核的体系，看CMI值（一种用于评估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和疾病复杂程度的指标）和四级手术的占比。
对大多数需要治病做手术的医学学科，这都是种很好的考核方式，但产科不是“治病”的学科，产科医生们追求的是争取不发生并发症、不做手术的情况下，帮助产妇完成分娩，这注定了CMI指数低，少有四级手术。
图片源自电视剧《产科医鸿鸟》
有些医院的产科，为了满足考核要求，会放松剖宫产指证，做更多的剖宫产手术。虽然剖宫产手术整体比较安全，但毕竟是场手术，如果多次做剖宫产手术，还会有脏器损伤、粘连、炎症以及其它并发症的风险。无论对产妇还是孩子，剖宫产的负面影响都比顺产大。
只靠鼓励生育，解决不了产科困境
当产科医生三十年，亲眼看着这门学科的没落，我偶尔会感受到一种悲哀，有心向前，却无力回天。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会反过来思考，过去生育率暴涨的阶段正常吗？
以上海第一妇婴为例，全世界没有几家医院一年分娩量能达到3.4万，在这种状态下，产妇的分娩体验并不好。她们会觉得自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产科医生们当年忙到闭经，同样不是正常状态。医生们也要有自己的生活，有更多时间去学习、成长、做科研、提升产妇的分娩体验。
如今产科遇冷，或许能够成为科室转型的机会。
在常规业务外，产科可以开展坐月子、产后康复以及生理整形等其它相关业务，不能只守着过去的业务，要关注孕产妇在备孕、怀孕以及生育后的其它需求。现实中，很多公立妇产科专科医院已经在进行转型，开设“月子中心”等业务。
有人认为，月子中心像是月嫂做的工作，和产科医生的专业不相关，但在目前，对于基层产科医生们，能够生存才是最重要的事。
大多产科医生工作了几十年，如今不得不面临职业转型，甚至需要转行做妇科的辅助工作。但转行没那么简单，妇科的竞争目前也很激烈，很多产科医生只会产科业务，不会做妇科手术。
产科需要自救，解决产科难题，却不能只靠内部自救。 这像是要求一个生病溺水的人学会自救，是徒劳无功的，需要社会的共同参与。
社会的共同参与，并非就是指鼓励生育，生育率下降是全球趋势。鼓励生育只能提升一小部分人的生育意愿，无法改变下降的整体趋势，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引起年轻人的逆反心理。
比起鼓励生育，更重要的是建立信心。把年轻人不愿意生、不敢生、不会生的问题解决，当人们有了信心，才有改善问题的可能。
我之所以会呼吁救救产科，是希望能为产科后辈们创造更好的环境。
上个月，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加强住产妇管理的通知》，其中提到“努力使综合性医院产科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严禁向产科和产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
产科医生们的困境被看到了，是件好事，希望未来《通知》能够落地，各省市的医院能执行相关的配套措施，真正改善产科医生的处境。
当产科医生多年，即使是今天，我依然没有后悔过。有人干一行爱一行，有人爱一行干一行，我喜欢这个职业，运气也比较好，赶上了当年产科发展的黄金阶段。因此，我不想给后辈留下“烂摊子”，更不希望看到他们一步步走入绝望的境地。
注：本内容为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犀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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