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呀，我为什么没有爸爸？”。
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广西省妇联大院内，一个名叫余小清的小女孩，突然跑回家问妈妈邓戈明。
“你怎么没有爸爸？你当然有爸爸！”，听到女儿的话，邓戈明有些生气，她还以为院子里有小孩欺负自己的女儿，声调不由提高了几分。
看见母亲发火，余小清害怕了，吓得眼泪直流，邓戈明见状，赶忙把女儿抱在怀里轻声安慰，并询问她，为什么会说自己没有爸爸。
原来，余小清自从到了妇联大院后，只喊过别人叔叔，却没喊过爸爸。
为了搞清楚什么是爸爸，她跟着几个小朋友去“参观”别人的爸爸，回家后才发出这样的疑问。
女儿的话，让邓戈明心头一痛，她又何尝不想自己的丈夫？可是，在1947年，他就牺牲了，连遗体她都没见到。
当天晚上，她就梦到了自己的丈夫的回来了，浑身是血……
被噩梦惊醒的邓戈明泪流满面，一个人抱着被子哭了好久，哭完，她就做了个决定，一定要找到当年留在梅县的儿子，以告慰丈夫在天之灵。
邓戈明是广东广州人，出身当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间留学日本，是一位爱国人士。
1935年，21岁的邓戈明考入中山大学地理系，在那个国破家亡的年代，邓戈明当然无法独善其身，她跟着同学们，参加游行，参加示威，积极展开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22岁的邓戈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38年，邓戈明大学毕业，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顺德县担任妇女部长，也是在这一年，她认识了石辟澜。
石辟澜是广东潮州人，比邓戈明大4岁，比起邓戈明，他的人生历程，要坎坷得多。
1910年，石辟澜出生潮州的一户城市贫民家庭，姊妹5人，他排行老四，一家7口挤在一个破烂的屋子里，连一日三餐都难以解决。
因为是家中长子，父亲很看重石辟澜，在他7岁时，咬紧牙关又东拼西凑四处筹钱，把他送进了小学读书。
石辟澜天资聪颖，读书也用功，14岁小学毕业，恰巧碰上当地慈善堂为失学儿童创办了一所学校，还是个孩子的他被聘为老师，孩子都叫他“老师仔”。
石辟澜虽年纪小，但教学成绩一点也不差，此后，他又被多所学校聘请为老师。
1930年，石辟澜离开家乡，来到汕头教书，为提升自己的能力，他晚上常去国民党开设的夜校读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政治，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3年，石辟澜加入了广州的“左翼文化同盟”，以笔名“石不烂”发表文章。
这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石辟澜自然而然接触到了革命思想，他开始组织读书会，培训革命干部。
1934年，左联被查封，石辟澜转道香港，在香港参加了抗日救国会，1936年，石辟澜被选为香港文化界代表，到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联合会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总干事之一。
在上海，他还参加了鲁迅的葬礼，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抗日战争爆发后，石辟澜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从事革命，在广州的一次党员干部培训班上，石辟澜遇到了邓戈明。
当时，他们只是普通朋友，并没有过多交集，真正让他们走在一起的，是一次执行任务时假扮夫妻。
1940年，二人正式成婚，当时石辟澜已经31岁，而邓戈明27岁。
当时，地下党的经费紧张，他们夫妇虽然一个是宣传部长，一个是妇女部长，但生活却清苦至极。
患肺病的石辟澜没钱医治，常常处于发烧状态，甚至还会咳血，可即便如此，他依旧坚持工作，早出晚归。
作为妻子的邓戈明，同样不轻松，在做完自己的本职工作后，她还要抽出时间协助石辟澜，尽可能的减轻他的负担。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与此同时，还对香港启德机场进行了轰炸。
这场轰炸，也殃及石辟澜、邓戈明夫妇的住所，不仅玻璃全部被炸碎，甚至还有一条血淋淋的人腿，从窗户飞了进来。
面对如此场景，二人并未惊慌，而是抓紧时间，烧毁所有重要文件。
香港沦陷后，石辟澜夫妇接到通知，全力营救滞留香港的各界名士以及国际友人。
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何香凝、柳亚子、矛盾等800余人，经地下党、港九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等同志掌握的秘密交通线，到达安全地带。
1942年，石辟澜、邓戈明夫妇来到梅县从事革命工作，可惜到梅县不久，党内便出现了叛徒，石辟澜化名余清，奉命前往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石辟澜则因怀有身孕，不便行动，在当地潜伏了下来。
临别之际，石辟澜对邓戈明说，孩子生下来，最好交给老乡抚养，因为他们夫妇为革命东奔西走，恐怕无法养活孩子。
对于石辟澜的提议，邓戈明同意了，作为一名母亲，她当然不忍跟孩子骨肉分离，但她却清醒的知道，孩子留在老乡家里，远比跟着自己更安全！
1943年邓戈明生下一名男婴，在同志们的联络下，邓戈明抱着孩子来到了一户张姓人家。
这对夫妇结婚多年，但一直没有生育，看到这个粉嫩的小生命，是喜爱至极，一口便答应收养，但他们却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自己收养以后，以后邓戈明不能来认亲！
当时的邓戈明能怎么办？见张氏夫妇真心喜欢孩子，她也只能含泪答应。
1944年，邓戈明来到延安，与丈夫团聚，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此时邓戈明再次怀孕，1946年，她生下一女，根据丈夫石辟澜的化名余清，给她取名余小清。
邓戈明以为抗战胜利后，他们一家会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谁料女儿出生没多久，解放战争便全面爆发了，他们夫妇带着孩子，跟着队伍，连续转战半年多时间。
直到来到晋冀鲁豫军区，他们一家三口，才算是安定一些，石辟澜担任南乐县县委副书记，邓戈明则担任五区区委书记。
1947年夏，解放军转守为攻，刘邓大军决定南下，知道这是革命的关键时刻，石辟澜决定跟着队伍南下，一起去开辟新的解放区。
他离开的时候，余小清才1岁多一点，连爸爸也不会叫……
石辟澜离开后，邓戈明开始还收到他的两三封信，可紧接着，石辟澜就如同断线的风筝，音讯全无。
1年之后，邓戈明才知道，石辟澜在麻县牺牲了。
那是1947年的阴历9月份，麻城县的反动头子邓家贤发动反革命暴乱，石辟澜居住的熊家湾恶霸地主熊存绪，因为与我军有杀父之仇，也积极响应，秘密筹划抓捕身在熊家湾的同志们。
9月22日，邓家贤率领发动武装攻打任家湾，听闻消息的熊存绪也立即动手，带着手下爪牙，威逼乡民们一起跟他主抓工作队队长余清（石辟澜）。
当时，石辟澜身患疟疾，身边仅有1个警卫员郭长豪，听到枪声后，郭长豪立即背着他往山上跑。
背着一个人，郭长豪哪里能跑过追兵？眼见匪徒越来越近，郭长豪知道跑不了了，放下石辟澜，就要反击，但却被石辟澜阻止了，因为他看到了人群中被胁迫而来的群众，他怕伤到无辜的群众！
很快，熊存绪赶来，将石辟澜、郭长豪二人抓住，把他们吊在了两颗大桑树上，逼问石辟澜工作队的其他同志去哪里了，还威胁不说就杀了他。
石辟澜、郭长豪二人自知必死，是一个字也不肯说，熊存绪恼羞成怒，竟让群众们去拿剪刀、菜刀，要挖他们的眼睛、剪他们身上的肉，但群众们却无一人动。
最终，石辟澜、郭长豪二人被押到了一座山岗上，面对熊存绪的枪口，他们凛然不惧，高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英勇就义。
牺牲时，石辟澜年仅36岁。
丈夫牺牲后，邓戈明很快便强逼着自己从痛苦中走了出来，擦干眼泪后，她投入到了紧张的土地改革中来，因为领导土改、支援前线有功，她升任为南乐县宣传部长。
1948年东，邓戈明被调到中央妇女委员会，参与全国妇联的筹建，还曾担任华南分局妇委秘书长一职。
新中国成立后，邓戈明回到了广州，担任广州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1950年6月，又升任广西省省委妇委书记一职。
多年来，邓戈明一直忙着工作，对于再婚的事情，她没有再考虑过，只想着好好把女儿余小清抚养成人。
谁料，在小清六七岁时，竟然对“父亲”产生了兴趣，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丈夫离世后，邓戈明在世上，就剩下小清和当年遗留在梅县那个儿子了。
虽当时有约定，但作为母亲，邓戈明怎么能不想念自己的儿子呢？碍于约定，她解放后一直未曾寻子，这次梦见满身是血的丈夫，她终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把儿子接回来。
于是，邓戈明去了趟梅县，当她再次走进张家，儿子已经长大，张家夫妇给他取名张鸿兴。
当时，张鸿兴的养父已经离世，只剩养母廖氏跟张鸿兴相依为命。
廖氏对张鸿兴很好，母子二人感情极深，对于帮自己抚育了十多年儿子的廖氏，邓戈明是感激至极，不忍拆散他们，邓戈明便将廖氏和张鸿兴，一同接到了身边。
从此之后，张鸿兴和余小清，有了两个妈妈，一个姓邓，一个姓廖，而邓戈明和廖氏，也都“儿女双全”，一家四口生活在一起，很是开心。
唯一遗憾的是，两个孩子没有“爸爸”
1956年，邓戈明被调到北京，她又把廖氏和一双儿女也带到北京一起生活。
这样奇特的家庭，曾引起著名作家秦牧的注意，还特意为此写了一篇名叫《北京一户多姓人家的故事》的短文，轰动一时。
除了照顾儿子的养母，在石辟澜牺牲后，邓戈明还在解放后，一直以丈夫的名义，给婆婆寄钱，直到1961年，75岁的婆婆离开人世。
直到去世，邓戈明的婆婆都不知道，自己那个聪慧的儿子，已经离开人世。
上世纪80年代，邓戈明患上了肠癌，于1987年离开人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