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米宅港研所
近些年，香港电影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系列作品，叫做“反贪风暴”。
铁打的古天乐，流水的大贪官。
2014年第一部问世，后来陆续又拍了4部，可以说是最近十年香港电影的一个大IP。
尽管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这个系列有一部算一部，都是烂片中的战斗机。
但是从文宣的角度看，很成功——
不管你去没去过香港，但是廉政公署四个大字如雷贯耳。
香港政府，一向被誉为全球最廉洁的行政机关之一。
但是这个说法，也不够严谨。
香港官场的清朗风气，并不是什么优良的传统沿袭，不存在“一向”之说。
细算下来，“廉洁”这顶帽子，也就是最近二三十年才戴到头上的。
TVB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题材，“五亿探长雷洛”，其对应的原型人物就是叱咤60年代的巨贪探长吕乐。
一个小小的警长，靠着收保护费，黑白通吃就能搞到几亿的家产。
当年香港的GDP才有多少？
正是因为这种恶劣到离谱的官场乱象，才逼迫着当时的港督麦理浩成立了廉政公署。
刚成立的几年，廉署的工作人员工作举步维艰、阻力重重，警队方面给的压力很大，雷洛时代的警察手里多多少少都不太干净，官官相护的情况也很严重。
最后港督不得不颁下特赦令，不再追究大部分在1977年以前的贪污案，廉署才算站稳脚跟。
廉政公署对香港的贡献，并不单单在于很好地行使了监督职责。
更大的意义在于，围绕着“廉洁”二字而搭建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因为纯靠人管，是管不过来的，廉署的编制就那么点，只有建立完善自洽的制度，才能更好的节约人力，提升效率。
跟电影里的情节不太一样，现如今廉署的工作远没有银幕上展现的那么惊心动魄，大多数都是简单直接的公事公办。
因为在“公务员财产申报体系下”，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的资产基本上就是公开透明的状态。
每年申报一次，每次除了政府公告，还有大量媒体跟进。
这种情况下，隐瞒的意义真的不大。
就比如去年七月份，香港现届政府就进行了一次财产申报：
22位高级官员，包括1名行政长官，3名司长，3名副司长，15名局长，所有大佬的个人房产情况全曝光。
他们及家庭成员名下总共拥有39套物业，其中有32套位于香港，4套位于内地，2套位于新加坡，1套位于澳大利亚。
22位官员，39套房产，人均也就不到两套，真的还可以了。
其中，房产最多的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家庭名下总共拥有7套房产，其中4套位于香港，1套位于内地杭州、1套位于新加坡、1套位于澳大利亚。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他俩各自拥有4套房产。
特首李家超名下只有一套位于油尖旺的自住房。
甚至还有四位局长，名下一套房产都没有。
即便是纵向比较，这届港府也是最“穷”的存在。
在人人都主动申报财产的情况下，廉政公署的工作人员恐怕每天都要闲出屁来了。
喝茶看报，绩效满分。
现在ICAC的工作简直不要太好做啊。
但是话说回来，香港社会评判一位官员的标准，并不是越穷越好。
香港信奉“高薪养廉”，在香港做公务员，不抽不赌的，想穷也确实难。
往前看，历任高层里，家财万贯的大佬也不在少数：
比如梁振英，根据2014年的申报资料，他和家人名下拥有7套房产，其中3套在香港，2套在新加坡，2套在英国。
3套香港房产，都是豪宅，其中两套位于港岛山顶裕熙园，套价超2亿。
再比如，董建华，船王二代目，妻子经商有道，在旧金山和纽约都有价格不菲的高级公寓。
香港对于“官员有钱”这件事儿，容忍度是很高的，也没有那么多严苛的道德束缚以及变态阴谋论。
香港在乎的是，官员是否有利用职权大肆揽财的行为。
如果你的财产来源光明正大，那么你买下半个港岛都没有问题。
举个例子，现任立法会议员兼乡议局主席刘业强，名下拥有20处房产，另外还在新界拥有456块土地，在内地拥有2块工厂用地。
资产申报直接填了三张附页。
这种行为，没有人去指摘什么，大家都觉得稀松平常。
可能，这就是金融城市的固有特色吧。
不盲目仇富，只恨公权私用。
想想也确实是这样，在香港搞钱确实容易，得益于超高的金融自由度，香港的钱可以参与全球大部分的金融活动。
美股行情好，那就去炒美股；期货行情好，那就去玩期货——只要你有香港账户，那你就可以去追逐任何赚钱的项目。
坦白来说，在香港赚钱，不难。
难的是，随时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依靠手中特权去巧取豪夺。
廉政公署和民众，更在意的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