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调查活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深入开展社会调查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了解，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分析中国社会现象，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认清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抗战时期的社会调查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国内危局的路径选择，凝聚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党中央根据社会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形成了社会调查与政策制定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确保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社会发展方针、政策的科学性。
号召全党开展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是克服党内教条主义的有力武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实践环节。毛泽东于1938年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
为彻底清除党内存在的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将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倾向，1941年3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同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指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这个报告不仅是对延安整风的深入动员，也是向全党发起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的号召。
为社会调查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和认识方法。党的调查研究思想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调查研究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毛泽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阶级等状况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写出诸多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调查报告和论著。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先后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反对党八股》等理论文章，尤其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抗战时期广泛开展社会调查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阐释认识和实践、理论和实际的辩证关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294页），而调查研究恰好是架起实践与认识、理论与实际的桥梁，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形成党的思想路线的前提。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对主观主义，这就从哲学高度赋予调查研究理论权威，为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调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阐释了事物矛盾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强调在事物矛盾普遍性基础上对矛盾特殊性进行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311页）。调查研究就是在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上把握事物矛盾特殊性的最好方法。《矛盾论》为在社会调查实践中处理好矛盾二重性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调查研究哲学意义，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社会调查提供了理论指导。
广泛开展调查研究
为对随之而来的社会调查提供组织保障，党中央发布文件，设立专门机构，把社会调查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自担任局长，并兼政治研究室主任。政治研究室成立伊始，从各处遴选工作人员40余人，足见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重要的党内文件。
《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列举了社会调查研究的七种方法，并号召：“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规定：“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调查局担负收集材料之责……在延安设第四分局，担负收集西北各省材料……各局委之调查研究室……拨给必要经费，给予各种便利，以达系统的周密的调查与研究一切必要情况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78页）
各抗日根据地接到两个文件后，纷纷成立调查研究室、组织调查团，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形成了全党范围的社会调查热潮，从而有力配合了整风运动。在延安的西北局、中央青委、中央妇委、留守兵团等也都派出考察团深入基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社会调查，其中尤以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持续调查时间最长、成果最丰富。
社会调查取得显著成效
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各抗日根据地纷纷组成调查团，深入农村，开展社会调查。这些调查团体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有针对性的社会调查，形成系列调查报告，提出对策建议，成为党中央制定相关方针政策的可靠依据。
陈云社会调查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巩固。陈云于1939年4月在延安主持召开村党支部书记座谈会，形成了《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经典文献。党中央据此确立了各抗日根据地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
李卓然社会调查与党的经济发展方针的确立。1941年9月，李卓然率领农村调查团赴陕西固临县开展为期2个月的农村调查，写成《固临调查》经典文献，为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发展方针的确立提供了重要依据。
贾拓夫社会调查与党的民族政策的确立。1942年，贾拓夫主持开展对回族和蒙古族问题的社会调查，弄清了蒙回民族生产、生活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党中央据此制定了少数民族在当家作主、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及抗日武装壮大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妇女生产生活调查及党的妇女政策制定。1941年9月，中央妇委联合中共西北局组成调查团，开展为期3个多月的妇女生产生活调查，形成了《沙滩萍调查》等妇女生产生活调查报告。党中央据此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于1943年2月26日颁布实施。
总之，全面抗战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实施了一系列社会调查，成为党中央制定方针、政策的科学依据，是党中央决策的实践基础，也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有力武器。在社会调查中，许多干部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懂得了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的主要方法，广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增强了全党克服主观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确保了党的相关方针政策的科学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调查未刊资料整理与研究”（23BDJ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