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1年，约翰·拉贝成为了纳粹党南京分部的负责人，这标志着他从北京到南京的转移，开启了与这座城市深刻缘分的篇章。拉贝在北京的岁月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体验，他曾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下了老北京的风情和生活点滴。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的局势迅速恶化。1937年，日军逼近南京，拉贝及其他外籍人士面临撤离的命令。然而，在送走家人之后，拉贝决定留下，他深知作为纳粹党员的身份对日军可能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
拉贝迅速行动，召集所有愿意留下的外国人，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共同商议如何保护南京的平民。他们将办公区域和居住区改造成了一个临时的安全区。拉贝利用自己的纳粹党旗作为护身符，试图在战火中为无辜的平民争取一线生机。
在南京的那几周里，拉贝几乎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他不顾个人安全，挥舞着纳粹旗帜，穿梭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将每一个遇见的中国平民都引导至安全区。与此同时，日本军人似乎将这视为一种残酷的游戏，他们经常躲在一旁，等待拉贝带领平民到来时展开攻击，以此满足他们扭曲的心理。
拉贝与一个日本军官的对峙尤为紧张。某一天，当拉贝再次挥舞旗帜试图保护一群妇女儿童时，一位日军上尉阻挡了他的道路。拉贝直视对方的眼睛，严肃质问：“你们真的要违背日德同盟吗？看看我手中的旗帜！”那位上尉犹豫了一刻，最终命令手下放行，这一幕加深了拉贝对自己行动的坚定信念。
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的日记成为了记录这段历史的重要证据。他详细记述了每一天的事件，以及他和其他外籍人士如何努力保护尽可能多的生命。这些文字后来成为了控诉战争罪行的重要资料，也让拉贝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约翰·拉贝，在战火纷飞的南京，以其纳粹党员的身份，成了城市中一个特殊的保护者。他的胆识和果断，成了他的护身符，也是他能够在那段黑暗时期挺立不倒的支柱。
拉贝的安全区成了南京的一片净土。尽管如此，日本军人仍不断找茬，试图冲破安全区的防线。但拉贝总是站在前线，手持他的纳粹旗帜，阻挡他们的进攻。据后来统计，拉贝保护了超过25万名中国平民，这些人都挤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空间内生活。
战争结束后，拉贝的日记成了记录这段历史的珍贵资料。没有这份日记，世界可能永远无法完全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拉贝的记录成了否定南京悲剧是虚构的有力反驳。
战后，拉贝返回德国，尝试向希特勒报告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并劝说他重新考虑与日本的同盟。但希特勒对拉贝的见解不予采纳，坚持认为日本是德国重要的战略伙伴。拉贝的反对声音，未能改变纳粹高层的决策。
失望之下，拉贝决定退出纳粹党，但他的申请连续被拒。他开始在公众场合讲述自己在南京的经历，试图揭露日本军人的暴行。这一行动立刻引起了希特勒的愤怒，导致拉贝成了纳粹的眼中钉。
为了自己的安全，拉贝不得不开始逃亡生涯。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继续向外界宣传南京的真相，尽管身处流亡，他依然坚持为那段历史的见证发声。
1945年，随着二战的结束，德国遭受了盟军的严厉清算，而约翰·拉贝作为纳粹党的一员，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审判。然而，美国主审的法官并未了解拉贝在南京的英雄行为，误将他视为纳粹的罪人，准备对他施以严厉的惩处。
在这危机时刻，中国政府得知了拉贝的处境，立刻派出代表前往美国，详细说明了拉贝在南京保护平民的功绩。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及时介入，美国方面终于意识到拉贝的行为与普通纳粹分子截然不同，因此撤销了对他的指控，允许他返回德国。
回到战后经济凋敝的德国，拉贝发现自己失去了昔日的工作，只能靠做些零工维持生活。战争使得德国经济陷入低谷，拉贝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就在这时，几位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得知了拉贝的困境，他们通过联系传回中国，引起了南京市民的关注。
得知拉贝的困难后，南京市民自发捐款，汇集了一亿元国民政府金圆券，经政府兑换后，相当于2000美元，此外还包括了必需的生活物资，以此来回报拉贝昔日的恩情。这笔资金和物资极大地缓解了拉贝家庭的生活压力，使得他的晚年至少不再为生计发愁。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与善良的人开玩笑，1950年，拉贝因中风去世，享年68岁。最初，他被安葬在德国，但在1997年，由于墓地续期问题，他的遗体被迁移到了南京，这座他曾竭力保护的城市。
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拉贝的孙子托马斯和其家庭遭受了疫情的严重打击。作为一名前线医生，托马斯不幸感染，面对病毒，整个家庭陷入了绝望。在无助之时，托马斯想到了祖国中国，希望能够得到援助。
中国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行动，派遣了大量抗疫物资支援托马斯家庭，包括3万只口罩、620瓶药物和200套防护服，这些物资第二天就送达了托马斯的家门。南京市民也未曾忘记拉贝家族的贡献，纷纷自发捐赠，体现了深厚的人情和历史的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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