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以爱情为主旨的艺术名典,在爱情的主线下有着截然不同的隐线。无论是从《长生殿》的“钗合情缘”还是“臣忠子孝”所具有得爱情与君臣之情,或是《桃花扇》里“候李之情”亦或是对人生感悟的“回归本源”之情都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而作为两部剧作的爱情与政治、人文情怀与女性地位以及这三条都是值得分析借鉴的地方。
一、爱情与政治
在爱情剧中从来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作为两部爱情剧的璀璨巨星《长生殿》和《桃花扇》自然而然就站在了人人争唱的制高点。两部剧都是爱情名典,但是两部剧都巧妙地将政治融为一体,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的政治爱情之间的选择,三国曹植的《七哀》里就有这么一句“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本来爱情是不应该与政治挂钩，但是，在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爱情是感性，而感性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相反，政治是理性，而理性是责任和义务，所以政治和爱情或多或少会相互牵绊相互驱使。
就如洪升的《长生殿》则是基于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悲剧之上。唐明皇本身就是最高统治者,他的出身本就是一个政治产物,而杨玉环和唐明皇不论从身份地位还是道德上都是有冲突的。但是唐明皇还是爱了,唐明皇将作为最高政治统治者所拥有的一切权利都表现在对王玉环肆无忌惮的宠爱之上。那么这就有问题了,唐明皇这一特殊的身份也有其无法克服的缺陷,不理智的爱情可能影响着这个统治者的决策。就如杨玉环与梅妃的争宠,唐明皇不惜任由马蹄践踏庄稼也要让杨玉环吃到的荔枝,这些爱情的表现小则祸乱后宫,大则就如安史八年之乱则可能影响江山社稷。
那么这样特殊环境下的爱情就会打乱原有的秩序,而作为“臣忠子孝”的直接受益者唐明皇,显然为了爱情玩得有些大。虽然真爱无罪,但是确是不负责任的爱。直至后来有了“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一天人永隔的悲剧。《桃花扇》里作者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结合，则是一开始就写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他写到李香君对政治的敏感，看出了阮大铖助妆的阴谋，所以才有了她却奁的壮举，使得阮大铖的阴谋落空，因而怀恨在心，作者巧妙地与南明弘光王朝的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使爱情直接和政治斗争相连，所谓“桃花扇底系南朝”。
一幅幅现实主义的图画，概括地展现了弘光王朝兴亡的过程，揭示了这个腐败的小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桃花扇》里虽是妓女之爱但却是大爱。正如,后来在香君弥留之际，她挣扎着让卞玉京为自己剪下一绺青丝，小心翼翼地用红绫包好，再把它绑在比生命还珍贵的桃花扇上，然后交给卞玉京，请她转交给侯方域，并留下遗言说：“公子当为大明守节，勿事异族，妾于九泉之下铭记公子厚爱。”可见,李香君的爱情也可以是家国之情。反观,《长生殿》里的李隆基身为国家大统,处在权力中心的最高地位的李隆基,却是小爱缠绵,大爱难顾。
二、人文情怀
常有“庄周梦蝶”之说。却不知道是蝴蝶梦见庄周,还是庄周梦见蝴蝶。每一个著作里都有著作者的身影,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蝴蝶”。
谈到人文情怀就不得不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在幼年孔尚任心中留下了清兵杀戮山东的阴影,继而孔尚任的父亲和族兄所讲的血染诗扇的故事也唤起了他的民族情感,再加上各地如火如荼的反清斗争、任职淮海期间的所见所闻滋长了他的反清情绪。他在官场多年的困顿和冷遇，以及他对朝廷的失望，于是，在对明清认识的天平上，则向明亡的感叹做了更多的倾斜，正因为《桃花扇》表现了强烈的遗民情绪，传达了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展现出极大的伤感情怀，遂使其成为明清易代后出现的较早于新中国解放后,十年文革动荡后卢新华的“伤痕文学”的始祖。当时的儒家思想“仁政”、“爱民”、“夷夏之防”促使他反清,但作为清朝臣子,他就必须忠于清帝,又不能反清,这一矛盾一度使他的人格处于分裂状态。
孔尚任不满“现实自我”,在长期无处发泄自己的纠结思想后,终于在《桃花扇》中,他分裂的人格合一,为自己的异端思想找到一张“温床”。他笔下悲剧的结局不得不说是作者的儒学思想的幻灭,不知道是不是他意识到儒学思想终究救不了当时的社会。但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笔下众多的形象,却有着不同的性格与人格。作者庖丁解牛的熟练技法得到了国学大师王国维“元人杂剧,辞藻美矣,然不知描写人物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的称赞。
《长生殿》作者洪升笔下的李杨二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皇上和妃子,而是伉俪情深的夫妻,情深到可以以“四郎”和“环环”相称,着实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分别。作者大悖“程朱理学”,反其道而行之,倡人欲,存天理。让两个人的形象有些有肉。而作者在《长生殿》对于李隆基和杨玉环的婚姻也打破了传统男人三妻四妾的模式,将二人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观念加以弘扬。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
在《桃花扇》和《长生殿》这两种人文关怀下,一个是片中与政治的爱情悲剧,一个是作为主动政治者因为政治的爱情悲剧。同是爱情悲剧,但作者所关注的对象不同。才使我们看到这两部爱情巨典中的不同。
三、女性地位
《长生殿》里的女性是杨贵妃,而《桃花扇》的女性是秦淮歌妓李香君。而这无论从身份地位都不能做比较,但是作为女性,他们对爱情真挚,真性情却是一致的。
自古就有“男女”“凤凰”一说,可见男尊女卑思想在我国存在的时间是相当长的。而在洪升的笔下,无论唐明皇再怎么地位卓越,杨贵妃在如何身为侍妾。但“李杨”却是平等的。在程朱理学对于人性的扼杀之下,妇女地位逐渐被三从四德,七诫所束缚之下。洪升另辟蹊径,在世俗的婚姻下找到了平等的法子。在婚姻里,再高的统治者也只是妻子的丈夫。洪升的这一举动极其的维护发展了“性灵说③”。由于女子地位的长期无视,在“性灵说”的思想下,解放思想,重新认识自我,勇于追求。寻求另外一种突破。而这种女性思想的解放,也是洪升在《长生殿》里意图的效果。
如果说《长生殿》作者巧妙地在“李杨”二人婚姻里提高了女性的地位,那么在《桃花扇》里的女性地位就是通过妓女李香君与各方名士的交往中提升了地位。细数古代但凡有些学识有独到见解的也正是这些不拘一格的风尘女子,如长安鱼玄机,又如薛涛哪一个不是惊才艳艳。
也正是有了她们,才推动女性在艰难的追求个性解放之路上的进步。而在《桃花扇》里的李香君,虽身为妓女,但她却拥有高洁的品格。在《却奁》中才有了她令侯方域追问杨龙有之事。李香君知恩图报的性格正是“青楼皆为义气妓,英雄尽为屠狗辈”的真实写照。从作者对李香君的描写中不难看出作者已经完全认同了“英雄不论性别”的新思想。为李香君正名,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升了女性的地位。相比较而言,孔尚任要以妓女形象的提升带动整个女性思潮的解放,显然要比洪升的社会阻力大得多。
《长生殿》和《桃花扇》的作者“南洪北孔”。本来就是清代传奇乃至中国戏曲史上的双子星座,他们的作品皆有其各自优势和不足之处。本篇文章只作一点历史的回顾,在日后一定会有新的见解和观念不断填充,使它们真正成为我们心中的那个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