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表面的海洋覆盖了百分之七十的面积,而陆地就如同海洋上的一艘艘船只,承载着人类和动物的生活。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同处于这艘巨船之上,共同维系着它的航行。

在这艘船上,并非所有人都在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有些人出于私利,甚至会毁坏船上的部件。这种现象令人扼腕叹息。

诺贝尔奖自问世以来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奖项之一,许多人梦寐以求能获得这一荣誉。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人才辈出的国家,然而真正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却寥寥无几。直到最近,仅有两位华人登上了这一高峰,他们分别是屠呦呦和莫言。其中,莫言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成为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文学被认为是人类智慧和灵魂的结晶,通过文字记录历史、传递情感,并警示着世人。这种人文关怀与情感表达,在莫言的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不仅让读者深刻思考人生,也让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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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获奖后曾受邀出席东亚文学论坛并发表演讲。他曾说过:“如果这艘社会的船沉了,富人又能比穷人逃得更远吗?”这番言论引发了人们的思考。莫言的演讲是否在提醒我们珍惜当下?是否在呼吁更多的人团结合作,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中国科学界一直渴望获得诺贝尔奖,但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干涉下,获奖前景看似渺茫。在文学领域却存在一些例外。西方社会对文学的认可度较高,尤其看重那些包含深刻思考的作品。这种思考往往不局限于对真善美的探索,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莫言才被选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这一消息在国际上公布时,中国人民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认为中国离诺贝尔奖又近了一步。

事实上,只要认真阅读过莫言的作品,就会发现他对社会有着深刻的思考,尤其是对社会现实持批判态度。他所处的中国社会,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莫言于1955年出生在山东省的高密县。他出生后不久,中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即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这段历史很少在书本中见到。

从老一辈人的口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时的艰难。主食不足,农副产品更是奢望,甚至有人因此饿死。

莫言在这样极其艰难的时期存活了下来,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对社会背后的罪恶有着深刻理解,这种理解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

在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莫言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这十年的动荡中,莫言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助父母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尽管回到家中,莫言没有放弃对文化的学习。在21岁时,他应征入伍,成为解放军的一名战士。

莫言一直坚持文化学习,文笔较好,这为他在军队中获得了一份有利的工作,他成为了图书管理员。在这个职位上,莫言有机会接触大量的书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每一本书。

莫言不仅仅是说而已,他也实践着。他开始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经常写作并投稿杂志社。遗憾的是,当时几乎没有杂志社愿意发表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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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品无法发表,莫言却始终保持着阅读和写作的习惯,这让他心中感到满足。

直到1981年,莫言的小说《春雨夜绵绵》在河北的一家报刊上发表,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知道自己的作品终于得到了认可。

莫言在部队中取得了副师级的成功,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自满。相反,他决定放弃军队生涯,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希望在文学领域有所建树。

在艺术学院里,莫言得到了许多老师的悉心指导,他的文学作品也日益精进。《红高粱》一经问世,便受到广泛赞誉,成为其代表作之一。后来,他以《丰乳肥臀》荣获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作品虽然充满荒诞,却蕴含着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和批判,读者从中能够获得不同的启示。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受邀参加东亚文学论坛并发表演讲,他与与会者探讨了人类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可能带来的危害。莫言还首次提出了“社会崩溃所有人都将在劫难逃”的论断,虽然这不是新颖的观点,但由诺贝尔奖得主提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种观点最浅显的理解是,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追求财富可能导致人们迷失自我,甚至违法破坏环境。早在古代,中国儒家学者朱熹和外国思想家如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了财富追求对人类的巨大影响。

认识问题只是第一步,解决问题才是关键。莫言没有给出答案,而古代先贤们提出的答案也往往难以实现。

考虑到莫言的人生经历,他的这种思想可能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社会崩溃导致无数无辜者被送上断头台。在那个时候,社会秩序崩溃,人人自危,断头台每天夺去许多人的生命,这种混乱状态似乎永无止境,最终革命者们也被送上断头台。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穷人、富人、政治家、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因此,社会一旦崩溃,所有人都难以幸免。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他增添了巨大的荣耀,然而考虑到诺贝尔奖的政治立场,一些人认为莫言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伟大。莫言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苦难,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思考和批判,并进行了反思。

一些人认为,现代中国需要的不是莫言式的思考。在颜色革命和苏联解体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对中国仍持敌视态度。尤其在当前社会不稳定的时期,更需要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排除一切不利于国家和平稳定发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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