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与大选相冲突的时候，现任总统通常难以从中获利。历任美国总统包括乔·拜登（Joe Biden）在内，都曾面临类似的困境，例如俄乌战争这一由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从阿富汗撤军这一两党政策的结果。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还需要应对以色列对加沙的报复行动和伊朗的影响等问题，这些都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复杂场景。
考虑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及其与竞选期间的争议性，拜登的外交政策自然成为了公众与媒体严格审查的焦点。
关于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如何影响选民在11月大选中的投票决策，观点各异。许多分析家认为，从阿富汗撤军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可能会对选举造成一定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可能是间接的。阿富汗的撤军被一些评论家称为“失败”，虽然其对选举的直接影响可能有限，但其象征意义重大，可能会影响到拜登政府的整体外交政策评价。
然而，拜登政府目前面临的其他全球危机，特别是对加沙的反应，可能会更直接地影响选民的选择。外交政策的每一次重大决策都可能转变为选举议题，影响着选民对政府的总体评价。
选民的意向难以预测，特别是在距离选举还有数月之际。但通过分析历史上国际问题如何影响选民的选择，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比如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以及这些视角如何影响他们的投票决策。
今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定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这个地点的选择与1968年相同，那一年的大会也是在芝加哥举行的，并且同样处于外交政策和国内危机的交汇点。1968年，民权运动的反弹、越南战争的激化以及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的刺杀，这些事件都极大地影响了当年的选举氛围。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呼应，可能会给今年的大选带来特别的意义和挑战。
马丁·路德·金（左）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民主党于1968年在危机中召开会议。Edward Kitch/AP/AAP
反战抗议者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感到震惊，他们在芝加哥召开会议，希望影响提名过程的结果。这场大会陷入了混乱和暴力之中，其中大部分暴力行为是由警方发起，导致650名抗议者被逮捕。
在那次会议上，民主党的提名人、时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最终败给了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尽管美国在中东所扮演的角色历史和背景与越南战争大相径庭，但国内的政治反应却显示出重要的相似之处。
今天，民主党内部也因对加沙的反应而分裂，这与越南时期类似。在今年2月的密歇根州初选中，超过10万名民主党人投下了“未承诺”票，作为一种协调行动，向拜登政府发出信号，要求其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暴行。在2020年的选举中，拜登以略高于15万票的优势赢得了密歇根州。
抗议者对民主党竞选活动的持续干扰很可能会持续至8月份的大会。异议对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媒体的报道角度可能不会突出这一点。党内的这种分裂很可能会被媒体负面报道，这种报道风格将持续影响人们对拜登领导力的强度和耐力的看法。
伊朗在过去的美国大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鉴于最近的事件，伊朗很可能在未来的政治局势中再次扮演重要角色。
公众普遍认为，1979年的伊朗革命（Iranian Revolution）及其后的伊朗人质危机（Iran Hostage Crisis）是现任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美国现代史上面临的最严重的失败。在1980年大选前的一年中，激进的学生群体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劫持了50多名美国人作为人质，这场危机持续了超过一年，美国官员显得束手无策。一次失败的军事营救行动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革命本身和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进一步削弱了卡特的权威，使他在政治上名誉扫地。
罗纳德·里根，作为共和党的挑战者，成功地利用了卡特的弱点，并以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为竞选口号。与1968年的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一样，吉米·卡特以压倒性的劣势落败。在里根就职典礼的当天，那些长期被扣作人质的美国公民得以获释，这个时间点被广泛认为并非巧合。
许多传统评论关于卡特政府明显的软弱有所忽视，在营救行动失败后，卡特与伊朗持续了漫长且充满争议的谈判，直到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正是这些谈判最终铺平了人质释放的道路。关于里根竞选团队可能在这一危机解决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充满重大疑问。
在评估选举结果的时候，公众如何看待和构建这些外交政策危机的“神话”显得尤为重要。卡特的遗产，特别是围绕他的软弱性的普遍看法，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大幅的历史重评。然而，卡特在美国“萎靡不振”时期扮演的角色，以及里根在塑造力量和活力形象方面的能力，深刻影响了卡特的选举失利。这次失利不仅重塑了美国在全球的角色，也影响了全球的历史进程。
里根的成功与卡特的失败之间的对比，提醒我们在政治领导中力量与决断的重要性。就如同里根的前任卡特一样，拜登也承诺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的四年混乱后恢复美国作为世界正义力量的角色。拜登向美国人保证，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灯塔”地位是可以被重新点燃的，这一承诺旨在恢复国内外对美国政策的信心和支持。
拜登面临的风险是，他没有预料到自己的外交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破坏这一呼吁以及他个人的号召力。
民意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立即在加沙停火。拜登在政治上没有能力，他本人也不愿意拉开美国与以色列的距离，而且他的政府一直拒绝对军事援助附加条件，这一切正在瓦解使他上台的松散投票联盟。他要想赢得连任，就必须维持这一联盟，并让选民参加投票。
更广泛地说，拜登对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儿童）的苦难缺乏同情心的看法，有可能对他精心塑造的富有同情心、慷慨大方的个人形象造成灾难性的破坏。这一形象是他在2020年吸引选民的核心。
综合来看，这意味着现任总统面临着一种钳形攻势。
一方面，拜登似乎正在主持一场美国道德领导力的危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他承诺维护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美国盟友的适用并不均衡。
另一方面，拜登的对手特朗普则试图利用人们对其软弱和易受伤害的看法，塑造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毫不妥协的强势形象。这一形象迎合了里根式的构想，即美国必须恢复其无可匹敌的全球主导地位。
拜登政府从一个外交政策危机蹒跚走向另一个外交政策危机的感觉只会强化这种说法。还有人担心，拜登的外交政策团队似乎只关注"赢"和"输"，而不是理解和解决最初造成这些危机的潜在结构性因素。
无论公平与否，累积的结果，再加上对国内经济看法的转变等其他问题，导致总统的个人支持率非常低。
糟糕的看法是相互强化的。而当目前的民调显示候选人之间的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时，人们的看法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作者简介：艾玛·肖蒂斯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全球、城市和社会研究学院兼职高级研究员
文章信源：The Conversation（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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