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王璐
北京协和医院
人物小传
鲍秀兰，1933年7月出生于上海市。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并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任住院医师，1962年调至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历任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市儿科学会委员。对儿科常见病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新生儿行为神经测查、早期教育、小儿甲状腺疾病、垂体侏儒和其他原因引起的儿童矮小症以及小儿癫痫和脑瘫的诊治。发表文章90余篇，其中多篇获《中华儿科杂志》和中华儿科学会优秀论文奖。与内分泌科共同探索应用人重组生长激素治疗垂体侏儒症取得显著疗效，获国家和卫生部科技进步奖；“0-3岁早期教育和窒息儿、早产儿早期干预”的研究证明，早期教育能促进正常儿的智力发育，有效预防和治疗因围产期窒息或早产所致的智力低下，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国家养大，无悔入儿科
王璐（以下简称“王”）：鲍老师，请简单介绍下您自己。
鲍秀兰（以下简称“鲍”）：我叫鲍秀兰，阴历1933年5月24日出生，因为嫌生日总变，我就改到7月1日党的生日了。我生在上海浦东唐桥镇，我父亲是种地的，妈妈是家庭妇女，我妈妈生了12个孩子，我是第12个，后来活了8个，我有5个姐姐、2个哥哥，我大哥的女儿只比我小7岁。
我小时候跟羊一般高的时候就给它喂草，跟棉花杆差不多高的时候就在地里摘棉花了，后来我还做过一年绣花童工，一个月8毛钱，那时候是比较艰苦的。
我的姐姐们都没念书，我哥哥也是自学的，我大哥是做建筑师的，他在一个单位看图纸学会了建筑，我小哥是自学到大学程度后做了工程师。从小我哥哥教我认字，第一个字写的是“我”，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从小喜欢念书，觉得学习挺有意思的，经常自己拿一个椅子当书桌，下面坐一个小凳，在那写写画画。后来上小学我基本都考第一名，所以上学都免费，学习对我来说不困难。
我六年级时日本人打来了，当时距离我们家东边大概100米的地方被一个炸弹炸出个大坑，还好没炸到我们的房子，有很多日本人在桥头站岗。这些人到家里就问“有没有姑娘”，所以年轻的姑娘都得藏起来，我姐姐藏在我们家阁楼里，外面弄些破东西盖上，就好像里面没人似的。后来我们待不下去了，我哥哥抱着我带着我们全家跑到浦西法租界，借了一个六七十平方米的房子逃难。我记得我们床是两层的，桌底、床底都睡满了我们家里人。那时候挺恐怖的。
青年时期的鲍秀兰
王：后来大概是什么时候有所缓解？
鲍：后来我初中的时候是在京沪中学上的，高二时建筑师哥哥要去北京工作一段，我就跟着他到北京进了女一中，后来我哥哥要回去了，我不愿意回去，就晚上睡大礼堂，白天把铺盖卷起来，在我同学家吃饭，后来就这样考上大学了。因为家里没法供我上学，我考上了一等助学金，学费、吃住都免费，就靠我哥哥给我的一些零花钱买零用的东西，就这样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了。之后，我被分配到儿科研究所。所以说我是国家养大的。
北医读书时期的鲍秀兰
王：您是怎么选择了儿科这个方向的？
鲍：我很喜欢小孩儿，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就想做一个产科医生，想看我一辈子能接多少小孩出来。但是我的手比较小，我觉得产科医生手要刚强，不然拿钢剪什么的可能不太方便，后来我选择了儿科。
毕业以后我在儿童医院实习一年，做住院医，白班夜班倒，做临床和科研。当时闹病毒性肺炎，我们在儿童医院有一个四病房专门收这类病人，我就在那儿守着这些孩子们，有时候一天要死好几个孩子，心里头很难过。一年以后我就又去了儿研所。
王：后来您是怎么来的协和，当时的协和儿科与儿研所的区别在哪里？
鲍：因为当时协和医院的儿科大夫很多都到儿研所参与筹建工作了，周华康是当时的主任，在他查房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1962年，协和医院儿科恢复后，我就到协和来了。那个时候协和没有儿科病房，就在东单三条借了一个病房，我们在那里工作。除了开会要到院区，一般都在那儿，后来八楼地窨子给了儿科，我们就回来了。我很钦佩周华康主任，还有籍孝诚主任，他们说什么我都听。
至于两边的区别，因为之前儿研所是借用的儿童医院的病房，当时儿童医院是新建的大医院，设备很齐全。协和借用的三条儿童医院是一个区级医院，房子结构什么的肯定不像儿童医院那么大，但是业务上没有什么差别。
鲍秀兰在医院儿科病房
响应号召，下乡当村医
王：您来协和没多久就下乡了，当时的经历是什么样的？
鲍：当时因为中央的“六二六指示”，让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我积极响应号召，先后在广东、北京平谷和十三陵还有山东各待了一年。
下乡是要求知识分子改造思想，要跟工农结合，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毛主席说的，我体会挺深的。那时我们会反复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毛主席说要为贫下中农服务、培养跟贫下中农的感情，共产党就是要为广大人民服务，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做医生为人民服务是最基本的，不能是高高在上的，所以当时我把户口都迁出来了，我就想我要下乡扎根到农村去，结果没被批准。
我们下乡要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农村缺医少药，连酒精都没有，所以我们挑担、挑大粪、堆肥、下地干活的同时，还得步行送医送药上门。我不觉得特别苦，因为贫下中农特别淳朴、善良，他们对我们特别好，我跟他们也都特别好。
60年代的鲍秀兰
王：下乡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
鲍：跟团中央到山东那年，我受了很深的教育。那个时候在山东农村连咸菜都吃不着，就是拿筷子在盐水里蘸一蘸。我要离开的时候，因为他们自己都是喝水缸里的凉水，但我喝不了生水，我们当时的房东特别淳朴，就舀了碗蒸锅里的开水给我喝，当时就特别感动。他们送了我好远好远，我当时就说不走了，结果没被批准。
在平谷的时候一个村都是我管的，那年痢疾流行，100多户几乎家家户户都痢疾。当时我每家每户送药，爬到炕上给他们检查和喂药，后来都治好了。我当时拿了一筐蒜天天吃，注意洗手防护，就没得。在平谷时，我看到一个小孩子特别重，都有点要捯气的意思了，我赶紧把他送回协和交给周华康教授抢救，后来就给救活了。
师恩难忘，勇闯WHO
王：周华康教授在您眼中是什么样的？
鲍：周华康教授特别正派，对病人细致周到、全心全意，教会我们好多东西，我觉得能跟着他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周华康教授从来都温文尔雅的，但也很严格，做事情特别认真，平常话不多，都是以身作则。我们都很尊重他。因为周华康教授以前是留美的，外语说得跟中文一样，很多重病的外宾基本上就离不开他了。他守病人一守就是一两天，有好多急性病的孩子，有他这么仔细地守着，过一段就好了，从来没有出现过事故。他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聪明、有办法、有责任心，所以我们大家都特别佩服他，他做什么我们都学着。
周华康教授是我的老师，对我很好，我特别想念他。以前我们都住在协和医院对面的一个院子里，那边房子特别紧张，我一个小大夫当时是住在地下室，他跟妇产科林巧稚教授住一个楼里。林巧稚大夫去世后，他房子比较大就弄出一间让我们一家子住了很长时间，后来我60岁有房子了才搬出来。所以除了工作以外我很多时间都在他那，那里好像就是我第二个家一样。
鲍秀兰（右）与周华康（中）在医院花园合影
王：林巧稚大夫在您眼中又是什么样的呢？
鲍：我们都住在一个院子里，所以我几乎天天都能看到她。我每次在路上看到林巧稚大夫，她都走得特别快。她挺和气，但也不随便跟人打招呼，头发梳个揪揪，特别精神。她家里有个电话是医院特意装的，什么时候打给她了，她就要过去，这就是老协和的规矩。林巧稚和周华康都是一叫就到，一切从病人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王：除了生活上的支持，周华康教授在工作中是怎么支持您的？
鲍：当时有个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奖学金大家都可以考，但是写作、口试可严了，人家都不敢考，可能怕考不上丢人，我不在乎考不上会怎么样。因为我初中学了两年英语，高中又学俄语，然后大学没有外语课，所以英语底子弱，但要出国就得通过考试，我就买了一个小录音机天天听、记。我们主任特别好，连续一个月的早上7点到8点就在办公室跟我练对话，我们住院大夫比如赵时敏她们，也一起拿着书朗读，都为出国努力。周主任爱人是英语老师，当时让我写了5篇英语作文，她给我改。WHO那边我前后是一共考了5次，愣考上了。
鲍秀兰与周华康的爱人（左）合影
王：考上WHO对您都有哪些影响，您在美国主要都做些什么？
鲍：考上WHO是我人生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是WHO派去的，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参观走访了好多地方，他们对我都特别重视，也很热情。我在那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年。
在那边我不是去做大夫的，主要是学习，我就每天在他们一个大NICU旁听、查房、学习。有次到东海岸参观学习了一个礼拜，就认识了特别有名的布雷泽尔顿(T.Berry Brazelton)，他对我挺好的，那时候住在他们家，车子接送，吃饭也是他们管了。他创建了新生儿行为评定，很难学，我当时就努力给学会了。我就在那边做，回来以后也做，但是我觉得四十多项太复杂了，平时门诊很难做那么多。
后来有一个法国的老师叫阿米尔-梯桑(Amiel-Tison)到中国来，籍孝诚大夫就让我做翻译，这样我就跟他做朋友。后来我又有个机会去日本，又在那儿见了他，然后就学会了他的方法。他主要是搞神经的，所以他是神经评估20项，行为的比较少。我就把他们两个行为、神经的优点搞到一块，自己构建了一个新生儿20项行为神经评分法。这个方法后来写进《实用儿科学》和《胎儿新生儿学》，被全国使用了。
鲍秀兰在全国（南片）新生儿体格及神经行为发育学术研讨会
访美归来，深耕脑损伤
王：您回来后还开展了新生儿脑损伤康复率这个研究，和新生儿20项行为神经评分法有关吗？
鲍：因为这个20项出来之后，就得做基础研究，我又通过优生优育协会组织全国的高危新生儿做了20项神经运动的敏感性、特异性、预测性等系统研究。当时就是把我要求筛查的对象和方法教给他们，把20项正常和不正常的水平定出个标准。遇到早产或脑损伤等先天问题的新生儿时，我们去做20项检查，来评估他的预后。如果通过测评通常就没问题，没通过可能就会有问题，就需要后天加强训练。就从小开始帮这些孩子们练习竖头、翻身、拿东西、坐、爬、站、走，有意识按照婴幼儿发育的规律让他在玩中训练，不用药。后来证实这种在养育当中游戏一样的手法，效果特别好，可以预防孩子智力低下，轻的脑瘫通过早期干预就不明显了，重的变轻了。后来也被写到儿科教科书了。
鲍秀兰在为大家培训
王：治疗脑损伤患儿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病例？
鲍：最近有个刚出生时看过我门诊的孩子家长找到我，说那时他孩子有脑外积水，他们抱着孩子到协和医院找我，说我当时把孩子放在诊室里大概不到一小时，等出来后就告诉他们“虽然脑CT显示有不少积水，孩子肌张力也确实高，但是结合孩子各方面反应的观察，不用继续给予药物治疗了，只需要配合物理的抚触按摩就能够逐步康复”。他说当时负担马上就减轻了，果然回家没多久孩子完全正常了。这个家长当时应该是拿了我一套指导家长在家给孩子运动的光盘就回家了，以后就没信息了。这次他到北京专门找到我说他孩子已经17岁上高中了，学习非常好，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知道了这孩子的近况我挺感动的。
还有一个孩子出生9天的时候，就被他父母抱着来找我了。这孩子生下来就发现有一个大脑主动脉栓塞，脑子里有一块很大的血肿。在门诊检查之后我就告诉孩子家长说不要紧，可以通过早期干预来代偿。我后来追踪这个病人到9岁，当时他基本已经正常了，只是一侧手活动稍微差一点，其他都很好。
过去我也不会看，我就慢慢开始学习、琢磨。因为我看到那些脑瘫的孩子很可怜，有一个大概2岁多的孩子，像棍儿似的被家长抱过来，已经没办法了。类似的案例很多，我们做了系列研究，结论就是脑损伤是可以代偿的，半个脑子也可以上大学。所以我就希望推广应用这个研究结果，减少智力低下脑瘫儿，因为生孩子出现损伤可能很难避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训练手段后天补上。
入局科普，为更多孩子
王：您后来是怎么开始做科普的？
鲍：我记得有一天门诊来了个2岁的孩子，长得挺好也没运动障碍，就是不会说话。我就问他妈，你跟他说话吗？他妈说他也不会说话我就不跟他说。相当于这孩子到2岁家长都不怎么跟他说话，这纯粹是家里造成的，这让我印象太深了。所以我觉得要做早期教育，要宣传推广，要让父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多跟孩子对话，你要说英语他慢慢就会英语了。
所以我要让大家都知道后天养育会引起孩子发育的差异。要从逗他玩开始进行语言和视觉的刺激，要进行辅助运动。如果整天抱着，这孩子就会爬得晚、坐得晚，当然也不是强求，是要按照孩子的成长规律去刺激。因为头一两年大脑发育得特别快，如果没有给孩子提供很丰富的环境，他的脑力潜能就没有被完全发挥出来。而对于有脑损伤的孩子，如果能从小训练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人脑的代偿能力特别好，所以怎么按照规律养育促进孩子是我特别想宣传的。
鲍秀兰在与新生儿互动
王：您具体是怎么开展早期教育相关科普工作的？
鲍：我在临床发现很多父母生了孩子不知道在某一个阶段怎么算正常的，所以我做了一套书，按照成长规律系统讲孩子的发育情况，孩子在什么阶段应该会什么，一目了然。还有一本是问答式的，就是你对什么有疑问直接看那一段就行。我做科普反正就是竭尽所能，把我们临床还有科研的成果都放在里面，让大家知道。
早教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丰富的环境刺激，到什么时候要让他做什么事。不同时间的要求是不同的，如果照顾过度，这个孩子自己吃饭都不会，到幼儿园就麻烦了。所以家长一定要按照孩子的发育规律来促进他。
鲍秀兰在做早期教育宣讲
不辍科研，开矮小门诊
王：1986年您在协和开展了矮小门诊，当时是怎么样的场景？
鲍：因为协和医院是很有名的医院，当时矮小门诊挤得不得了，嗡嗡的，过道里都排满了。矮小在那个时候叫垂体侏儒，是生长激素缺乏；还有一种是家族性矮小或者营养不良矮小，叫特发性矮小，都得用生长激素治疗。我们矮小门诊有生长激素，矮一点的都来治疗。当时碰到一个矮小的孩子，挺痛苦，我们就给他用了生长激素，最近他家长还专门来看我，说他家孩子在高中学习挺好的，我挺开心的。
我先是跟内分泌科的史轶蘩院士一起做矮小研究好几年。因为矮小主要看生长激素，内分泌科有实验室可以用生长激素做研究。当时北欧一个国家发明了一种药，效果挺好，然后上海跟我们差不多同时引进了这种药。因为是一个新的东西，就要查发病率，我主要帮助做发病率普查。当时我在西城区做普查，通过调查3000多个孩子找出来了矮小发病率。后来这个生长激素治疗我们也发表了文章，还得了国家科技成果奖。这个药现在用得更广了，不一定是生长激素缺乏，矮一点符合要求的都可以用。
鲍秀兰（右）与门诊护士缴婕在矮小门诊合影
王：在您眼中史轶蘩院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鲍：当时因为共同做研究，和她交流挺多的。她很专业也比较严肃，我们俩一起挺好的。她很耿直，有什么就说什么，是个没有什么顾虑的一个人。
王：您是怎么平衡科研和临床的？
鲍：我觉得这个不矛盾。比如我做生长激素的研究，生长激素以前国内没有药，垂体也没有专门的诊断方法，那咱们医院内分泌科实验室的条件很好，有地方查生长激素，那就可以做发病率的基础研究。其实内分泌跟儿科结合起来有好多是跨学科的，比如我跟白耀在甲状腺领域也做了联合研究，像甲状腺疾病青春期发病率、儿童发病率，我们都做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临床大夫做研究是很难但不矛盾，我们要抓住机会跨学科、跨领域合作。比如我做的早期教育，也挺新的，当时我们把教育和心理结合起来了。因为我希望孩子们都聪明，我就和师大心理学的一个教授联系，让他们给我们讲课，我就组织医生学习。因为心理学家想搞新生儿早期教育的选题很难，我们医生有这个条件可是不知道早期教育，所以我们就跨学科、跨领域搞了早期教育。
产科、儿科讨论病例。左起：鲍秀兰、郭异珍、魏珉、赵时敏、杨剑秋、徐景蓁、徐蕴华、护士长奚丽芳
因为热爱，葆初心本色
王：从医几十年来，您认为协和在您身上打上了怎样的烙印？
鲍：我觉得我能在协和做儿科医生挺幸运的。我的老师周华康教授还是儿科学会的主任委员，我特别幸运能遇到这位老师。协和特别强调注意临床观察，从来不是机械的。像我们周主任在外宾门诊的时候，没事就去看看病房的孩子，他就是通过观察细致了解这孩子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
另外在周主任的指导下，我也做了不少研究，临床大夫做研究不是很容易，但我还是写了100多篇论文。还有我那时候是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的成员，当时优生优育协会会长秦新华特别支持我们的研究项目，全国有80多家医院参加优生优育协会，我当时以这个协会的名义，在全国做了智力低下、降低脑瘫发生率等不少协作研究。我从小就很佩服科学家，好在作为一个大夫在协和也做了一点对老百姓而言比较实用的研究，我挺知足的。
儿科合影。后排从左至右籍孝诚、周华康、魏珉、郭异珍；前排从左至右赵时敏、朱传槱、鲍秀兰、刘芳、进修医师
王：您临床工作这么忙，科研也这么出色，您平时都是怎么照顾家庭的呢？
鲍：我和我爱人因为工作忙就要了一个女儿。我们医生总要值班，生孩子头三年我就住在后面的一个平房里，我一个朋友家有个比我女儿稍大一点的孩子，我就让他帮我一起照看孩子。我下班回去就自己看，后来孩子上幼儿园以后，就好些了。我爱人对我们家支持太多了，因为我一天到晚就是工作，每天就想在工作中多学一点、多做一点。因为我的基础差，特别是外语要费好多时间。以前在外宾门诊时挺忙，隔天一个24小时门诊，叫我做什么我都特别认真做，所以我们主任也挺喜欢我的。
但我在家里从来不做饭，也不怎么做家务，吃饭基本就食堂打，家里都是爱人做，现在是女儿做，我就偶尔洗洗衣服、做做卫生。我从来不管家里的经济，现在也这样，我挺省心的。
王：是什么让您这样一路走来都坚持初心呢？
鲍：我好像就很平常地做个儿科大夫，这是挺自然的事情，我喜欢小孩的天真可爱，所以也不用怎么坚持。我很热爱这个事情，就一直很顺利地做下来了。
鲍秀兰在病房怀抱新生儿
王：您退休以后的生活都是怎么安排的？
鲍：我退休以后就在儿研所看矮小和智力障碍的患者了，后来在儿童医院也干过一段，反正只要有事情干，我就一直停不下来。
我特别喜欢音乐，我一个哥哥吹笛子，一个哥哥拉胡琴，我小学五年级时家里有个风琴，我自己还学着弹了一点，就挺有意思的。退休以后有点时间了，近几年买了一架钢琴，没事儿学着弹个曲子。
王：作为一位资深儿科教授，您对广大后辈有哪些寄语或嘱托？
鲍：我觉得协和医院的医德、医风都特别好，从林巧稚、周华康看，我就觉得这种不惜一切为病人着想的态度是特别好的，作为医生就应该这样。
作为儿科医生，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全心全意，因为儿童什么都不懂，家长也不会整天陪在旁边，对患儿好不好就看你自己。然后就是儿科医生要有爱心，要热爱这份事业，做医生一定要有同情心，这个是最要紧的。
鲍秀兰手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资料来源：
[1]上海法租界是法国在旧中国四个租界中面积最大、发展最好的一个租界。法租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达到发展的顶峰，此后随着日军全面侵华，法租界短暂地成为日占上海中的孤岛，并在1943年由当时的傀儡维希法国政权移交给傀儡汪精卫政权，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2] 新沪中学前身“私立京沪中学”，原校址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接受的敌产“日本海军俱乐部”。
[3] 原名北京女一中，现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是三级甲等综合性儿科医院，前身是我国现代儿科医学奠基人诸福棠院士于1942年创办的北平私立儿童医院。
[5] 1958年以来我国各地相继证实，腺病毒除引起上呼吸道感染外，还可引致小儿肺炎，多见于6个月至2岁的婴幼儿腺病毒肺炎最为危重。华北、东北及西北于1958年冬及1963年冬有较大规模的腺病毒肺炎流行，病情极其严重。
[6] 首都儿科研究所是新中国第一家儿科医学研究所，前身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
[7] 周华康（1914-2011），著名儿科学家，中国现代儿科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
[8] 籍孝诚（1923-2019），著名儿科专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
[9]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卫生部党委提出《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
[10] 林巧稚（1901-1983），中国妇产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11] 赵时敏，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学教授。
[12] 美国著名小儿科大夫贝里·布雷泽尔顿（T.Berry Brazelton），美国儿童发展研究协会主席、哈佛医学院儿科荣誉教授。
[13] 布雷泽尔顿新生儿行为估价评分是一种综合性行为和神经检查法。
[14] 法国儿科专家阿米尔—梯桑发明了1岁以内神经运动检查法。
[15] 新生儿20项行为神经评分法，主要用于了解新生儿行为能力。
[16] 中国优生优育协会是团结有志于优生优育事业的专家、学者及关心支持、热心赞助和从事此项事业的社会团体和个人，为促进中国优生优育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健康而共同努力的群众团体。
[17] 史轶蘩（1928-2013年），著名内分泌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临床药理中心首届主任。
[18] 白耀，1931年12月7日生人，著名内分泌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教授。
[19] 秦新华（1938-2022），长时间从事临床医疗科研保健工作，曾任中国优生优育协会会长、卫生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
本文内容节选自鲍秀兰教授的两次访谈记录，文中部分图片由鲍秀兰教授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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