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跨学科”对文学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我们对它的理解还不够清晰，以至于对它抱有过分的期许呢？
原文 ：《跨学科承诺应该实事求是》
作者 |华中科技大学 陈后亮
图片 |网络
不知从什么时间起，“跨学科”（或者“交叉学科”）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在各种学术会议和演讲报告中，我们不断听到发言人提到“跨学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们也经常宣称“跨学科”是自己的学位论文创新点。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欧美学界，文学领域的学者似乎都要比其他学科更热衷于从理论层面讨论跨学科的问题。以“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为关键词搜索近十年来出版的书籍，会发现有相当比例的专著都是拥有文学背景的人所撰写的。这既体现了我们文学研究者对新知识潮流的敏感，也显示出我们面对这种潮流所感受到的焦虑。特别是在文科遭遇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人文专业普遍不被公众青睐的背景下，“跨学科”俨然成为文学研究者渴望摆脱信任危机、向我们的社科和理工亲戚们靠拢、重新成为一种体面的学术职业的有效路径。于是，“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法律”“文学与医学”“文学与科学”等名目繁多的“文学+”活动纷至沓来、热闹非凡。面对这样的热潮，我们还是不禁要问：“跨学科”对文学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我们对它的理解还不够清晰，以至于对它抱有过分的期许呢？
方法论上的跨学科
对于很多人来说，“跨学科”首先，并且主要意味着在方法论上的跨学科，即，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使用数字人文的各种量化分析工具——来研究文学作品。然而如果我们回顾文学批评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所谓单纯只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即便是构建了“内部研究”神话的英美新批评所推崇的文本细读法也是从圣经诠释学借鉴而来。人们研究文学的方法在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多种多样的，所谓“文史哲不分家”，哲学、历史、政治、社会学、法学和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概念范畴都可为我所用。所谓“方法”，不过是人们进入文学空间的路径或者解读作品的视角。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有益于拓展和深化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都可以被借鉴。换句话说，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从来都是跨学科的，现在从这个意义上倡导跨学科研究并无新意。
研究对象的跨学科
“跨学科”的另一层意思就是研究对象的跨学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逐渐演变成了文化研究。随着新一代年轻人的文学阅读兴趣减少，批评家也把注意力从经典作品转向更加广阔无垠的文化现象。对很多人来说，服装、饮食、流行音乐、电影电视、体育比赛等无不是文化，无不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笔者看来，有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是界定文学批评的学科属性的关键要素，也是批评家的职业身份能够得到自我和社会认同的最重要标签。文学批评家并非不可以关注广阔的文化现象，但应该以文学为中介，应该通过作品来讨论人的生活和文化。没有一部文学作品不是关于人的生活的，而人的生活又是浑然一体的，它不能像知识对象和学科分类一样被切分为不同的模块。因此在研究对象上来说，文学批评还是应该坚守自己的学科属性，以文学活动——不局限于经典作品，也包括通俗文学在内的各种作品的创作和阅读——为核心兴趣点。这样的批评活动既是高度学科化的，同时又是超学科的，因为文学就是虚构的生活，而生活总是超学科的。
文学批评的跨学科影响
跨学科的最后一个题中之义就是实现文学批评的跨学科影响。很长时间以来，文学研究常被人们诟病的一点就是它的社会作用不明显。虽然人们普遍承认文学对人、对社会很有好处，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却常被质疑，至少它不能够像其他社会科学和理工科学一样直接服务于社会民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随着各种批评理论热潮的兴起，文学研究者渴望通过文学批评来介入社会的愿望日渐强烈，比如促进对性别、种族、生态等诸多方面的社会不公正结构的批判乃至重构等。如此一来，文学研究的影响也就不局限于学科之内，而是跨越学科边界，在整个社会激起层层涟漪。如果说伴随“理论热”而兴起的这一波跨学科热潮主要兴趣在于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效果的话，那么近年来的跨学科热则更热衷于文学研究能否带来更直接的社会效益。在当前不少文学批评论著、项目申报书和学位论文中，作者在论证其研究的社会意义时，往往会在这些方面做出听上去很诱人的承诺，比如在经济、文化、伦理、法律、外交等方面建言献策，促进国家在相关方向的政策调整等等。如果真能如此，那么文学研究也就变成了社会科学，它的人文属性恐怕就大打折扣了。
纽约大学英文教授约翰·基洛利（John Guillory）在其新著《以批评为业：论文学研究的组织化》（Professing Criticism: Essay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Literary Stud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中质疑了以批评为职业的文学教授们为了确立自身职业的合法性而不断吹嘘其社会职能的一贯做法。他认为，从一百多年前的自由人文主义者到上世纪后半段的批评理论家再到当前的从业者，文学批评家始终在抬高自身活动的社会意义。没有人否认文学研究的积极价值，它能够传承文化经典、塑造民族精神、凝聚共同体意识、培育人文素养，甚至也可以间接促进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等。但问题在于文学批评家们往往过分夸大了自身的社会效用，比如声称可以在社会实践领域带来显著的社会变化、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等。其结果是，文学批评往往自视拥有一种比其他学科更高的道德姿态，但又不能有效履行它所允诺的那些社会功能，它的存在合法性也就不断被质疑。实际上，现在的文学跨学科研究热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很多有关效果的承诺明显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能力边界，虽然暂时它们能够为文学研究赢得以经费和职位为表征的尊严，却有可能在未来进一步加重这一学科的信任危机，成为人们诟病文学研究华而不实的口实。
总结来说，文学批评在方法论上从来都是兼收并蓄的，现在倡导跨学科研究并非新鲜事物。在研究对象上，文学批评还是应该坚持以文学活动和现象为主阵地，以避免学科身份的迷失。在跨学科功能上，文学批评应该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调承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说文学批评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特功能的话，那就是它擅于以文学为镜，通过睿智有趣的思考，来增加我们对历史、现实和世界的认知。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98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