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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中叶，英法联军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席卷中国。
战火蔓延至北方，天津沦陷，敌军直逼京城。
在这紧急关头，清廷于1860年9月向曾国藩下达命令，命其派遣得力将领鲍超带领精选的川楚精兵二三千人北上，以支援京师。
然而曾国藩，这位掌握着湘军大权的重臣，却选择了按兵不动，并未如朝廷所愿派遣援军北上。
这一决策背后的考量和原因，一直以来都争议不断。
勤王谕旨
1856年10月，英国策划了“亚罗号事件”，成为了英法联军进攻广州、点燃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到了1860年6月，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击败了僧格林沁指挥的精骑，随后迅速推进，攻占了天津，并继续向北京进发。
面对联军的咄咄逼人，咸丰皇帝慌忙逃往热河行宫，并命令恭亲王奕䜣留守京城，准备与联军进行谈判。
同时根据胜保的建议，清廷下令各地督抚率军进京支援，以“勤王”之名抵御外敌。
在这一紧急关头，曾国藩接到了清廷的谕旨，要求他派遣湘军中的勇将鲍超带领二三千名士兵北上进京勤王。
然而在所有接到命令的督抚中，只有曾国藩和苗沛霖未能立即派出援军。
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复杂的军事和政治背景，以及曾国藩在处理这一危机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造成的。
也有人认为，湘军未能及时北上“勤王”的原因，完全在于曾国藩的“拒不北援”。
他们指责曾国藩有意拖延时间，认为这是他“攘外必先安内”思想的典型体现。
那么，曾国藩究竟为何做出了这样的决策呢？
战略选择
1860年4月，太平天国的都城金陵遭受清军的围攻。
随着江南大营的主力被击溃，原本处于偏师地位的湘军开始崭露头角。
曾国藩也因此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肩负起更为重要的职责。
曾国藩领军驻扎于安徽祁门之后，战局急转直下。
清军相继失去了广德、宁国等皖南的关键战略据点，而他深信的幕僚李元度也未能守住徽州。
史料记载：“广德一失，浙江的屏障不再；宁国陷落，苏境的图谋难以为继；徽州失守，皖南几乎无立锥之地”。
负责皖北军务的大臣袁甲三也遭遇了挫败，淮河流域失去了保护京师的战略力量。
在曾国藩忙于应对这些紧急军务的同时，他又接到了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命令他派遣鲍超北上救援的急报。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为了打破安庆的围困并改变上游的战略被动，计划发动第二次西征。
这意味着，皖南祁门和皖北安庆将面临太平军猛烈的攻势，形势迫在眉睫。
而当时的实际状况是，湘军已经为安庆会战做好了精心的部署。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部队围攻太平天国的重要上游战略据点安庆，迫使太平军在此与湘军展开决战。
同时，湘军的另一位领袖，湖北巡抚胡林翼驻扎在鄂皖交界地区，为湘军提供坚实的后援。
李续宜和多隆阿指挥的两支重要部队分别驻扎在桐城附近，随时阻击可能前来增援安庆的太平军。
曾国藩本人则坐镇皖南的祁门，分散太平军的注意和力量。
而湘军中的猛将鲍超，作为机动力量在皖南江边待命。
此外，湘军的水师在长江上巡逻，力图夺取水域的控制权。
通过这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可以看出湘军已经全力以赴，准备在皖南和安庆与太平军进行一场关键的对峙。
毕竟对于湘军而言，保卫江西两湖，就是保卫他们兵源粮源的所在地，是“克复金陵”的基础。
一边是进京支援的君命，一边是即将到来的太平军威胁。
是坚守现有战略布局，保护战略后方江西两湖，还是奉君命支援北京？
这是曾国藩面临的艰难抉择。
北上勤王，就意味着必须从现有的战略部署中抽调兵力，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湘军的整体布局。
可能导致安庆或皖南出现战略上的缺口，从而使太平军有机会涌入湖北、江西等关键地区，甚至威胁到湘军的大后方湖南。
这样的调动不仅会削弱湘军的军心士气，而且对于京城的安危来说，可能也是杯水车薪，难以及时奏效的。
然而如果拒绝北上，就会被人诟病为忽视君主的危难，不顾君臣之间的伦理大义。
甚至可能被怀疑，湘军只顾自身的集团利益。
在与胡林翼和幕僚们的频繁商议中，他们逐渐形成了共识：
虽然北援符合君臣之间的义理，但可能对整体战局造成损害；
而坚持战略保卫江西、两湖和安庆，是对战局更为有利的。
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他们不断完善了以北援为前提的军事调整预案，做出了切实的筹划和准备。
在战略规划上，湘军首先明确“安庆决计不撤围，江西决计宜保守。”
但面对可能的北上勤王行动，湘军在人员配置、战争物资储备、粮食供应以及协调配合等方面均做了周密的安排和准备。
不久之后，清廷与英法侵略者达成了和平协议，北援的议题也随之结束，湘军的战略部署回到了原本的轨道。
北援筹议
结合史料记载以及曾国藩的奏折书信，这便是湘军没有及时北上勤王的原因。
然而一直以来也有很多人认为，曾国藩只是在做表面功夫。
摆出一副随时待命的样子，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勤王的打算；
奏折也写得漂亮，一副忠臣良将的模样，可许多细节若琢磨起来，却似乎是外示忠忱、内藏奸意的。
其中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曾国藩接到谕旨后，“深思熟虑”了太久。
咸丰皇帝令鲍超率军北援的谕旨，是1860年9月29日发出的。
然而由于当时的通讯手段有限，谕旨送到曾国藩手中时，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接到谕旨后又过了十天，曾国藩才发出了奏疏。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请求朝廷考虑由他或胡林翼带兵北上，而不是鲍超。
这一决策过程，从接到谕旨到发出奏疏，再到朝廷最终决定人选，确实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时间对于军事行动的成功至关重要。
曾国藩的这一做法，被许多人认为是在“踢皮球”，将决策的责任又推回给了朝廷。
那么，曾国藩的这封奏疏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首先，曾国藩那时的身份不仅是一名统帅。
若只为统兵的大臣，那么拜表即行就是了。
但当时的曾国藩，是两江总督，封疆大吏。他不仅有统帅湘军的职责，也有守土之责。
根据清代的官吏制度，他若要调动军队北上，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即“请旨”。
这一点，曾国藩在给江西道员李恒信的书信中确有说明。
可勤王即是救君主于危难之间，是救急。
君主望援若渴，难道还会以诸多繁文缛节和制度来要求勤王的部队与将领吗？
半个月收到谕旨，十天后发出奏疏，再过半月咸丰收到奏疏，再次批复下旨。
即使湘军第二次接旨后即刻开拔，前前后后加起来也要半年的时间才能赶到北京。
曾国藩明知往返请旨要耗费很长时间，也知道当时形势危急，箭在弦上，却还是这样做了。
这样的决策，似有故意拖延时间之嫌。
其次，曾国藩在奏疏中提到，不同意由鲍超率兵北上，请求清廷指派曾国藩或胡林翼。
曾国藩和胡林翼在湘军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于军事将领的选拔和任用，自然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考量。
在他们看来，鲍超虽勇猛，但独当一面统帅大军的能力尚显不足。
这一点，从胡林翼对手下将才的评价，以及曾国藩在《复张芾》信中的表述中都可以看出。
“鲍镇之才，亦难多统。现统六千，内有新勇二千六百人，未知其能统驭裕如否？将来仍须另择统领。”
而当时的军事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清廷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选择一位合适的将领统兵北上。
而曾国藩和胡林翼担心的，就是鲍超北上可能会重蹈都兴阿的覆辙。
只是，咸丰皇帝要鲍超率军北上支援，难道是要他担任统帅、担任指挥官的吗？
此时形势危急，兵临城下，不过是要这猛将来救急罢了。
曾国藩以鲍超没有“致远之才”为由，请求咸丰换将。
然而在军情如火的情况下，这并不能成为理由，更像是为拖延时间、阻止鲍超北上的借口。
内斗内行
曾国藩有言：“大抵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
在他看来，北上勤王是出于对君命的忠诚和理论上的正确；
保卫江西和两湖三省，才是基于实际战略考量的必要之举。
但统筹全局、高瞻远瞩也好，敷衍塞责、阳奉阴违也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是难以理解的。
民族危亡关头，怎能不顾民族大义，反而专注“内斗”，斤斤计较本集团的一己私利，或是在意那些繁文缛节呢？
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曾国藩集团的行为显得尤为令人费解。
实际上，曾国藩的集团，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逐渐壮大的。
按《曾文正公家书》中的说法， 其成员大多是“以杀人为业”的。
他们倡导“就地正法”的制度，以“平贼”为己任，并认为太平天国的起义与一般的叛乱不可同日而语。
而曾国藩本人作为集团的领袖，在鸦片战争期间就是投降派的拥护者。
南京条约签订后，全国上下都对投降派愤怒声讨，曾国藩却对其恩师的卖国行为表示赞赏，认为只要能换来和平，任何手段都是上策。
因此，尽管生活在西方列强不断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曾国藩集团仍然将维护清朝腐朽统治视为首要任务。
正因如此，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暴行，他们既缺乏共赴国难的决心，也缺少雪耻的勇气。
反而更关注清政府的妥协和求和，以便集中力量攻击国内的起义。
当曾国藩的奏折呈递给咸丰皇帝时，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已经签署。
咸丰皇帝随即命令曾国藩及其他将领无需进京，这大概正遂了他们的愿。
然而，这一命令也彻底暴露了曾国藩集团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本质。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不断侵入，对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在广大民众与封建统治者之间。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形成了外国侵略者、封建统治者和人民三者之间的对立关系。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清政府起初出于对外国势力可能颠覆其统治的担忧，采取了排外主义的政策，试图同时对抗外国侵略者和人民。
于是1856年至1860年间，清政府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力图维持其统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外国侵略者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的政治地位。
同时与外国侵略者和人民对抗，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因此他们开始改变策略，一面妥协于外国侵略者，一面集中力量镇压国内的革命力量。
曾国藩在处理北援问题时所采取的政策，或许正是这种策略的体现。
他对外国侵略者采取屈辱性的妥协态度，却对革命群体实行残酷的镇压。
这种做法，后来也为袁世凯、蒋介石等军阀所推崇，他们同样是在民族危机中寻求维护自身权力和利益的代表。
曾国藩的政策和行为，虽然在当时被视为符合清政府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加剧了民族危机，削弱了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
这种短视的政策选择，最终导致了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时的被动局面，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隐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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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丛林.曾国藩集团的“北援筹议”述论[J].晋阳学刊,2009(05):83-87.
[3]刘华堂.曾国藩何以不勤王[J].紫禁城,199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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