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uwen
编辑｜1717
自从有了一些女权意识，便开始很意识到，很多事情都是权力关系。而很多女性对权力非常不熟悉，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就算能拿到权力，也有一种像拿到烫手山芋的感觉，不知道如何下手，甚至想把它让给别人。
这一点在我的自己的工作中深有体会。我是一个科研助理，日常和数据和文献打交道。上个月接到工作由我牵头，项目里有一个年长的学姐，两个平级的同事，和两个学妹。两周下来，我发现所有的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学姐好心，她在组会里故意问我有没有可以派给大家的活。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僵住，然后弱弱地说，我还没想好。最后会议记录我写，回复我写，文档修改还是我。
仔细一想，不只是没想好，我甚至没想过分配任务这事儿。因为“不要麻烦别人”的观念深入骨髓，好像所有由我牵头的事情，事无巨细都应该是我自己来做的，派给别人就是让别人吃亏。
可他们也拿工资，也在作者名单内，为什么我把所有事情包办？在科研工作的间隙与人打交道的时候，我见证了自己对权力的陌生。
这个月，我想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琐碎的生活和感想。记录即反抗。
关于“思想巨婴”——社会如何塑造女性
因为去年申请的博士项目最近都收到了拒信，我向一位学姐请教如何扩展人际圈。学姐的建议是，“Be an adult”（做个成年人）。她建议我和老师沟通时，不应该把姿态放那么低，而是应该开诚布公地跟老师谈，说出自己的价值，能互惠的方面，以及自己的条件。我可以、且应该为自己争取机会，获取信息。
而以前的我，一直对老板非常谦虚，她给什么，我就接受什么，从来不多提要求。但同时，我暗暗期待希望老师能够主动给我资源和支持。
其实换个角度看，这就是一个婴儿的心态啊——我什么都不用说，不用争取，我的老师就应该照顾我，想到我，关怀我。这也许和我的原生家庭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也看到了整个父权社会在其中的作用。这套“巨婴”心态，不正是大人口中所说的“好女孩形象”？不争不抢，平易近人，不求名利，诚恳工作。
从小带着这样的社会期待，女孩好像自然而然就停留在了一种幼稚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男性从来没有被如此教育过，他们被教导的都是“想要的东西要自己争取”，“展示自己”，“自己应得的东西不应该退让”。
不难想象，那些“好男孩”得到了机会，占有了资源，权利和话语权，而像我一样的“好女孩”就在困惑和幻想中丧失了机会。我们开始自我反思，内耗，更加谦虚谨慎，开始教育自己要知足常乐。
所幸我们还有“不那么好”的女孩，一些比较幸运没有被规训的女孩，她们长成了知道如何为自己争取机会的大人，长成了“women adults”。这个时候社会又给她们一个污名叫“女强人”，于是“女强人们” 又开始反思，主动出让权力和地位，女性就这样一代代被削弱。
还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所谓“女强人”“剩女”“坏女孩”，都是污名，中世纪女巫的同义词罢了。从明天开始，也加我一个吧。
明明是我干活，为什么老板欣赏他？
我的男同事A，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虽然干实事的能力很有限——该他干的活最后要么是不会，要么是错漏百出，还是需要我来返工。但是老板非常欣赏A，经常表扬他。
内心不满且困惑的情绪发泄了一阵之后，我开始客观地比较和观察我们的区别。
每周汇报的时候，我总是会主动保持沉默，让A先说，然后我再补充。这给了老板一种感觉，那就是A的统筹能力很好，而且不会自己占所有的功劳，是一个努力又优秀的领导。尽管老板不知道，A不占所有功劳是因为他汇报的进展大部分都是我做的，而且他做决策基本也是我拍板的。
就因为我是稍晚加入项目的，即使后来大部分进程都是我在推进，即使仔细听就能发现A的大部分发言都是说一些车轱辘话，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我还是会觉得，项目主要负责人不是我。
是的，我某种程度上在阻止自己成为“主人翁”。
我为什么没有“主人翁”意识呢？反思一下，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和A被“驯化”的方式不一样。男性从小被训练为自己发声，而女性则被训练倾听他人发声。所以我无论到哪里，贡献如何，都倾向于把自己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上，都觉得自己不应该是第一个发表意见的人。
于是，当老板忙到只有空看看结果时，谁汇报这个结果，谁自然就能得到更多的注意力。而我连争取的过程都没有，从一开始就把这个机会自动放弃了。最后留下了大段大段自己的后悔和内耗。
这么一回想真是亏！下下周的组会，开始小小的改变吧！
第二年的学术会议——走上前去
前天去参加了一个学校范围内的研讨会，是我第二年参加。今天回想了前年参会时自己的状态，感觉蛮欣慰，看到了自己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转变。
第一年参加的时候，自己看别人的海报，只敢站在边上，生怕作者看见我要和我搭话。有问题也不敢问，担心自己的问题太幼稚。
那是一种很局促的感觉，仿佛所有老师和同学都会关注到我的一言一行。因此我不可以说错话，不可以问不够好的问题。不出意外，因为胆怯，我没有和任何人产生交流。
这一次，我居然敢直接请作者给我讲讲ta的研究，也敢直接提出问题，我似乎没有去想我的问题会不会不够专业。虽然也做了一会儿心理准备，最后还是成功去和不认识的老师讲话了，说我很喜欢她的研究方向，问问有没有合作机会。
能让这个改变发生，我想是我放下了对自己的评判。以前听别人说，“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 我还听不太懂，现在回想才感受到其中的奥妙。这两年在自我疗愈方面有了进步之后，能够更好地识别和克制脑内对自己习惯性的批评了。
回望两年前，其实当时我对自己言行举止的那种紧张，是在害怕谁的审查呢？真的是那些不认识我的老师和同学吗？不是，其实是我自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笨，觉得讲话口音重。是的，当我不再觉得，我不可以说错话时，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别人在限制我了。
很难找的配得感——“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最近在看一本书叫《Unbound》，这本书在教被“好女孩形象”驯化的女孩们，如何学会拿回权力。
给我很大的震撼的一个章节，是讲培养女性对于“提需求”这个行为的配得感（legitimacy）。也就是，女性有没有从心里觉得自己配得上他人提需求，有没有资格主动向他人发起对话。不管是向老板提加薪，还是在向对象要一个礼物，还是向老师提问题，都是一样的，这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我们有没有从心里觉得，我配得上去问问题。
这个配得感很重要，它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向他人提出的要求是否能够实现。
被“好女孩规训”("good gril conditioning")的女性，包括我，无论处在学生，下属，同事，甚至有时是女朋友的角色上，都会觉得自己不应该麻烦别人，也不应该去要求什么，更不应该在我们以为的“权力上位者”面前主动说话。
正如我在工作中观察到的，女同事在组会里提问的开头都经常是：“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而男性通常直接问。《Unbound》的作者写到，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正是“配得感低”的表现。这问题一出口，已经把别人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因为我甚至无法确认自己有没有资格提一个问题。
换句话说，我们早已在内心里觉得，自己可能配不上我们想要的东西。这种内心的不配得感会从我们询问时虚弱的语气和卑微的姿态中传递给另一方。此时，无论要求多么合理，都有一种“其实我的要求没那么重要，你拒绝也行，你要是同情我，那你就给我吧” 的感觉。这种虚弱的询问，最后往往也事倍功半，让他人更倾向于不同意。而这个结果，反过来又让我们觉得自己真的配不上，在下次询问时便变得更加虚弱。
具体怎么办呢？我也还没有解法，但可以从去掉“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开始。
不做社会给我的选择题
最近读了上野千鹤子老师的《女性的思想》，这本书就是她写给大家的阅读清单，介绍了一些“组成了她的血肉”的作家和学者的著作或者研究内容和观念。
有一段话给我看出一身鸡皮疙瘩。
有时候在针对社会问题讨论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境：“如果女性追求和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利，那么意味着需要彻底否定性别差异；但相反，如果我们要承认性别差异，似乎又只能甘愿接受‘女性专属席位’”。性别研究学者琼·瓦拉赫·斯科特指出：“无论选择哪一种立场都有陷阱，因为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没必要回答。”
我开始意识到，作为女性，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被设置成了必做的选择题：是当一个爱娃的慈悲母亲，还是一个没有小孩的不完整女人；要事业，还是要家庭。更诡异的是，有些选择题，虽然社会期待女性两个都选，但是又不给予女性两个都占的资源。于是这种期待渐渐演化成了一种压在女性身上的“责任”，我们似乎总是要寻找一个精妙的平衡点，必须小心翼翼地行走，左顾右盼， 生怕哪一头走过了一点，迎来五花八门的污名和自我责怪。
这两年是我自己非常迷茫的时间，想继续读书，但是申请不顺利；在纠结直接工作还是再努力一把；到了28岁，不喜欢小孩却好像被“不生孩子之后会后悔”的魔咒困扰。我一直非常自责自己为什么如此迷茫，为什么想不清。但是这半年，我逐渐回过神来。
这到底是谁给我出的题？谁给的选项？谁来评判？
更重要的是，我必须回答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关于人生的大问题， 从来都不是选择题呢？它会不会是一个空白的画纸呢？有没有可能，其实没有人有资格来评判其他人的画作呢？有没有可能，我可以选择空白，或者混沌？
有的人会说，其实画画也是做选择，那不还是题？但这个题和社会的题不一样。社会给我的题带着一种没有边界的焦虑，与其说激励人成长，更像是一种委婉而长期地消耗我的精力、以此夺取权力的手段。最后疲惫的我随便选一个，本可以拥有的生活和权力便直接交给了别人。
相比之下，我选择在画布上画什么，是很具体的选择。它和每天的生活有关，和我的个人体验有关，这些选择由我自己体验，自己涂抹，自己评判后果，那就够了。
具象的生活体验可以带来很大的力量，正如豆瓣的文章《出走的娜拉可以骑电动车吗？》说的那样：
父母给我的是一套题，社会给的是题，女权给我的也是一套题，区别在于海南卷还是江苏卷是吗？做题感觉在飞起来的时候消失了，学会电动车就是让我学会飞翔，遍野都是题目，而我飞了起来，一路冲下山，对着生活逃之夭夭。
娜拉离家后怎么办呢，我想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她需要找到一台电动车，学会它，驾驭它，然后顺藤摸瓜，学会生活。
今天的内容来自每日书。这是三明治连续第六年在3月开设女性主题班，用每日的书写，一起来思考和探索，用文字一寸寸凿开冰封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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