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成科
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在全港14个地点实施至今3个多星期，效果未如理想，更出现大量执行上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日前亦承认，各试点的市民参与度参差，观感亦有落差，大部分人认为措施扰民。对于应否迎难而他强调政府会迎难而上推动减废回收，而不是逆民意去推行措施；8月1日是否如期实施垃圾收费，不急于下定论。
谢局长对如期实施垃圾收费持开放态度，是负责任的做法。政府要推动的是减废、是环保，垃圾收费不是“23条”，不存在非做不可的问题。既然在“先行先试”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既然香港的配套及宣传教育做得不足，根本未做好垃圾收费的准备，审时度势、务实处理是稳妥的做法。对于垃圾收费政策何去何从？其实不出3个选项。
一是如期在今年8月1日推出。就像管制即弃胶餐具计划在社会上同样面对不少非议，但最终如期在4月22日实施，一些环保人士就指示，只要政策出台，市民慢慢就会适应，不应畏难而退。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废塑”最多就是麻烦一点，市民要自备餐具或使用餐厅提供的木制餐具，对生活影响不大。垃圾收费影响的却是千家万户的生活，全港不同界别、不同阶层都会受到影响。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有最新民调就显示，近七成人表示对如期实施垃圾收费缺乏信心，当中居住于单栋式私人楼宇的受访者，更有高达八成人表示缺乏信心；过半数受访者表示，应暂时搁置垃圾收费。这个结果主要反映小部分推行“先行先试”地区的民意，真正受影响的市民并不多。如果是全港实施，民意将更加明显。
垃圾收费受到民意非议，原因在于政策出发点虽然好，但没有顾及市民的生活压力、没有顾及当前的时势。在政策之下，商户经营成本大增，市民要花精力、金钱处理垃圾，清洁工友们的工作量大增，市民甚至随时跌入法网，这是一个影响全香港的政策。但讽刺的是，在政策推出之时，几乎没有任何完善的配套——回收设施不足、宣传不足、教育不足、支援不足，仿佛政策一推出就可万事大吉。
一些人经常提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可以实施垃圾收费，为什么香港不可以？这是将问题简单化。就如“环保模范生”日本推行垃圾收费成功，是因为政府将政策当作大事，由小孩教育做起，从而形成全民共识，而且在实行上因地制宜、完善配套，不同地区有不同处理，甚至到今日亦没有在全国统一地实施政策。比较而言，香港做了什么？为什么认为政策一出台，全港市民就会自动适应、全面配合？恰恰相反，如果特区政府在8月1日硬推政策，结果只会引发全港大混乱，甚至出现“垃圾围城”，激发民怨，加重商户压力，造成恶性循环。
环保没有人会反对，也要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现时管制即弃胶餐具计划刚推行，接着又来垃圾收费，仿佛舍环保之外，香港就没有其他重要事项要处理，这明显是不适当，也不合理。以现时“先行先试”计划所取得的反馈，在全港推行垃圾收费，必定出事；届时再撤回，才是真正打击政府施政声望。因此，在8月1日硬推政策，是下下之策。
第二个选项是取消政策。但正如特首所讲，《2021年废物处置（都市固体废物收费）（修订）条例》早已获通过成为法律。这是立法会通过的法律，在过程中符合法定程序，也得到大多数立法会议员支持。固然，政策确实存在问题，也引发民意反弹，不过要贸然撤销政策，令垃圾收费“胎死腹中”，也不是合适做法。
而且，将垃圾收费说得一文不值，也不是事实。不少国家及地区亦实施了有关政策，并取得成效。现在香港最大问题不在于垃圾收费，而在于政策的执行问题及各项配套严重不足。如果在现时情况和条件下推行，只会造成更大的负面效果，不但无助于环保，更会影响香港聚焦经济民生的总目标。
第三个选项，是先行搁置、做好配套。既然垃圾收费、减废回收的大方向无问题，主要是执行及宣传教育问题，这样政府可以将政策先行搁置，然后由环境及生态局挂帅推出一连串准备工作，做好社区上的减废配套、加强宣传教育，在社会上推进“移风易俗”。当各项工作准备妥当，社会又有共识后，垃圾收费自然可水到渠成。这样胜过在条件未成熟之下硬推政策。
国家领导人在2022年“七一讲话”中对香港提出“四点希望”，当中包括“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新一届特区政府就任以来，从制度架构入手、从管治作风抓起、从能力建设切入，推出了多项提升治理水准的举措，成效有目共睹。“提高治理水平”这一个要求，就是要掌握民情、顺应民心、因时度势。现在发现政策问题，政府先行搁置并且优化，这是管治能力的表现，不存在所谓“跪低”，反而是因势利导，将一场可能出现的管治危机消弭于无形，不让别有用心者趁机大做文章、挑动民情，让社会集中精力做大事。这无疑是特区政府当前最佳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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