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间，
利益诉求从来都是刚需。
继总理之后，德最大反对党也来中国了。
尽管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但所谓人情冷暖，全在于本能的驱使。
德朝野高层都访华的根本原因，是德国经济出了大问题。
2023年，德经济负增长，是大型经济体中最差的。两年的俄乌冲突，导致德国失去了俄罗斯的廉价能源，高通胀和产业链被破坏，德国企业纷纷外迁。
2024年，情况并没有改变。2月，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2024年德国增长预测仅为0.2%。
此前，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悲观地称，我们不再具有竞争力。德国正在变得越来越穷，因为我们没有增长，我们正在落后。
这也许是近两年中德关系向好的源起，
2022年11月和2023年6月，中德领导人成功互访。
2023年6月，中德举行第七轮政府磋商，多达22个部门的负责人分别举行了对口磋商。
2023年10月，第三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在德国召开，双方在财金领域达成了25项合作共识。
2024年4月11日，中德财政合作对话论坛在北京举行。
其实，中德友谊的深厚底蕴还不止于此。
且不必说，
我们坚持的主义，
虽然发扬光大于中华大地，
却根源于马、恩两位德籍导师，
对伟大事业的理论奠基。
也不必说，
欧式建筑规划，
啤酒工业勃兴，
单是从民间的文化交流而言，
就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交融脉络。
功在一人
2023年12月4日至10日，青岛迎来了心理学界的一次盛会：第十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
大会主题为 “感应与转化 《易经》与心理分析”。
大会选址青岛，有特殊的含义：
分析心理学自荣格开创以来，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认可，可以说是根在华夏，功在一人。
论坛发起人表示：“2023年是卫礼贤诞辰150周年，在青岛举办的本次大会也是对他的纪念。”
这“一人”便是卫礼贤。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原名为理查德·威廉，来中国后取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
1873年05月10日，他出生于斯图加特，按照接管父亲的作坊的规划就读实科中学（职业教育），1882年父亲去世后，转入人文中学，在教会基金的资助下，从新教神学学校毕业并成为巴德波尔一名牧师，此时，他遇见了良师、神父布鲁马哈德特。后来，卫礼贤爱上了布鲁马哈德特的女儿莎罗密，并与她结了婚。
1898年，德国和瑞典组建的同善会登报招募派往青岛的传教士，在布鲁马哈德特鼓励下，成功获聘。
4月4日，卫礼贤从意大利北部港口热那亚起程，乘坐蒸汽轮船向中国进发。在香港短暂停留后，他到达了上海。5月12日，卫礼贤以同善会传教士身份由沪赴青。
初来青岛，卫礼贤协助“他慈父般的朋友”法伯“（又译福柏，汉文名“花之安”）博士打理差会事务。
花之安对儒家思想有深厚的研究，提出《圣经》的很多思想是与儒家学说相通的，曾著有《自西徂东》。1898年初，光绪皇帝订阅129种西书，第一种就是《自西徂东》，可见其影响之大。
该书在当时希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自西徂东》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书，花之安也因此被人誉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
“自西徂东”即“自西往东”之意，出处为《诗经•大雅•桑柔》中“自西徂东，靡所定处”一语。全书主旨在于将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介绍到东方；同时以《诗经》中诗句为书名，使之显得“中国化”，更容易被中国士大夫阶层所接受。
在这样的氛围下，卫礼贤开启了他长达二十年的中国文化之旅。
“一开始，法伯就鼓励我学好汉语，他那宝贵的汉语翻译作品及他对汉语的理解，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卫礼贤甫抵青岛时，就与有的欧洲人不同。比如，殖民统治者说，中国苦力懒惰，满嘴谎言，不愿配合。
“我意识到，这根本没有什么，他们也是人，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小聪明和忍耐来谋生，走正路也走歪道，他们在自己人身上也使用这些手段，很开心，并无害人之心。这一发现为我打开了走进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道路—如果你把对方当成人来看待，没有为自己谋得利益的私心，不谋算他们的钱，不剥削他们，那么，他们对待你再友善不过。”
平等、尊重，卫礼贤拿着这把钥匙，穿越东西方文化、思想、习俗的迷雾，开启了中国人的心灵之门。
荣格在他的自传里记载：卫礼贤拥有地道的宗教灵魂，对事物有着洞明、长远的见解。他有一种天赋，借一种奇迹般的同理心，将中国的智慧财富引进了欧洲。
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从来不曾给中国人施洗，这令我非常欣慰!”尽管他有基督教背景，但他情不自禁地认同于中国思想的逻辑性和清晰性。“影响”一词已不足以描绘他所受到的效用，他已被征服、被同化了。
1899年，花之安因传染病在青去世，葬于万国公墓。从此只能靠自己，但他（卫礼贤）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兴趣被唤醒了。
卫礼贤在青岛先后创办了“礼贤书院”、”美懿书院“。1906年，山东巡抚杨世骧考察礼贤书院，专章奏请清廷颁赐四品顶戴。在兴办新式教育同时，卫礼贤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研究、翻译,与蔡元培等大咖有着紧密的交往。
曾任山东巡抚的周馥向其推荐了晚清学部副大臣、京师大学堂监督劳乃宣。
他说：你们欧洲人只了解中国文化的浅层和表面，没有一个人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和真实深刻之处。原因在于你们从未接触过真正的中国学者。你曾拜作老师的乡村教师，他们也只了解些表面东西。因此毫不奇怪，欧洲人有关中国的知识只是一大堆垃圾，我给你引荐一位老师，他的思想真正根植于中国精神之中，他会引导你探讨中国精神的深刻之处。你觉得怎么样？你就能翻译各种各样的东西，自己也写一写，中国也就不会总在世界面前蒙羞了。”
卫礼贤所交往的中国学者｜图源：网络
1913年秋，劳乃宣应周馥之邀来到了青岛，主持卫礼贤组织的“尊孔文社”。而卫礼贤对中国经典的理解和翻译这时才真正得以展开：我翻译了一些，读了很多，每日的交谈使我进入了中国文化大厦的深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劳乃宣建议卫礼贤翻译《易经》。
劳氏认为，《易经》尽管不容易，但也绝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不可理解：事实是，在最近这一好的传统已经几近消亡。不过他（指劳乃宣）还有一位依然能接续上古老传统的老师，劳氏家族与孔子的后代是近亲，他拥有一束采自孔墓的神圣的蓍草茎（用来卜卦），并通晓如何借助于这些来占卜未来的艺术，而这在中国也几乎不为人知了。因此选择了《易经》这本书来予以讲授。
1863年劳乃宣在曲阜娶孔悦庭之女为妻，成为了孔府的女婿。实际上，卫礼贤有关《易经》的知识均来自劳乃宣的系统讲解。从卫礼贤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劳氏并不仅仅是一位研究《易经》方面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实践者。他们是如何在一起研读和翻译《易经》的呢？卫礼贤对此也做了记录：
他用汉语解释经文，我作笔记。之后我将经文为我自己译成德语。在此基础之上，我不看原书再将我译成德文的经文回译成汉语，由他来进行比较，我是否在所有细节方面都注意到了。之后再对德文本的文体进行润色，并讨论细节文体。最后，我再对译文进行三到四次的修改，并加上最重要的注疏。就这样这个译本不断增多。
当最后一页翻译完毕，首版即将付梓之时，年迈的劳乃宣大师与世长辞。仿佛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已将古老的垂死的中国的最后音讯传至欧洲。而卫礼贤的确是一个完美的弟子，他实现了这位哲人毕生的夙愿。
金花的秘密
在西方心理学领域，作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曾经的弟子、挚友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可谓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山”，是一个“流芳百世”的传奇。
卡尔·荣格创立了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把人格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种，把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层，还提出了“情结“的概念，是西方分析心理的创始人。
荣格年轻时与弗洛伊德一见如故，有过一段六年的“蜜月期”。
在这六年的时间内，两人紧密交往、密切合作，弗洛伊德甚至要将学术衣钵传给荣格。
可是后来，两人在学术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导致最后二人决裂。
由于弗洛伊德的地位和身份，以前的朋友和同事都刻意疏远了荣格，他的学说也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他的精神上更是遭受了巨大的压力，荣格不得不辞去学会的职务，暂停工作，返回家乡过起了隐居生活。
这一段痛苦的时期，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也困扰着他。
那时，许多现实问题已经无法完全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包括个人无意识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从1913年开始，荣格便专心致志研究集体无意识，但却一直停滞不前，毫无突破，整整十五年，荣格在整个西方都找不到合理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新学说。
就在荣格几近陷入绝望的时刻，一道光从东方照射了过来。
这道光是卫礼贤带来的。
曼陀罗绘画疗法是现代心理治疗最常见的方法之一，被应用到儿童心理、抑郁症、日常生活减压等方面。而最早把曼陀罗引入心理治疗的，就是荣格。荣格一生最重要的曼陀罗作品分别是《永恒之窗》和《黄金城堡》。
《永恒之窗》
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后，一度备受幻觉折磨而濒于崩溃，不得不重新审视生活，并从内心探索最深处的自我。为此，他记录了自己一些梦境和幻象，并随后将其整理为《黑书》。同时，在托妮·沃尔夫的精神支持下，荣格也着手开始一项重要写作，并配以其亲手绘制的插图，这就是著名的《红书》。
1926年荣格绘制出一幅以“防卫森严的金色城堡”为中心的曼陀罗绘画，画面充满了中国韵味。
《黄金城堡》
凑巧的是，卫礼贤寄给荣格的一篇中文文章从某种程度上与此曼陀罗绘画形成奇妙的“共时性”。
1929年，卫礼贤将一本华夏典籍《太乙金华宗旨》译成德文，赠予自己的瑞士好友荣格。
荣格在自传中写道：
“我收到理查德·威尔海姆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论述道教炼丹术的文章。我立刻如饥似渴地一口气把这草稿读完，因为文中所述对我关于曼陀罗及中心绕圈的想法给予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证实，这便是打破我孤独的第一件事。”
荣格高度评价道：
“中国用朴素的语言揭示出深刻的真理，带来了金花的优雅芬芳，使西方人对于生命和道有了新的感受。”
此外，他还深有感触地表示：
“我要强调的是，《太乙金华宗旨》使我第一次步入了正确的轨道。在中世纪的炼丹术中，我找到了诺斯替和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关联性，并可以在当代人的心理观察中得到印证。”（详见：荣格《太乙金华宗旨》德文本第二版序言）
由是，传教士卫礼贤带来的东方哲学启发了荣格，帮助他彻底解决了整整十五年无法突破的困境与桎梏。
大喜之余，荣格与卫礼贤合作，仔细研究《太乙金华宗旨》，不但从中汲取养分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心理学说，还于1929年合作出版了《金花的秘密》一书，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华夏文化，并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金花的秘密》底本为《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
在我们的理解中，中国文化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这种心理学的意义，具体而生动，表现着一种实在的生活的价值。荣格和维尔海姆把他们合著的《金花的秘密》一书，称之为“中国生命与生活之书”，也便代表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之理解的一个侧面。
《金花的秘密》本身，对于荣格自己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金花的秘密》中，也包含着荣格与中国文化的秘密。1938 年，当《金花的秘密》德文第二版出版的时候，荣格在其序言中写到：“我的已经去世的朋友，本书的合作者理查德?维尔海姆将本书的原稿送给我的时候，正是我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处于最为关键的时刻，它对于我的研究尤为重要，正可谓雪中送炭……维尔海姆送给我的这本书稿，帮助我从困境中走出……这样，这本手稿，至少是在这一阶段，为我提供了来发表我的一些关键性研究结果的好机会”。
在《金花的秘密》中，荣格全面展现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与吸收。实际上，他的评论，几乎占据了全书一半的内容，是《金花的秘密》最具特色的部分。
在《金花的秘密》中，荣格和维尔海姆都是用一种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的。这里所给人的启示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以心理学为背景，能够更好的理解中国文化。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本身，内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心理学的意义和价值。
易经的智慧
荣格在接触维尔海姆之前，便已经接触了《易经》。
但是，当他得到卫礼贤的译本时，他认为自己才算是真正的开始理解《易经》。
荣格认为，在《易经》中，包融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尽管《易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它从未变得陈旧，而是历久弥新。
荣格是重体验和重实践的，他认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于《易经》的理解，也是通过其切身的体验。从1920年开始，荣格便自己动手，对《易经》做心理学的实验观察和分析。
1923年，当荣格邀请卫礼贤在其主持的苏黎士心理俱乐部讲演的时候，荣格曾请求维尔海姆当场演示《易经》中的预测方法，以及《易经》中对人格的分析与描述。
实际上，荣格以“内倾”和“外倾”，分别配合以“思维、情感、感觉和直觉”四种心理要素，组建与完善其八种性格类型的时候，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其与《易经》中太极阴阳和四象八卦的内在联系。
荣格曾经这样来评价《易经》，他说：“《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这是荣格对于《易经》的理解，以及其对于《易经》之情感的表达。
通过《易经》的帮助和启发，荣格提出了他的“共时性原则”，并将这种“共时性原则”，作为其分析心理学发展的一种内在基石。
荣格说，我自己在对无意识心理学的研究中，发现因果原则在解释一些无意识心理活动和过程时是不充分的，这就促使我寻求另外一种解释的原则。
荣格深信，心理现象， 必将遵循着一种有别于物理法则的法则。
“共时性原则”是荣格对中国“天人合一”以及“天人感应”观念的理解，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荣格还在自传里这样写着：1923年，我们邀卫礼贤来苏黎世，在心理学俱乐部向我们讲授《易经》。（《易经》由卫礼贤译为德文，又由C. F. 贝恩斯从德文译为英文。）
早在认识他以前，我对东方哲学就颇感兴趣，1920年前后已开始研习《易经》。夏天在波林根，我决心对这本谜一样的著作发起全面进攻。传统方法要求使用蓍草的茎干，而我用一把芦苇代替。
我常常在那个百岁梨树下面的空地上一坐数小时，身旁摊着《易经》来练习卜筮，查阅那些环环相扣的谕示，看因果相互影响。各种各样确凿的神迹出现了——它们与我的思维过程形成有意义的联系，我自己都找不到解释。
实验中唯一的主观介入，是实验的一处随意性——也就是不计数——将一束49根的草茎随机分开。
实验者并不知道两把草茎各有多少，而卜筮结果正依赖于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其他的操作步骤则是机械化的，没有意愿支配的余地。如果说精神方面的因果也参与其中了，便只可能出现在将草茎束 一分为二的时候（或者这和扔硬币的随机性是异曲同工的）。
整个暑假里，我都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易经》给出的答案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如果有，那么精神事件与物质事件的顺序又是怎样发生联系的呢? 我屡次三番地遇见惊人的巧合，像是一种非因果关系的平行事件（共时性事件）。
我过于痴迷这些实验，把作记录这件事抛在了脑后，后来为此我很后悔。不过，稍后我常在我的病患身上做这样的实验，相当一部分结果的确是正中靶心的。
比如，我还记得一个年轻人的案例，他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他想要结婚，也结识了一个看上去挺般配的女孩儿。然而他心中不安，担心在恋母情结的影响下，他会再度陷入一个强势母亲的力场中。
我为他卜了一卦，结果他的卦辞是这样说的：“女壮，勿用取女”（见《易经》第四十四卦垢卦卦词，意为“此女强，不宜娶之为妻”）。
荣格每次讲座前都会讲“求雨者的故事”。
“在中国青岛的一个村庄，遭遇了严重的干旱，数月来滴雨未落，情况越来越糟糕。天主教徒们列队出行；新教徒们做祷告祈福；中国人焚香并冲天鸣枪试图吓跑带来干旱的妖魔鬼怪，然而都没能改变干旱的现状。
最后，中国人说道：我们去找“唤雨巫师”，不久后便从远处带回一个干瘪的老头。这个干瘪的老头只要了一间很小的房间，之后便把自己在屋里反锁了三天。第四天，天空便云朵聚集，在人们都绝望的时刻下起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暴风雨。
整个镇子议论纷纷，大家都对这个唤雨巫师充满了好奇。
威廉带着欧洲人的思维前去请教巫师是如何唤雨的，他问道：“他们尊称您为唤雨巫师，您能告诉我您是如何制造出这一场雨的吗？”这个瘦弱的中国小老头儿说：“我没有制造雨，我不知道如何制造雨。”
“那您那三天都做了什么呢？”
“这个我可以告诉你，我来自于一个万物都运转有序之地，一旦事物没有按照上天的安排而次序颠倒，那么整个地区就会陷入无‘道’的状态，自然万物也会因为处于这样一个混乱的环境而失去秩序。因此，我需要三天的时间去等待，直到我自己恢复有秩序的遵循‘道’的状态，自然就会降下雨来。”
荣格通过这个故事来阐述他的共时性原理，即心灵与外界发生了同步现象，是一种非'因果'的体现，或者说共时性背后的因果是无法进行任何实证的。
荣格认为，求雨者通过深入的冥想和内在修炼，达到了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影响了外部环境，促成了降雨的奇迹。
这个故事也体现了荣格对东方哲学的深刻兴趣，特别是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治”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荣格认为，这种思想与他的分析心理学中的许多概念相呼应，如个体化过程和自我实现。
荣格与爱因斯坦曾是同事与朋友。
根据第一部爱因斯坦传记的记载，爱因斯坦常常去荣格家做客，两人还经常一起讨论“共时性”（Synchronicity，又译作“同时性”）问题。
据说，“共时性”理论的提出，对相对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
提出“泡利不相容原理”、“泡利矩阵”的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E.Pauli，1900-1958年）有着“爱因斯坦的继承人，纵横物理世界的上帝之鞭”之美誉，他与荣格也有着长期的交往与合作，双方之间的友谊与学术交流催生了同时性（synchronicity）概念的最终问世。
据称，荣格曾用自己创立的心理学知识治愈了泡利的心理问题……
心理学的故乡
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布雷德和墨菲等人，都曾表示过他们的一种共识：认为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在中国。实际上，许多西方著名的心理学家，在其理论和体系形成的过程中，确实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卡尔荣格和其分析心理学便是一个例证。
荣格在其自传结束时，写了这么一段话：“当老子说，‘众人皆明，唯吾独懵’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就是我此时所感觉到的。老子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洞察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看到了并体验到了价值与无价值的本质，而且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际，希望复归其本来的存在，复归到永恒的意义中去 ”。
荣格读《老子》， 是在体验老子；荣格之与“道”，也是其切身的体验和感受。而“道”，这个中国文化中最为神奇的概念，也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一种内在的基础。
荣格曾一度隐居于苏黎士波林根他自己设计与建筑的塔楼，身着“道袍”，身体力行于中国道家的“生活”。
他认为卫礼贤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了，而他自己实际上也有了这种认同和实践。事实上，唯有这种认同，唯有这种同化，也才能够获得一种真正的理解。
荣格说，“道”的状态就是世界之初，事物还无所谓始。这种状态正是大智大慧者所努力取得的状态。阴和阳两极对立统一的原则，正是一种原型意象。这样，中国的“道”，与荣格无意识心理学的研究，就有了内在的联系，就有了自然的切合。
荣格的《心理类型》（1921）是其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他自己曾这样来叙说他撰写此书的原因和动机：“这本书始自我需要界定我自己的观点不同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观点的各个方面……于是它便把我直接引导到中国的‘道’的观念上了……只是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研究达到了关键之处时，就是说接触到了自性的时候，我才找到了重返这个世界的归路”。
1930年3月1日，传教士卫礼贤去世。
墓基石为八卦图
同年，荣格在慕尼黑纪念会上发表了一篇纪念卫礼贤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荣格讲述了自己对《易经》的看法：
“不仅许多汉学家，甚至是大多数现代中国人，都只能把这部著作看成一堆荒谬的符咒。也许没有哪部著作能像《易经》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
几千年来，中国最杰出的人一直在这部著作上携手合作，贡献力量。它虽然成文甚早，但万古常新，至今仍然富有生机，影响深远，至少在那些理解其意义的人看来是如此。”
演讲时，荣格特意提到他曾邀请卫礼贤在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做过一次演讲，在这个演讲中卫礼贤当众演示了《易经》算卦的操作方法，同时还做了一项预言，令人惊异的是，一年多以后这项预言就应验了，结果准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