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向以色列进行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近日，根据路透社、美国新闻网站Axios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的间隙宣布美国将会“利用制裁权力瓦解伊朗政权的恶意和破坏稳定的活动”。
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制裁伊朗，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由于控制了全球金融和银行系统，美国获得了极强的制裁权力。“在实施制裁时，美国通常只需要考虑在政治上是否合适，而无须担心美国方面无法落实相关制裁。”
尽管今天制裁已经变成一种经常被使用的国际政治工具，但是在它刚出现时，实际上是以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的的。《经济制裁》一书回顾了作为战争武器的经济制裁是如何变成和平工具的，之后又为何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最终变成现如今的政治威慑工具。
经济制裁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战、战间期和二战。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矛盾的螺旋上升和非预期后果，经济制裁从一个和平的工具变成了恐怖的武器，总共导致将近一百万人的死亡。而这个数字远超空袭导致的死亡人数。这主要因为制裁是一种制度，不像热武器，制裁发挥作用需要一个过程，而制度本身一定会存在漏洞，导致意料之外的情况和不受控制的摩擦。比如本来是为了惩罚德国的制裁成为后来希特勒动员纳粹的理由。
作为战争手段的制裁
在第一个阶段，制裁主要是一种战争手段。它的目的就是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切断供给，饿死平民，让新出生的婴儿营养不良。当时欧洲的全球化如日中天，举一个例子，把巴西出产的锰运到德国，需要英国、荷兰、挪威、法国等多个国家的参与。欧洲国家既从物流上连接起来，也从债券市场联系起来。而这个复杂的贸易网络的枢纽是伦敦。因为伦敦控制了欧洲金融和保险市场，以及最重要的——煤炭。所以英法联盟获得了制裁轴心国的能力。
制裁在欧洲历史上拥有漫长的历史，最早的封锁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但是一战出现了一种创新，它发明了基于统计和配额的制裁系统。制裁的总设计师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和他的副手阿诺德·福斯特，组织了一个专业的情报部门，对各国每年的贸易额进行统计和估计，然后发放配额，把举证的责任转移到进行贸易的国家。这从根本上杜绝了从中立国走私和融资的可能。制裁也因此从海军武器变成了文官武器。
阿诺德·福斯特评价道：“能源、通信和出口控制成为制裁的关键，制裁变成了一个官僚系统。”这件事的结果是：德国为了在制裁下喘息，进一步向东扩张入侵罗马尼亚；法国出于私人利益占领莱茵兰，十月革命后，德俄结成联盟。这些都为二战埋下导火索。
作为制裁手段的制裁
此时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成立了，制裁的权力也顺理成章地转移到国联。提到国联，就不得不提到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也是他推动了经济制裁作为国联的执行工具。在他的领导下，制裁变成了一种维护和平的工具。想要理解这一时期经济制裁的机制，首先我们要理解当时盛行的“民主和平论”。
简单地讲，民主和平论就是觉得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所以只要不是民主国家，就应该被消灭。因此在这一原则下，国联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的集体安全组织：对内相互保证忠诚，对外实施一致打击。
这导致经济制裁沾染了意识形态的色彩。在这种原则下，国联实行了一次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当时墨索里尼治下的法西斯意大利想要入侵埃塞俄比亚，国联就通过制裁意大利进行威慑，希望他们能退兵。但是墨索里尼早就开始自给自足行动，希望国内资源能撑到他把埃塞俄比亚打下来。一方面国联因为惧怕制裁过于强硬，失去保卫和平的能力；另一方面，意大利不断向东开展掠夺，最终，针对意大利的制裁失败了，墨索里尼成功占领亚的斯亚贝巴。
这之后，制裁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这个特点保留至今；而希特勒学到了墨索里尼的经验，趁国联制裁意大利时入侵莱茵兰。
作为国际政治实践的制裁
二战后，美国成为主要的国际规则制定者，经常使用制裁的武器惩罚违反国际条约的国家。比如它对伊朗、俄罗斯和朝鲜都发动过制裁。从烈度来看，今天的制裁远不如两战期间的制裁。一方面，今天的全球化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想要像七十多年之前那样全面围困一个国家的难度更高了；另一方面，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股区域势力相互制衡，达成制裁需要的一致也更加困难。但是，《经济制裁》这本书让我们意识到，制裁武器实际上难以左右一个大国，而且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制裁并非长久之计，制裁之后会发生什么才是更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