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班布尔汗
元朝灭亡后，遗民很多，主要原因是元朝统治宽松，社会各阶层受益，尤其是相比于朱元璋断子绝孙的恶毒统治而言。朱元璋统治期间，士大夫不是被杀就是抑郁，文明大幅倒退，老百姓的起义则此起彼伏，天下人无不怀念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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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悠久，王朝也多，虽然每个王朝建立之时都要标榜奉天承运，民心归附，但毕竟中国的改朝换代与西方不同，不是血统为上，“万世一系”，而是犁庭扫穴，易姓改号。
因此，每当新旧王朝更替之际，都会涌现出一批缅怀故国，宁愿隐遁乡野，老死荒郊，为故国贞节自守，也不愿改事新朝的前朝之民，这些人被称之为遗民。这是中国朝代更迭时的惯例，是“世变时代不可或缺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现象”。
总体来说，在传统社会，遗民总是被尊重和歌颂的，因为遗民秉承着忠义和坚守，忠义说明有道德，坚守则是有情怀。有道德而又有情怀的人，岂能不得到尊重？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有两个王朝的遗民却属于“异类”，他们的忠义和坚守并不逊于其他时代的遗民，但得到更多地是嘲讽和不解，乃至口诛笔伐。这便是元遗民和清遗民。
清遗民毕竟是在传统社会彻底崩溃之后产生的，在近代思想的冲击下，遭到抨击算得“情有可原”，不具有代表性。而元遗民则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产物，前有继后有续，而其遭遇，却连清遗民还有有所不如。
比如王夫之，自己本身就是遗民，按说应该有“同情之理解”，但对于元遗民则大为痛斥，认为他们“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者”，为“败类之儒”、 “国之妖”。
另一位明遗民吕留良更是写诗叱骂“此曹岂云不读书，直是未明大义耳”。
又如钱谦益，自己大节有亏，但骂起元遗民来也不嘴短，认为他们“鲜能深明于大义”。
还有钱穆，在读元遗民诗文时，发现元遗民不忘故主，并无重光中华的欢欣之情，便抨击道：“明初诸臣之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
对攻击元遗民的人来说，原因即简单也符合道德，因为元朝是“异族入主”，而且是在朱元璋打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推翻的，元的遗民，怀念异族，不改事“中华”，自然也就活该被骂。
不过，王夫之、钱谦益和吕留良也生活在异族入主的战乱时代，而且遭遇了先前从来没有过的剃发改服的屈辱，评价元朝，难免有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的问题。
而钱穆生于清末长于民国，幼年时便深受革命党排满思想影响，元之蒙古与清之满洲都属该“排”之列，加之民国时外患日亟，也有着振奋民心的考虑。
所以，这些治史大家都忽略或者说自动屏蔽了一个问题：毕竟，元代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大不同，元遗民的选择与他们的判断也不大同。
什么人会成为元遗民
如果元朝的遗民都是蒙古、色目士人，也许就不会遭到后世的非议了。毕竟元朝有众所周知的“人分四等”（大司马按：其实是谣言），蒙古、色目人属于特权阶层，元朝灭亡，他们没了特权，还念故国，做遗民是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元朝的遗民虽有不少蒙古、色目士大夫，著名的有伯颜子中、王翰、丁鹤年等人，但主体却绝对是汉人，而且是以江南士人为主。
清末张其淦曾编有《元八百遗民诗咏》一书，其中存录元遗民达八百五十余人，相对于《古今图书集成》所载的宋遗民七百人，不但人数更多，而且蒙古色目士人只占很少比例，汉族士人则洋洋大观，更集中于徽州、福建、江西、浙东等人文荟萃之地。
曾有学者对江南各地遗民诗人群体的特点进行过归纳，虽然各有不同，比如吴中遗民诗人作品忧伤悲愤，徽州遗民诗人的作品激烈忠贞，广东遗民诗人的作品闲适恬淡，但都对元朝的时光充满怀念，不愿意加入到“建设大明王朝”的洪流当中去。
那么，是不是元遗民都是有过功名，当过官的呢？若是有功名，那是“天子门生”，不愿背弃给予自己功名的旧天子理所当然，若是当过官，那更是要讲究“君臣之义”，是要“忠臣不事二主”的。可是参看元遗民群体，却也不然。
元末大乱，为元朝奋战到死，破家毁身的忠臣不少，而且还大多都是进士出身的臣子。赵翼《廿二史札记》便提出“元末殉难者多进士”,列举为元朝殉难的进士十六人，其中十人是汉人。
当然赵翼列举的太少，其实有史可查，自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末兵乱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灭亡，殉元的进士达四十二人。
不过，遗民中虽然也有舒頔、李祁、戴良这样中过进士，当过官的士人，但大部分却既没有功名在身，也不曾做过官的。比如著名的元遗民汪克宽、梁寅、张宪等等，要么从未出仕，要么屡试不第，都只是声名很大，但完全算不上元朝“既得利益阶层”。
没有名分和利益上的羁绊，那是否元遗民都是不知变通，学无所成的腐儒？当然不是，他们可算是元末明初时最为精英的群体，大多出身于徽州的新安学系，福建的闽学，江西的草庐之学，浙东的金华学派等文脉绵长的学派。
赵汸、汪克宽、华幼武、吴海等人都是著名的理学家，戴良是与宋濂齐名的江南才子，李祁是公认的元明之际湖湘第一诗人，张宪被誉为“磊落肮脏，豪气坌涌”，梁寅因为博学多才，淹贯经史而被称为“梁五经”等等。
这且不论，元遗民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便是虽然出仕于新兴的明朝，甚至已经是股肱之臣，却在功成名就之后仍然还念元朝，诗文中满是遗民思想。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便是刘基。
刘伯温都给朱元璋逼成了元遗民
刘基在中国历史上与诸葛亮一样，是智慧的代名词。在元末大乱中，他原本为全心全意为元朝效力，在浙东组织义兵，是反元群雄之一方国珍最头疼的敌手。
可惜元朝并没有因此重用他，刘基只能闲居乡野。为朱元璋效力后，刘基为明王朝的建立居功至伟，被朱元璋誉为“吾之子房也”，受封诚意伯爵位。
但是，刘基在入明后的大量诗文，却全然一派遗民风范，满篇均是“愁来重回首，涕泪下沾巾”的惆怅，以至于后人一眼便看出，他“佐命之后，诗篇寂寥”，实在是“其为遗民”。
元遗民并非都是蒙古、色目人，也并非都是领过元朝功名利禄的人，而且人数众多，分布广泛，素质极高。这也难怪让王夫之、钱穆等先贤恼怒和不解。
要解开这些不解，我们就需要抛弃一些成见，看看元代读书人的生活。
元代儒生的生活
按照约定俗成的印象，元代士人，或者说儒生，过的是暗无天日苦不堪言的生活。所谓“八娼九儒十丐”，数千年来都是天之骄子的士人地位仅比乞丐高点，连娼妓都不如。再加上“人分四等”，江南地区的士人属于最低等的南人，那更是黄莲水冲咖啡，苦中更苦了。
苦成这样，还做遗民，那只能是元朝刑法严苛，镇压酷烈，把读书人都管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若真是这样，一切也就很好解释了，可惜却并不是事实。
首先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得不了的，因为元朝的刑法宽纵是出了名的，乃至“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观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管理粗疏，崇尚放任是元朝的常态，朱元璋在总结元朝覆亡时，也认为“以宽纵失天下”。
而“人分四等”，看似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级森严，其实这仅是在任官上的亲疏有别，若是放在整个社会，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汉人、南人富甲一方，权势赫然的大有人在，而蒙古、色目平民因为穷苦卖身为奴者也比比皆是，
元朝廷还需要经常拨钱赎买蒙古人为奴者。正如蒙思明在《元朝社会阶级制度》一书中所言，因为“元代政治之粗疏放任”，所以“汉人、南人之地主富商更易发展，财富之数量日增，潜在之势力日大”。
至于“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是宋遗民对元朝的牢骚之言，清代便有学人考证“知其为不然”。及至近代，一些元史大家，如陈垣、姚从吾、邵循正等先生也都曾指出“九儒十丐”说出于南宋人诋词，不足为据。
元朝设立户计制度，无论什么职业都要编户，比如匠户、猎户、娼户等等，士人也被编户，称为“儒户”。
各个户计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儒户的义务是“就学”，也就是在书院里教书学习，并且在国家遴选吏员的时候参与考试。而儒户履行就学备选的义务，便享有免除兵役、劳役以及领取奖学金性质的“廪金”的权利。
在元朝诸户计中，儒户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与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回回等户计相同，仅次于皇族和官员。
宋朝“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士人地位的登峰造极，元代士人被拉到与其他宗教平等的地位，而且科举又不兴盛，也难怪会有今不如昔的牢骚。
不过，士人们并没有因此边缘化，基层社会仍然是士人的天下，不当官不做吏，照样指点江山，造福桑梓。
元代的地方官，因为是“空降干部”，很多又是蒙古、色目人，到任后总是两眼一抹黑，必须得靠当地有名望有能力的士人共治，这样的例子，在元代不胜枚举：
兰溪州人赵必璇，“来仕州者，赖君明达政体，谙熟物情，有疑事必从君询访”；吉安路庐陵县刘子清,“二县（庐陵、龙泉）之大夫以事询访，必为剖析赞决，俾有裨益”；婺州人楼如浚，“县大夫有所询，则别白是非以告而无隐”；宁国路宣城梅致和经常被地方官“咸来咨询治道”，官员们“每有疑难，必下礼质之”；台州路宁海县方子野，“部使者每岁行县，必过府君门观风问政，相与成宾主礼而去”……
其中最传奇的，是松江府的周显。他不但能够依靠自己的威望使得官民在赋税缴纳问题上避免冲突，还能参与官府进行核田行动，“使者虽悍暴，亦啧啧称善不已。”在灾荒之年，周显还能越过胥吏，向官府呈报受灾情况，避免了“吏杂署灾状，无所证验”的弊病。
除此之外，其余地方政务，如盐政、治河，周显无不参与，甚至连地方官员内部有了矛盾，也要周显出面进行调解。
元朝的主要财政收入依靠盐税和商税，对于土地税收取很少，史载，“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后一切未征”。因此士人们若是不想出仕为官，也不想与官共治，大可享受恬适的田园生活。
倪云林的《岩峦小屋》
农民和有产者在元朝都生活安逸
李日华所著《紫桃轩杂缀》便说：“士君子不乐仕，而法网宽，田赋三十税一，故野处者，得以赀雄，而乐其志如此。”
因此，元朝士人的生活即使不能用幸福美好来形容，但也绝说不上苦，这也就是为什么宋遗民入元后，“前后不过二十余年”，便“不构成一个分隔而可见的社会群体”。士人们的笔下，已经是“父老歌延祐，君臣忆至元”，“百年礼乐华夷主”这样的诗作了。
元遗民的精神支撑
士人或者说儒生，在中国古代是精神世界的王者，是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天然职责，是肩负着道德操守的榜样作用。
若只是不愁吃喝，生活无虞，绝对“收买”不了他们，他们是不会以自己的声名、道德乃至生命为代价，去做遗民的。
因此，元遗民的产生，元代的物质环境仅是一方面，而精神的大环境才更为重要。
这个环境是两点互为支撑，其一为华夷之辨的淡化，其二为理学的昌盛。
宋代是传统中原王朝边患最为严重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无论是契丹、党项还是女真，都是武力强盛，更在于这些民族都建立了与宋朝文明礼乐不相上下的政权。
契丹的辽朝“彬彬不逊于中华”，党项的西夏尊奉孔子为“文宣帝”，女真的金朝更是出现了金世宗这样被誉为“小尧舜”的皇帝。
所以，虽然宋代君臣还要视他们为夷狄，但其实已经和汉唐时代看待匈奴、突厥等民族时大有不同，宋辽之间约为兄弟之国，宋金更是有着“叔侄之国”、“伯侄之国”的国与国关系，那种似乎牢不可破，如冰炭不可同炉的夷狄华夏观，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发生了松动。
而这种松动，也催化了另一种思潮的崛起，那便是忠君观念的绝对化——因为不如此，汉人士人在宋朝若不得志，是不会有去其他国家寻出路的障碍的，毕竟都是遵行孔孟之道。
忠君观念的绝对化在宋代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既是对五代十国时期 “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乱世的教训总结，也是对多朝并立，各称正统的现实的考量。
北宋司马光首倡尊君之论，认为君尊臣卑“犹天地之不可易也”。而到朱熹、二程的理学兴起，更是确定了“君臣父子，定位不移”，“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终极道德观。
华夷之辨松动，忠君观念绝对，使得到了元代，虽有郑思肖、谢枋得等宋遗民坚持华夷大防，但士人的主流都认为是否视为正统，不在于是否中国之人，而在是否奉行“中国之道”，“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
人们拿古人进行类比，指出“舜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夷”，但“后世称圣贤焉”，只要“谙于中国之道”，那便不能“以夷狄外之”。元朝虽然是蒙古人做皇帝，但“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
元朝统一全国后，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双向推动，理学不但成为最为显赫的哲学流派和思想体系，还成为官学，也就是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进而成为书院的主修科目。
元代的书院如钱穆所说，“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已经达到了“远州下邑，深山穷谷”都有书院的地步。
书院的兴盛，也就使得理学的传播更为深远。待到元朝开始科举考试时，理学更成为主要考试科目。元朝科举，题目出自四书五经，但经义都要以朱熹、二程的注疏为标准。想要科举入仕的各族士子都必须精心研读，这更加强了理学的传播。
元代理学继承了宋代理学的基本原则，为遗民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养料和心理基础。元遗民的核心价值为元尽君臣之义、不仕二姓正是理学思想的外化。
就如著名元遗民赵汸所言：“即居官而食禄，则臣子之分已定，设有中外出入之异，远近劳逸之殊，君子岂复容心于其间哉？”
所以，元末大乱之时，以汉人为主的士人们无不奋勇争先，为了忠于朝廷而与红巾军等队伍殊死作战。不但在任官员鲜有临难脱逃者，就算隐居乡野的士人，也认为自己有“散储蓄，聚丁壮”，以“绝奸恶滋蔓”的责任。
元末乱世中，当旨在推翻元朝的起义军遍布天下之时，各地士人纷纷组织“义兵”、“义旅”与起义军两军对垒。
著名的“义兵”除了刘基，还有龙泉王毅义兵、徽州汪氏义兵、饶州张理兄弟“兴安义兵”、温州郭璞义兵、松江府吕良佐义兵、婺州胡嘉祐义兵、太和州胡济川义兵、徽州路休宁县人程国胜义兵等等。
刘伯温挺身护国，毫不费拉
元代的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如此，元遗民的产生也就不再是难解的问题了。不过，仅有这两点，证据还不够充分，就如前文所说，有功名的遗民有这些条件足够解释了，那么大量没有功名的遗民，乃至都做了明朝官的士人，为什么也那么怀念元朝呢？
这就得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身上找原因了。
明初的“知识分子政策”
元代的汉族士人，固然生活上并无困苦之虞，精神上也早已认可了元朝的正统。不过，元朝给予他们仕途上的空间毕竟狭窄，而且蒙古上层在推行儒化的同时仍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皇宫府衙中左衽髡头与峨冠博带交相辉映，也毕竟有显性的隔阂。
再加上元末大乱，元朝廷要付很大责任，所以当以恢复中华为旗号的明朝建立后，虽有忠义观的障碍，但汉族士人尤其是没有功名官位的，投向新朝一展抱负本该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他们很多都自甘为遗民，就是不愿意为新朝效力。
原因就在于明朝开国太祖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
朱元璋认为元朝宽纵失天下，因此以严刑峻法治国，其严已经到了酷的程度，为他效力的臣子，鲜有善终者，对功臣的大肆屠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元朝的降官也始用终弃。
据学者统计，明初入仕的元朝降官有一百余人，其中文职官员七十人，姓名官职可考者有五十三位，除了四位是蒙古人外，均是汉人。
而在这五十三人中，非正常死亡的便有十二位。其中张昶、开济、李质、傅公让、曾坚是直接被处死，黄肃、陆聚被党祸牵连而死，刘基被暗杀，程国儒自尽。秦裕伯、危素、吴云遭到打击忧惧而死，虽然算不得横死，却也不是善终。
除了这十二位外，邹奕、薛显、刘三吾等人则是被流放，有的熬到召归，有的则死在贬所。五十三人中，算是得了善终的，只有十七人。
功臣和降官本是朱元璋倚重的对象，尚不免落得个“白刃不相饶”的结局。一般官员在“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罪之人”的氛围下，更是动辄得罪。
洪武七年，大诗人高启被腰斩于市，被后世认为“拉开了明初众多文祸的序幕”，而其实在高启遇害之前，就有人指出“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之一二”了。
陆容所著《寂园杂记》中，借永乐间一个老僧之言回顾洪武朝之事，便感叹道：“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
“一授官职，罕有善终”的可怖局面使天下士人发现，做官不但不能展抱负济时事，还动辄得咎破家毁身，那么不做官归隐田园如何？对不起，也不行。
朱元璋的控制欲并不满足于朝堂官府，而是希望举国上下，镇店乡村都要被自己的威权所笼罩，在他的《大诰》中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 则诛其身而没其家。
朱元璋的死亡凝视
元遗民中，伯颜子中、王翰、戴良等人都是因拒绝出仕而自杀，而如贵溪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姚润、王谟被征不至，更是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皆满门抄斩。
至于名气不够大，可以避免被强征入仕的士人，乡间的生活也不再恬适了。明朝改变了元朝的税收制度，以农业税为主，农业税占政府总收入的81%。
一般农户“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负担极为沉重，即使富户日子也不好过，各种额外差发不断，用黄仁宇的话来说:“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
做官没有好下场，不做官也难逃一死，侥幸不被征召，又苦于差役赋税，士人们眼中的明朝，虽然号称恢复中华，生存环境还远不如元朝。那么以遗民自居，怀念故国，追悼元朝便不仅是道德的追求，也是感情的宣泄。
如果明太祖朱元璋的“恢复中华”是恢复唐宋的“中华”，也许元遗民即使有，也不会如此之多。
就如明末，在华夷之辨达到顶峰的情况下，清兵南下，除了扬州史可法激烈抵抗之外，各地可算是传檄而定，日后被三屠才屈服的嘉定也是欣然归附。而“剃发令”一下，南明长达十八年的铁血抗争便拉开了帷幕。
虽说“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但胜利毕竟不等于正确，自会有人不屑于你的胜利。朱元璋在武力上胜利，道德上也要占据制高点，但那些当时不敢公开，日后也饱受诟病的元遗民，却默默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你赢了，但我们就是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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