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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近来，“外资撤华论”、“中国不可投资论”一时甚嚣尘上，结合中国吸引外资规模等数据波动，部分外资对中国市场一时呈现观望姿态。但与此同时，跨国公司高管也在密集访华，并且频频出现在各种论坛会议，希望在中国市场捕捉新的商机。
在接受“IPP专访”栏目专访时，郑永年教授表示，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在一些领域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决策。同时，他指出，中国正在布局探索新质生产力和开辟新的产业领域。数字经济、新能源等的蓬勃发展，将带来更多产业细分赛道，这既是外资流动的方向，也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视频】IPP专访郑永年：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开辟更广阔的产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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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我们可以感受到，从中央到地方都展现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积极姿态，比如开启单方免签、放宽很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等等。但目前来看，无论是外资还是民资，似乎仍然是以“观望”和“犹豫不决”的状态为主。这一点您怎么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郑永年：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在对外开放早期，中国到处都是投资和赚钱的空间， 海外华人最早响应，将资本和技术带入中国。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加快中国开放步伐，更多外资，尤其是西方资本流入中国。
我们从珠三角地区就可以观察到，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制造业，不仅吸引了民资，也为国际资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980年至1990年间，珠三角地区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显著增长。图为广东深圳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顺岸式码头 图源：新华社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主要的比较优势是充裕的劳动力、较低的土地成本以及相对宽松的环保要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条件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在上升，同时也越来越强调绿色发展，环保方面的要求也日益严格。
所以，一方面我们在政策上对外资越来越开放，但在质量方面对引进和利用外资实际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对外资也是有选择的，比如对环保不友好的外资，我们是不欢迎的。
自2017年以来，中国已连续5年修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许多领域减少外资准入限制
此外，一些外资觉得中国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不划算，选择将投资转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国家，比如东南亚一些国家。这对于中国本土资本而言也是一样的，这是资本跨境的正常流动。
除此之外，外资呈现“观望态度”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在早期，外资之所以能在中国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主要是由于我们本土企业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但现在，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外资面临的竞争环境更加激烈。一些外资评估后认为，自己在中国市场上已不具备过去那样的竞争优势，所以转向其它国家。
探究外资“犹豫不决”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我认为是因为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
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已经达到顶点，现在必须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进而提出了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但也因此，我们要经历经济结构转型，这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
但就我接触到的一些外资来看，他们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济转型非常感兴趣，都在询问有哪些新的热点和机会。比如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和深圳，最近就从在大力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低空经济可能在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发展了，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
深圳活跃着1500余家低空经济产业链上企业，涵盖技术研发、软件开发、硬件制造、商业应用等环节 图源：新华社
现在无论对民资还是外资来说，传统经济领域的投资空间已经接近饱和了。因此，我们接下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时，需要思考如何开辟新的经济和产业领域。
在比较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时，尽管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产业体系是齐全的，但实际上美国的产业类型更加多样化。就比如低空经济上，美国就有一定的先发优势。此外还有很多其它领域，我们都需要考虑如何追赶和独立发展，比如金融产业下面的很多细分领域。
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个新阶段，我们必须思考如何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增长。
我认为，伴随新质生产力等的提出，我们在“十五五”发展阶段会更加关注新经济形态的发展，比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未来可能还有更多新兴领域出现，产业和行业也将随之越来越细化和专业化，这将为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提供更广阔的投资空间和发展机遇。
这一趋势不仅契合全球资本流动和发展的大方向，也符合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长期战略需求。
（以上文字根据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实录进行整理，略有删减）
采访｜刘深
整理｜周浩锴
IPP专访｜郑永年：要了解中国经济前景 不能光看“媒体中国”
郑永年：乱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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