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张维迎教授谈这个话题有一个背景，即：我们无可争议地遭遇到了一个不友好的国际环境，连巴铁也不那么铁了。
如果大国关系中，仅仅是利益关系，那么，进退得失都是商业利益上的权衡，这好办，无非是共赢，你进我退，有商人的机智就行了；如果是价值关系，那么，当双方的价值观无法契合时，冲突就是不可调和的。有意思的是，张教授对问题的展开，很快从现实的大冲撞又一如既往地回到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他谈起了对和平的理解。
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
这三大和平基石，从中国的视角看，都不那么牢靠。
先说贸易
借巴斯夏之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美利坚正在去中国化，说是不主张脱钩，实际上，从特郎普执政时已经在鼓励企业撤出中国；最近美日政府都做出了承诺，企业撤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由政府赔付，这是一种非常坚决的姿态，肯定不仅仅是利益冲突，是价值冲突；可以说是一种预判，是对将要发生的地区性冲突的一个必不可少经济准备。
所以，它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阴云。
贸易上的脱钩，不全为经济利益战。
不独美利坚，国际性贸易组织，如CPTPP，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也将中国拒之门外，这说明，价值冲突不完全是与西方强国的冲突，也是更大范围的冲突，是体制性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这一点上，我们既要坚持自己，又要打开大门，如何才能够做得更好？
在国际安全关系中，贸易基石并不那么牢靠。
再说民主
民主指的是政体，也可以说是多元化的选举模式的政体。
二战以后，中国的政体被定义为和平的威胁，中国的体制性越强，冲突也越强，虽然中国是非常爱好和平的国家。
付莹女士说的对，不是中国不了解世界，而是中国没有让世界了解中国。
体制性的冲突，可以说是超越商业利益之上的最严厉的价值冲突，也是不友好的国际环境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这种体制性的冲突解读为单纯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谈判就成了鸡与鸭的对白。
中美贸易谈判初期，我们愿意双赢，认为美利坚不会干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蠢事，甚至认为那样做，一定是美利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结果，一切都被付莹女士提前言中了：
中美之间的大国冲突中，美利坚两党将完全一致，并且得到民间的广泛支持；中美冲突一旦形成，将不可修复；且会影响漫长的一个世纪。
这个和平基石现在不是在强化，而是在弱化。
最后是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的风向代表着国际政治的风向，俄乌冲突可以看成一个样板。
俄罗斯是什么情况，遭遇到了什么，我们未来在冲突中也将初无二致。实际上，这种全球性的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已经影响到中国对经济模式的选择。中国在经济上提出双循环，实是一种战时经济与和平经济的双轨制，内循环并不是一种经济制度，只是一种国有经济控盘的选择，以保证在非常时期的自足自给。
内循环与外循环其实分不开，内循环由国家资本控盘，是一种非市场化行为，这种非市场化行为恰好是外循环的主要障碍，说到底，还是价值冲突。
既然中美关系已成死结，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内千千万万个外贸企业的订单，我当然真心希望能从CPTPP打开缺口，让“中国模式”成为一种蓝海模式，因为，不能融入世界，中国的未来将步履艰难。中国过剩的产能，以现在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是消化不了的，必须打开国际市场，让外贸这只后备箱化解掉中国强大的产能，中国经济才能复苏，这也是中国真正强大起来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否则，经济将进入一个漫长的弱复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