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宣布新中国的成立,然后,用他那指挥雄兵百万的粗大手指,轻轻按动一枚小小的电钮,象征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就这样升起在首都的上空。

时间是会流走的,但历史会沉淀下来。

只有了解过五星红旗历史的人,才能知道,它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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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升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国旗

面向海内外征集国旗图案

1949年上半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着手进行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第六小组,决定向全国公开征求国旗图案。

7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通过《人民日报》等报纸向全国征稿。

《征稿启事》的内容是:

“国旗,应注意:(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博物馆展出的众多国旗设计稿

《征稿启事》迅速传遍全国,传向海外。一个多月内,政协筹备会便收到国内外群众寄来的国旗稿件1920件,图案2962幅,国旗审查小组平均每天收到100张国旗图案。

投稿者既有革命领导干部、社会知名人士、美术家,也有普通干部和工、农、兵,甚至小学生。

这些图案有的是在隆隆车间工具箱上绘制的,有的是在枪炮不断的战壕里构思的。

还有一件是从未解放区邮寄来的,信封上贴了国民党法币20万元的邮票。从这枚邮票就可以看出蒋管区货币贬值的严重情况。大家都非常惊奇地传看这个信封。

海外华侨也从美洲、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寄来23幅图案。其中,一位华侨在来稿中写道:“虽然我的稿件可能不会被采纳,但我还是很高兴,还是感到做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因为新中国的成立使我们这些海外孤儿有了信心,有了希望。”

盛夏8月,北京饭店413号房间一片热闹。第六小组和评选委员会对数千幅图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和反复研究。最后,将复选出的38幅图案印发给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讨论。

这些图案多数是红旗加五角星,有的加上镰刀斧头或嘉禾齿轮。其中,郭沫若设计的图案有一颗五角星和两条黄杠,代表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长江;朱徳设计的图案左上1/4为蓝色长方形,嵌一颗五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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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毛泽东

评选国旗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在毛泽东主持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所。他是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当双方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留在了北京,作为特别代表,邀请出席了政协一届会议。

闲谈中,张治中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你看怎样?”

“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地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了吗?”张治中先生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听了,皱了皱眉头:“这倒是一个问题,不少人很主张采用这一图案,并且也举了很多的理由,我再约大家来研究吧!”

张治中

9月25日,张治中先生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到中南海参加关于国旗设计的专题讨论会。毛泽东客气地和张先生握了握手,并且向大家介绍了张治中的意见,然后接着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一道杠的,在大会上恐怕只占1/4到1/3,以3/4或2/3的赞成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体同志一致通过的才好!大家想想吧。”

“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的团结”

这是一面几乎要被淘汰的国旗图案。

文学家田汉几次从这张设计图稿前走过,又几次恋恋不舍地转身回去端详,他总觉得这幅图案眼熟,似乎心目中的国旗就应该是这个模样。

艺术家的直觉,终于促使田汉举起这张薄薄的纸片,大声对毛泽东说,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如果不要上面的镰刀斧头效果可能会更好。

国旗图案参考资料

毛泽东接过图稿,眼睛一亮:“这张不错,不错,镰刀和斧头可以去掉。”

座谈会上,大家终于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用五星红旗作为新中国的国旗。

但是,一些人就五颗星的书面解释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这四颗星是代表四个阶级,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国旗不是又要改吗?”

毛泽东思路敏捷地说:“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不说四小星代表四个阶级。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的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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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在政协最后表决国旗图案时,曾任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的邵力子站起来发言说:“图案设计我没什么意见。但是,大星小星的提法有些不合适。在中国语言里,小星是被称作姨太太的,这不好。”

梁玉成说,为了便利国旗制作,故有大小星之说。

李烛尘说,把小星统统不要,只要一颗大星做国旗。但他的这个意见没有附和者。

有人提议把小星二字可改为小五角星。

这时,全场热烈鼓掌通过。

马健翎提出在大五角星的外面画一个圆,在圆上取等距离的四点作为小五角星的位置。这样,小五角星变动一下才整齐美观。

田午说,在小组会上,曾多方面试过,还是原图案美观。

当时,议论最多的还是邵力子关于小星的提法,大家都同意把小星改为小五角星的意见。

最后由周恩来总结。

周恩来

邵力子的发言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小星的提法不懂古文的人不知道,知道的人并不多。大会还是通过了这面国旗,只是避开了小星的提法。

至此,再没有什么意见了,只等表决。

通过国旗等议案的这一天,是政协大会的第六天。这一天的执行主席有两组。前半场由张澜、李立三等主持,主要议程是各单位代表发言。后半场主持人是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艾则孜,他们负责讨论和通过议案以及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这一天,是9月27日,五星红旗的图案被一片森林般的手臂热烈接受了。

三天后的闭幕式上,主席台的一侧走出三个穿军装的男女军人,他们在主席台上按开一面特制的五星红旗。

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出现,顿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毛泽东和六位副主席站在国旗前面,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头微微昂起,一脸庄严,他的老战友朱德和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站在他的两边。

左起:刘少奇、朱德、毛泽东、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报纸上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决议案:“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关于《国旗制作方法》中这样提到: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一星较大,四星较小,环拱于大星之右侧。四颗小五角星均各有一个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时,也曾起草过国旗和国徽的设计方案。当时提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图案是地球下面托着谷穗和麦穗,国旗底色为红色,置国徽图案于其上,图案用黑色,旗杵套为白色。大会还对国旗的长宽尺寸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但是,只有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标志——一面真正能象征独立、民主、自由、团结的国旗。只有五星红旗才真正代表了一个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

毛泽东

曾联松的名字从此与国旗紧密相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的设计者名叫曾联松,浙江瑞安人。

当时,曾联松只是上海的一名普通财务工作者。这天,当他看到《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后,心中顿时燃起一股责任感,他一定要投稿!

在绘制国旗图案的时候,曾联松脑海中一直回荡着一首歌曲:“……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把星星放在国旗上怎么样?

这个灵感一出,曾联松马上画了起来。他先画了一颗大五角星,并在星星上画了镰刀和斧头,代表中国共产党,又画了四颗小五角星,代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人民的四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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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图案复字第三十二号原创者:曾联松

接下来就是考虑星星的位置了。经过几千张草稿的比对,最终,曾联松选择把五颗星星置于旗帜的左上方。颜色方面,星呈黄色,代表中华民族属黄色人种的表现。

最后,曾联松怀着激动而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自己的倾心之作投进了邮筒。

后来,当报纸上公布国旗的最终方案时,曾联松有些激动又有些惊喜:激动的是中国人民从此将拥有真正代表自己国家尊严和主权的国旗;惊喜的是这个五星红旗竟与自己设计的图案大致相同。但他又不敢确认这就是他设计的,因为公布的图案大星中没有镰刀斧头。

一天,曾联松碰巧在图书馆查到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其中“复字第三十二号”五星红旗图案下赫然印着“设计者——曾联松”几个字,他这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经与国旗紧紧相连。

曾联松铜像

1950年元旦,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来信: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即后来的人民币500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第二年国庆节,曾联松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1994年,曾联松将珍藏的国旗图案原稿赠送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1997年元旦早晨,耄耋之年的曾联松老人不顾重病在身,执意让老伴将香港一些民间社团请他签名的五星红旗拿出来,用颤巍巍的手一一为那些热爱国旗的港人签上他的名字,以表达他对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之情。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原稿(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一定要让毛主席亲自升起国旗

1949年秋天,距离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原来越近了!

一天,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致祥接到命令,要他负责天安门现场的布置和宣传工作。接到命令后,张致祥火速赶到了天安门。

天安门和广场将成为开国大典的中心,主席台如何布置才庄重?广场上如何装饰更喜庆?领袖像挂在什么地方?升国旗的旗杆竖立在哪个位置?……一大堆难题摆在面前。

张致祥从军内军外请来了一批能工巧匠,请大家献计献策。当谈到升国旗的事情时,大家热烈地讨论开了。

“在旗杆下设两名升旗手。”

“升国旗是新中国诞生的标志,要由毛主席亲手来升!”

“天安门城楼离旗杆那么远,毛主席怎么可能从城楼上走下来拉动绳子升旗呢?”

毛泽东

“我有一个办法!”突然,一位30出头的年轻干部说:“可以设计一个自动升降器,把控制开关放在天安门城楼上。到时候,毛主席伸手一按电钮,马达启动,就带动国旗上升了。”

“好主意呀!”张致祥眼睛一亮:“就照你说的办,回去赶快搞设计!”

当场气氛活跃起来,张致祥果断地说:“就这么定了,上报中央。”

可是,电动升旗是怎么回事,在当时,仅有个别人从外国画报上见过。承担天安门广场的电线安装任务的一个电力工程师答应试试看。

开国典礼上的毛泽东

这位电力工程师叫林志远,是北京市建设局的,就是他担任了开国大典升旗装置的总工程师。一连几天,金水桥以南的广场中间弧光闪闪,锤声铿锵,工人们焊接的长22X5米的铁管旗杆,竖起来差不多相当于天安门城楼第一层飞檐的高度。旗杆的土木工程比较简单,没有给国旗卫士留出入口,卫士出入都是翻越栏杆,很不方便。

根据升旗仪式和奏国歌需要同步进行的要求,在天安门城楼西南角安装了电钮,电线从这里钻进天安门城楼前的马路,然后架高一直延伸到旗杆处。大理石基座里藏有总开关,还有土造的计时器,控制升旗时间和速度。电线直达旗杆顶端。顶端呈球状,里面有正向、反向自动开关。正向开关启动控制红旗徐徐上升,反向开关启动降下国旗。

这样一套电动装置是几位工程师凑了好几天才想出来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第一面国旗

9月30日夜里,万籁俱寂。

预演的日子到了,午夜后的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

电路接通了,试验用的红旗冉冉上升、上升。突然,红旗停在十六七米处的半空中不动了,旗绳卷在滑轮上,升不上去也降不下来。

这件事后来被传为“神话”。有人说是国旗有“灵性”,在第一次升起时,它自动定格在半旗位置,是要向那些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致哀。

后来,一个工人爬上旗杆,找到了症结,迅速地排除了故障,并且采取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聂荣臻

整个电动升旗装置在10月1日早晨测试成功,大会筹委会主任周恩来请聂荣臻去检查升旗设施。

聂荣臻握着徐博文的手,详细询问了电源保证工作。徐博文所在的电力公司负责对北平全市的电力供应。

“我们采用了双电源供电,没有问题。”徐博文多年与电打交道,十分有把握。

“哦,双电源都来自哪一方向呀?”聂荣臻问。

“一路来自石景山电厂,经前门变电站到广场;另一路来自平津唐电网,经东城变电站。”徐博文说:“我们有人工切换装置保证畅通。”

“如果双电源同时出现故障,怎么办?”聂荣臻又问了一句,徐博文一时语塞。

聂荣臻说:“我们一定要考虑周到,万无一失,有备无患,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罗荣桓、贺龙、聂荣臻

随即,聂荣臻叮嘱一定要准备人工升旗,把用绳子升上去的旗先隐藏起来,派几名士兵守在旗杆下。万一断电或失灵,立即人工升旗。无沦如何要保证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开国大典时顺利升起。

10月1日那天,徐博文亲自守在调度电话旁,监视电网运行。他手上有好几套应急方案,随时准备应付断电事故。

他的身边,有一个音量极大的收音机。当他从广播中听到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时,他知道,五星红旗顺利到达了旗杆顶端。

开国典礼上的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登载着新华社记者李普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见报前,分管新华社的胡乔木审查了以后说:“电钮升旗那句话,要加上一根电线连着的细节。否则,虽然你懂我也懂,但有些读者可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胡乔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有不少相信神灵的人,本来在这个有着神话传统的国度中就有解放军飞檐走壁、神仙保佑之类的活灵活现的故事,人们再亲眼看见毛泽东远离旗杆竟能把国旗升起来,那又不知道要编出多少神话来呢,还是应该不嫌累赘,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是用电线控制的。

开国大典

最后,《人民日报》上是这样写的:“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