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爸爸被杀死了，有人造谣说是共产党杀死的，是什么地方人士杀死的，还有人说是爸爸的朋友杀死的，我奇怪他们怎么不痛快地说，是我哥哥杀了我爸爸？”
这是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鹏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愤恨喊出的一段话。
1946年7月15日，就在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四天，著名民主战士、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在回宿舍的路上惨遭特务枪杀，英勇牺牲。一时间，关于闻一多的死因众说纷纭。
闻一多
李公朴、闻一多接连遇害
1946年7月15日，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上午10时，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将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
四天前的7月11日夜里，民主战士、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在昆明被特务暗杀。白色恐怖笼罩了春城，风传闻一多就是特务黑名单上的第二号人物。一时间，朋友和同志们都在为闻一多担心，可闻一多却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门。
走进至公堂，闻一多在讲台下前面的一条凳子上坐下来。台上李公朴的夫人报告李公朴遇害经过，悲痛欲绝，声泪俱下，可混进会场的特务却乘机起哄，搅乱会场。同志们为了闻一多的安全，本来没有安排他在会上发言。可闻一多眼见此情此景，怒不可遏，于是便登上讲台即席讲演，怒斥特务的罪行。
在讲演的最后，闻一多坚定地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准备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闻一多不怕牺牲，但他可能也没有料到，这次讲演果真成了他的最后一次讲演。
西南联合大学旗帜
7月15日下午5时许，闻一多在返回西南联大西仓坡教职员宿舍的途中遭特务枪击，英勇牺牲。人们用行军床将闻一多抬到云南大学医院，但医生已无力回天。就这样，闻一多走完了他四十七年的人生之路，离开了他既爱又恨的这个世界。
特务的手枪能够杀害闻一多，但却阻止不了人民对民主的向往。昆明人民一批批地涌向云南大学医院，向闻一多的遗体告别。
7月18日是预定闻一多遗体火化的日子。这天一清早，医院前的广场上就来了不少人等待着向闻一多做最后的告别。
天气阴沉沉的，不时还落下一阵小雨。广场上等待的人群，心情比天气更加阴沉。
特务们见前来告别的群众越来越多，便将火化的时间从原定的12时提前到9时。当大批群众于12时赶来与闻一多告别时，火化已经完毕。人们默默地站在火化炉前，向闻一多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也在向法西斯特务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闻一多和教师合影
闻一多的骨灰一部分家属保留，一部分撒入了滇池。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闻一多永远与昆明人民在一起。
闻一多最后穿着的衣服，留下了特务的弹孔和烈士的鲜血，这是他为争取民主，宁死不屈的见证。昆明人民要求把它留在昆明，建一座衣冠冢。在闻一多夫人高孝贞的坚持下，闻一多的衣冠冢建在了“一二•一”惨案牺牲的四烈士墓前。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镇压云南学生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西南联大学生李鲁连、潘琰、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壮烈牺牲。当时闻一多曾庄严地说过：“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新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
如今，闻一多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四烈士墓地位于西南联大民主广场东边一个水泥砌成的平台上，闻一多的衣冠冢位于四烈士墓前，碑上写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故教授闻一多先生衣冠冢”。
从墓台往下走，经过四级台阶，前面是一条二十米左右的甬道，两边松柏成行。在甬道尽头与大道联结的地方，有两根石柱，上面刻着闻一多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联大的同学们在闻一多衣冠冢前举行了庄严的祭奠……
闻一多死后，昆明国民党当局极力企图缩小这一事件的影响。西南联大举行的追悼会被安排在一个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教室里举行，前去“保护”的国民党军队却多达一连人，后面操场上架着机枪，特务在四周打转。
主祭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表情忧郁，一声不吭。报告闻一多生平的教授对其参加民主运动、遇害经过更是讳莫如深。
闻一多夫人在前一天晚上卧病在床，仍坚持一字一泪地口述悼词，准备让十三岁的女儿闻铭第二天到会宣读。可在追悼会上竟不允许闻铭讲话，只让她向闻一多的遗像鞠躬，便草草了事。
然而，反动当局想从人们的心中抹杀掉闻一多的形象是办不到的。
右为闻一多
两个星期以后，被当局明令取消的《民主周刊》悼念闻一多的专辑突然出现在昆明人民面前。刊物的首页上印着火红的字：“斗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了，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人！”
这是闻一多悼念李公朴的题辞，下面还有他的签名。
这期刊物刊载了高孝贞写的《闻一多同志被刺前后》，向广大人民披露了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真相。
这期刊物还以《闻一多同志不朽的遗言——在云大的演讲》为标题，刊登了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让闻一多的语言、闻一多的思想，再一次震动人们的灵魂。
闻一多与妻儿合影
“他们怎么不痛快地说，是我哥哥杀了我爸爸？”
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闻一多先生的牺牲，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深切悲痛。
7月17日，毛泽东、朱德给高孝贞发来唁电：“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励，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
同一天，周恩来正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厅里接见外国记者，当他突然听到闻一多被杀的消息时，沉痛地流下了眼泪。周恩来动情地说：“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死，绝不会化为过眼烟云，这将一定会使爱国者的眼睛更清楚地看清敌人的本质。我只坚信一点，如不以血易血，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中国，我发誓不使我敬重多年的朋友白白地死去。”周恩来的话使所有在座的人都深受感动。
7月26日，延安和苏皖解放区同时举行反内战反特务，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烈士大会。在延安，万余群众聚集在大众剧场，场外山坳里也布满了人群。朱德总司令首先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全国民主人士一致团结起来，清洗法西斯好战分子。
左为闻一多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表示，边区人民誓为全国人民反内战反特务运动的后盾。
苏皖解放区的大会在清江市叶挺公园举行，这里正面临着国民党五十万大军的进攻，人们决心踏着李闻烈士的血迹，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奋斗到底。
7月28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李公仆、闻一多烈士大会。从清晨开始，六千多名来自各界的人士便迈着沉重的步伐，向会场青年馆走去。青年馆门前两边的街口立起两座扎着松枝的牌坊，门外挂着的挽联，排列的花圈摆出几里地，有一千二百多件。
会场的祭台上方横写着四个极大的字：“民主之魂”，两旁挂着的挽联上写着：“以身以命争取民主，用力用血奠定和平”。祭台两边的墙上，各有一丈见方的两个大字，一边是“民主”，一边是“和平”。这四个大字用洁白的棉花做成，然后又染上红色，使人们想到：“和平在流血，民主在流血。”
张群
国民党元老张群担任追悼大会的主席，西南联大周炳琳教授主祭，吴玉章、张笃伦、胡子昂、鲜特生、许德珩、邓初民、史良、黄次咸、沈起予担任主席团成员和陪祭。
闻一多的两个孩子闻立雕、闻立鹏兄弟俩参加了追悼大会。在报告了李公朴、闻一多的事迹和遇难经过后，十四岁的闻立鹏勇敢地走上了祭台。他说道：“记得在昆明‘一二•一’惨案时，也有如这样多的挽联，这样多的花圈，这样多的人，爸爸那天对我说，他们死得好惨啊！现在，想不到爸爸也死得好惨啊！”
闻立鹏
听了闻立鹏的话，台下无数的人痛哭失声。闻立鹏不得不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道：“我爸爸被杀死了，有人造谣说是共产党杀死的，是什么地方人士杀死的，还有人说是爸爸的朋友杀死的，我奇怪他们怎么不痛快地说，是我哥哥杀了我爸爸？”
这几句话把人们的愤怒激到极点。最后，闻立鹏提高嗓音喊道：“我爸爸死了半个月了，现在还没有捉到凶手。现在我要求大家协助我，我们要求取消特务组织！”
这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的声音，这是人民的声音。
闻立鹏
重庆追悼大会，是闻一多牺牲后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第一个大规模的追悼会。
成都各界于8月18日借用蓉光电影院举行追悼会。不料民盟主席张澜在会议结束后走出会场时遭特务袭击，当场被打中头部，血流如注，面部胡须与上半身被血尽染。国民党反动派反民主的真实面目再一次大暴露。
国内影响最大的追悼会当属上海的追悼大会。民盟为筹备这次会议，特派出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人于8月28日专为此事走访了上海市长吴国桢，在征得同意后，遂组成四个小组具体筹备。
9月12日，国民党当局唯恐追悼会对其形成威胁，也要求参加发起。
9月24日，筹备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定于10月4日召开追悼大会，6日在静安寺公祭。
9月28日，产生由四十五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周恩来、华岗、郭沫若、叶圣陶、田汉等共产党人和著名民主人士以及吴国桢、宣铁吾、潘公展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均为其成员。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
10月4日，追悼大会在上海天蟾大舞台举行。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毛泽东、朱德送的挽词挂在会场的显要位置，上面写的是：“为保卫政协争取和平民主而牺牲的斗士精神不死!”
宋庆龄的挽联“血溅金河，冗有大名光宇宙；魂招歇浦，愧无巨笔志厉勋。”充满了悲愤之情。
周恩来、邓颖超的挽联写出了烈士的精神：“为民主为和平为大众成仁取义；反独裁反内战反特务虽死犹生。”
郭沫若的挽联令人深思：“求仁得仁何怨，先天而天弗迷。”
追悼会开始，首先由吴国桢致词，他不得不承认李公朴、闻一多被剌是违反法律的严重事件。在史良、楚图南分别介绍了李公朴和闻一多的生平后，演说开始。潘公展第一个登台，在悲愤填膺的民众面前，他也不得不表示李、闻之死是国家的损失。
毛泽东和郭沫若
郭沫若的演讲激动人心。他以孔子和耶稣为例，说他们生前都为真理和教义受到种种迫害，但死后终于受到后世千百万人的崇敬。“因此，李、闻两先生虽然死了，但他们的生命必将永生！因为真金不怕火，他们才是真金子呀！”
周恩来为大会写了哀悼词，邓颖超代为宣读：“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可望，杀人者终必覆亡！”
当邓颖超念到“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时，台下五千余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随后邓颖超每读一句，就有一次热烈的鼓掌，整个会场进入了高潮。
罗隆基的双眼已经哭得红肿了，他的声调凄怆但是坚定有力，深深地感染了全场的群众。他说：“民主是由坐牢、流血牺牲而得来的，这也就是民主的代价，”“李、闻两先生虽被杀死，但战士的血决不会白流的！一个人倒下，但千万个人会起来的！”
李公朴和张曼筠
李公朴先生的夫人张曼筠参加了追悼大会。她悲痛至极，泣不成声，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和人民一起去争取民主的胜利。
闻一多夫人高孝贞未能出席这个大会。其实早在9月下旬她便接到了请她参加大会的电报，但国民党当局百般刁难，不卖给她飞机票，使之不能成行。
10月10日，高孝贞和在昆明的子女才抵达上海，邓颖超马上赶去慰问，并送上一百万元，以补生活之急需。上海市长吴国桢闻讯后也以清华老同学的身份送去一百万元，被高孝贞当场退回，表达了她坚决继承闻一多遗志的鲜明立场。
1946年冬，高孝贞率子女返回北京。1948年春，他们经天津进入华北解放区。这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隆重召开，高孝贞成为五百四十一位代表中的一员。
高孝贞离开北京前，把闻一多的骨灰委托给他的弟弟闻家驷保存，闻家驷后来又转托给一位闻一多的美国友人温特保存。
温特独自一人在中国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闻一多的骨灰朝夕相伴。直到北平解放，温特才买了一块带穗的红丝绒郑重地盖在闻一多的骨灰盒上。等到高孝贞回到北京后，他才把闻一多的骨灰交回。后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修建了闻一多墓，闻一多的骨灰终于入土为安。
闻一多和高孝贞
道德文章千古存
作为一位民主斗士，闻一多受到人民的爱戴。作为一位著名学者，闻一多同样得到人们的尊重。就在闻一多牺牲的第三天，闻一多的同事和挚友朱自清先生在给高孝贞的慰问信中，第一个提出要整理闻一多的遗著。
7月间中华文协在上海召开悼念闻一多大会时，许多作家提出应把闻一多的遗著整理出版，郭沫若当场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参加编辑工作。
1946年11月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吴晗等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指定朱自清为召集人。高孝贞提出要编全集，朱自清立即接受这一主张。要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出全集的是鲁迅，第二个出全集的就是闻一多。
朱自清
随后，朱自清组织人力先编出全集拟目，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以便收集闻一多的佚文。闻一多的好友、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提供他的演讲记录、书信序跋，以及在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闻一多遗著的整理工作得到了顺利的开展。
在《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工作中，郭沫若审阅了全集的主要部分。他细细地校读了两遍，不仅校补了一些誉录上的错误，而且填写了一些古代文字，同时还将全部标点符号统一起来。
在《闻一多全集》编辑出版的过程中，出力最多的自然是朱自清。他那时胃病相当严重，有时痛得冒汗，但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着闻一多的音容笑貌。他是用最后的生命在为死去的老友尽一份自己的责任。
闻一多全集
1947年10月，在经过了近一年的整理、编辑、校对等工作后，《闻一多全集》开始发排。次年7月15日，是闻一多遇难两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朱自清召集了闻一多全集整理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朱自清报告了整理和岀版工作的经过，对整个工作做了小结，并宣布该委员会因工作结束而解散。
当天晚上，清华大学召开闻一多遇难两周年纪念会，朱自清一边擦着头上的汗水，一边报告《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工作。他向人们宣布这部全集即将出版，这是对闻一多最好的纪念。
一个月后，1948年8月，精装四大册的《闻一多全集》由开明书店印制完毕。望着这部倾注着所有整理、编辑、印制人员心血的巨著，望着这部寄托着所有闻一多的友人和同志们的怀念的巨著，叶圣陶不无遗憾地说，晚了一个月，没赶上闻先生被害两周年纪念。然而，更加让人遗憾的是，为《闻一多全集》的出版尽了全力的朱自清先生因胃部出血，并发肺炎，于8月12日溘然长逝，竟未来得及看上全集一眼。
闻一多
闻一多的著作和他的人格，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英勇奋斗的一生；他在学术文化领域孜孜探索的一生；他“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光辉形象，将永远留在中国革命史上，留在中国文学史上，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