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马克斯·韦伯诞辰 160 周年的纪念日，也是这位伟大的西方智者与中国结缘百年之际。
作为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学界的西方思想家，韦伯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史上的“孤篇横绝”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一度成为中国人窥探西方奥秘的重要门径。然而，百年间风云变幻，社会现实和学术风向的转变，使中国学界对于《新教》的解读发生了时代性的误读和反转，给今天的读者造成一定的困惑：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韦伯及其思想呢？
重庆大学李放春教授的新著《理性的反讽：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试图给出一个属于今日的解答。本书通过回溯历史、推演理论，深入浅出地剖析了韦伯这部社科名著，为入门读者提供思想抓手。今天单读分享李放春教授的《今天韦伯对中国学术还有启示意义吗？》一文，他的观察与思考将领着我们追问：我们该怎么来读《新教》这部西方经典？如何将其和中国现实相对照，取其精华而自用？
今天韦伯对中国学术还有启示意义吗？
撰文：李放春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一位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学界的西方智者。如果自 1924 年从德国“取经”归来的俞颂华在《东方杂志》上首次向国人介绍德奥社会学算起的话，韦伯的文化与社会科学学说与中国学界结缘迄今正好百年。不过，韦伯学说真正成为中国学术的实质内容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读书》杂志牵头举办了韦伯研究座谈会后，一度在国内学界掀起“韦伯热”。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和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分别推出了韦伯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的中译本，使得这部现代经典在学界广为流传、炙手可热。它成为中国学人管窥“西方”之堂奥的一条重要门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 1987 年初版扉页
的确，《新教》在现代西方学术史上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以单篇论文的身量，与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鸿篇巨著并列为最具影响力的西方社会科学经典，堪称社会科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学术奇葩。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张若虚名诗《春江花月夜》所获的那句“盖全唐”之美誉。可以说，韦伯这篇于 120 年前问世的名文，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史上的“孤篇横绝”之作。其立论之新颖、运思之精深、钩沉之巧妙，都令其读者深为所动。无论是其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会被它深深吸引。这篇名作被引入中国大陆后受到学界的重视，完全在情理之中。然而，令人诧异的是，韦伯在《新教》中展现的思想主题却似乎并未真正为人们所理解、接受。相反，这部作品在汉语世界的接受史中充斥着各种误读。
例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流行的一种误读就是把韦伯视为文化决定论者，或者说历史唯心论者。应该说，这个具有时代性的误读，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下还起到了一定的思想解放效果，有助人们打破僵化的教条。不过，误读终归是须要纠正的。虽然韦伯高度强调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伦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从未提出过资本主义精神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荒诞命题。相反，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史家，他很早就对中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在南欧的早期发展有深度的考察与认识。最初，它与欧洲宗教改革后在英美清教文化圈生成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分别发展的。也就是说，二者在韦伯看来是彼此“合适”的匹配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韦伯的“社会”观完全不是有机体论的，而是把“社会”视作由相互联系而又彼此独立的若干领域（如宗教、政治、经济等）构成。当然，就其一般的治学旨趣而言，韦伯主张的“社会经济学”特别重视的是经济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中发挥的作用。不过，如果对韦伯学说缺乏全局观照而孤立地阅读《新教》，则反而会误以为他是专注于文化、“精神”（宗教的或世俗的伦理）而忽视物质力量（技术、经济等）的，乃至以为他是文化决定论或历史唯心论者了。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球范围的针对现代社会科学的 “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反省与批判，中国学界对韦伯学说的认识也开始出现变化乃至反转。在这个过程中，《新教》也被波及，乃至被扣上了宣扬“文化帝国主义”的帽子。应该说，韦伯后期的比较文明（“宗教”）社会学研究无疑是“西方中心论”的。中国人阅读他的《儒教与道教》时无不清晰感受到这一点。从而，韦伯关于中国文明的看法也不可避免地带着欧洲人的偏见，而难以真正达成对中国文化内在脉络的把握与理解。对此批评，他应该不会持异议。实际上，“西方中心论”本来就是韦伯在开展跨文明比较时刻意执行的方法论策略，目的在于揭示“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化独特性。但是，《新教》能不能说是一部“西方中心论”乃至“文化帝国主义”的作品呢？这就需要深入地具体辨析。实际上，“西方”并非《新教》这部作品的研究单位。在韦伯看来，所谓 “资本主义精神”——即将理性地追求营利最大化奉为天职义务的生活伦理是盎格鲁-美利坚清教文化圈的独特历史文化现象。换句话说，它的文化大本营既不在韦伯的祖国德国，也不在欧洲大陆其它地方。因此，如果说《新教》是英美中心论还有几分道理，“欧洲中心论”则是谬以千里了。实际上，韦伯这项研究的贡献恰恰在于打破了欧陆中心论的史观，而把欧陆之外的英语世界设定为现代性突破的中心。至于它被指控为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更是实属冤枉。人们忘记了，韦伯首先是个德国人，而《新教》中着重考察的早期现代英美对他来说也是“西方”。实际上，《新教》当时的政治涵义毋宁说是现代德国人以英美为借镜的文化反省与自我批判。
2024 年恰好是韦伯诞辰 160 周年，也是《新教》问世 120 周年。纪念的目的从来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本身。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今天《新教》这部西方经典对中国学术还有启示意义吗？抑或它早已是一棵必批之以存照、乃至必拔之而后快的知识“毒草”？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在一定意义上也关联到更为一般性的博雅教育问题：即，如何阅读、消化中外人文与社会科学经典？特别是如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就个人的理解，今天这部作品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仍有高度的启示意义：
首先，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史探究，从西方基督教文明自身内在的绵延与演变来观照古、今之变，把握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内核及其深层的宗教渊源。韦伯的这一“社会经济学”理路不但突破了以启蒙为核心的现代主义叙事，而且摆脱了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人本主义叙事，而将旨在强化神人关系的宗教改革运动作为基督教文明古今之变的历史分水岭。无论是天职观、“禁欲主义新教”伦理还是世俗的“资本主义精神”都是宗教改革有意或无意的文化遗产。这一独具匠心的文化史钩沉，为我们揭示出了一条充满张力的历史线索，极大丰富了关于西方现代性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知识，也不断启发着人们关于文明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的深度思考。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也可以从韦伯的这项研究中间接地获得灵感与启发。特别是在“文化自觉”的今天，关于现代中国之形成的思考与探究似已不能仅仅满足于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分水岭的启蒙现代主义叙事，而应进一步深入地从中国文明的内在脉络及演变来观照古、今之变，揭示隐藏的文明史线索，以丰富我们关于中国现代性之历史文化内涵的认识。
其次，韦伯的这项研究为我们如何接受、消化舶来的西方社会科学提供了经典示范。1872 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语中曾指出：“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里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第 3 版，第 87 页）30 年后，新一代的德国经济学者韦伯不再把从“西方”舶来的经济学奉为科学教条，而是自觉地在其研究中将英国政治经济学对象化、历史化。《新教》一文中不时穿插着韦伯关于工资、“生产率”概念等经济学问题的独到看法，而他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史梳理则更是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预设——“经济人”有效地历史化了。今天我们提倡要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一项亟待开展的前提性工作是“社会科学史”的梳理、研究。韦伯的这种历史主义的视野，是尤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
最后，这项研究展示了一位现代学人理性地看待“他者”文明的学术心量。六祖惠能尝云：“心量广大，犹如虚空。” 横渠张子亦云：“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韦伯在其比较文明（“宗教”）研究中展示的视野之开阔、知识之渊博、心量之广大，可谓前无古人，堪称“大心”典范。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大胆走出韦伯设定的题域、理路，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为其在百年前就能以“理性主义”来刻画儒教文明这一东方“他者”的做法而拍案击节。实际上，早在《新教》中就已初步展示了这位现代德国智者理性地认识“他者”（英美清教文化圈）的心量。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取得社会科学经典地位，尤其在英美世界备受推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能够“美人之美”的文化心量。可以说，上世纪崛起中的德国一度被英美打败，而韦伯这个德国人却以其知识心量“征服”了英美世界的知识精英。百年后的今天，英美清教文明仍然是崛起中的中国的最大文明“他者”存在。今天是需要文化自信的时代，也是需要文明互鉴的时代。我们在自美其美的同时，是否也有足够的自信与心量来“美人之美”？在和平崛起的历史时刻，又如何推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文化交流与交融？这是“文明互鉴”的题中之义，也是 120 年前的韦伯带给我们的最大德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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