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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辈李欣,原名李鸿模,1917年6月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1935年在上海同济大学求学期间参与创建了同济大学共青团支部,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由中共中央长江局派到东北军五十七军百十二师做友军工作,到1940年5月奉命撤出。

1942年12月,又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派到起义后的新百十一师做政治工作,到1945年8月大反攻止。这两次加起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在日照度过的。前段主要活动是在日照以南,后一段主要活动是在日照以北,好比用圆规在地图上,围着日照县城南画了一个大弧形。

由于在战争年代有这样一段漫长的在日照的经历,他在《五十七军中的党和山东日照人民的抗日斗争》回忆纪念文章中,分别对百十二师地下党工委在日照的活动和新百十一师与日照人民的相关情况作了详细生动准确的回忆,对于人们了解这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他回忆:

“1942年,东北军五十七军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和国民党鲁苏战区总部政务处长郭维城领导的"八三"起义,使一度被投降派引向反动道路的百十一师获得了新生。

它从一支旧军队,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改造成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万毅同志继已逝世的常恩多任师长和党在该师重新建立的师工作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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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中仿照人民军队的政工制度,建立了政治部,山东军区委派了政治工作人员。从此,党可以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活动了。

由于受到反共投降分子的挟制和挑动,我抗日民主县政府曾遭到他们的袭击,发生过1941年4月的"沟洼惨案"。

一度曾隶属于八路军的朱信斋部受投降派的策反,被拉走当了顽军,以后又成了伪军。

"八三"起义前,部队因思想准备不足,大部分部队都跑了,反动派重新把他们组织起来向我进攻,以致山东军区不得不发动三次讨顽战役,消灭了其中一部并把其余的赶走,这就保证了起义过来的部队,有一个良好的整顿环境。

新百十一师驻扎在日、莒地区,深得根据地人民的爱护。

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都纷纷前来慰问。

在供应上则优厚照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那时八路军实行的是供给制,山东党政军最高领导,每月也只发五块钱的零用钱,但就新百十﹣师则仍旧保持薪金制,官兵薪饷基本按照原数发给。

那时正是敌后处境最困难的时期,日寇在敌后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人民生活困难已极,八路军那时吃的是䅟子煎饼,有时还得啃那种咬都咬不动的榨过油的花生饼。

但是根据地人民和八路军,宁愿自己勒紧裤腰带,也得让这支新起义的部队吃好穿好。

刚起义过来时,部队违反纪律的事时有发生。

有一次有个连队在开拔时,一个战士把房东的几只小鸡偷偷地塞进麻袋挂在炮车上带走了。

房东的老太太突然发现家里鸡少了几只,就站在街上骂,她也不知道是谁偷了她家的鸡。

司务长走在最后听到骂声,心里就有数了。

他问房东老太太,你一共丢了几只鸡,值多少钱,我给你赔上吧。老太太这才不骂了。

到宿营地后,司务长动员那位偷鸡的战士把鸡交给了伙房,改善全连伙食,并批评了那个战士。

那时乱拿群众东西的事不少,我们的政工人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详细检查。教育部队遵守群众纪律,以密切军民关系。

当时,我们的连指导员中,有一位前面提到过的秦盾同志,他就是日照下元人,当然还不止他一个。通过我们的政工人员,就沟通了军民之间的关系。

那时人们称新百十一师为"七路半",就是说跟八路军还差那么个半步。这个群众语汇有相当的科学性,所以尽一切可能去争取它、团结它。

起义后不久就是阳历新年和春节。群众组织了秧歌队来慰问新百十一师,和他们一起共度新春佳节,使这支部队处处都感受到根据地人民的温暖。

地方党政、群众组织,还帮助动员旧百十一师逃亡的战士(有的人已在村子里当了干部或民兵队长)回到新百十一师来,参加对这支部队的改造工作。

经过大半年时间的改造整训和组织体制的调整改革,新百十一师于1943年7月奉命去日、莒公路以北开辟新区。

我们走到三庄附近,前面侦察员报告,有一队鬼子兵在三庄驻下了。

三庄这个在一般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庄,据现在的人考证它还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故里呢!当天晚上我们偷袭了这股敌人,由于仓促投入战斗,情况不明,准备不足,攻击未能奏效,拂晓前我们就撤下来了。

以后一部分人随郭维城副师长继续北上,打了街头,河山店、萝花前等敌军据点,部队打得很勇敢,出了贾焕森、杜胜几位受到山东军区嘉奖的战斗英雄。

另一部回到公路南略事整顿,于9月份再次北上,到达罗家丰台、迟家庄一线,配合地方党进行新区的开辟创建工作。

当时这一带称为日北县,就是说,我们从日照南又转到日照北,刚好调了个个儿。

这个地区原来是张步云等伪顽盘踞过的地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那时日北县的县长是范梅圃同志,县委书记是张雨同志,我以部队政委的身份,参加了县委领导。

当时县委的主要工作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发动群众和开展边缘区的反"蚕食"斗争。

当时在我师周围的敌、伪、顽军共计13000多人,而我们的战斗部队还不过2000余人,敌之兵力六倍于我。

周围敌伪据点真是星罗棋布,南有河山店、两城镇等日军据点;西有张步云,北有张洪飞两支大股伪军,以及迟耀东、吕孝先等部;东有伪军李永平部3600余人。他们分散筑堡,控制了所有的制高点,其较著者有塔山、胜水、两城镇、河山店、石沟崖、沈疃、泊儿镇等等,都是炮楼高耸,壕深没人,明碉暗堡,层层设防。

他们欺负我们缺乏平射火炮,我们只好将两门迫击炮改装成平射,但是炮弹又很少,因此主要是依靠在火力掩护下,由我英勇无畏的爆破手,手持炸药包,在颤悠悠的独木桥上超越敌壕,直奔敌碉堡,将炸药包靠在炮楼底部,进行引爆,战士们风趣地称之为"让敌人坐飞机"。

除此之外,还有貌似友好心怀鬼胎的顽军姜丽川部1000余众、经常出没游弋于我根据地边沿,我们则尽力予以争取。

那时我们活动于重罗山至藏马山一片地区,约3000平方华里,该地区位于日照城西北,扼胶东、滨海两块根据地的咽喉,为南北交通要冲。又兼临近胶济铁路,是抗战转入反攻阶段后的重要战略基地,地位十分重要。

为了开辟新解放区,开展对敌反"蚕食"斗争,滨海军区政委兼滨海区党委书记符竹庭同志,在滨海区一地委(一军分区)驻地洪凝子召开了干部大会,作了关于《放下包袱在滨北安家开辟北新区》的动员报告,周密部署了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任务,对我们开辟日北新区是个很大鼓舞。

为了锻炼部队独立活动能力,实行分散性的游击战,我们以连为单位,轮流派到接近敌方的前沿活动,其连队首长参加当地区委的领导。

在反"蚕食"斗争中,各连队从地方党、政及群众团体得到了许多的支援,特别是他们及时提供敌人活动的情报,对连队的战斗行动,是莫大的支持。

连队则掩护、帮助群众收割庄稼,军民互为依托,体现了真正的鱼水关系。

这一带地方长期被伪军盘踞,参加伪军的人也有。开头群众往往在伪军家属门楣上贴个大王八,以显示他们是伪属,为了争取伪军,我们说服群众放弃这种作法。

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有些伪军就自动逃回根据地。

例如有个驻涛雒的伪军班长叫陈测,就是乘隙逃回的一个。

他开头参加了"丝山游击队",这支群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一共20来人,是由一位当年(30年代初)党在日照发动的丝山暴动的参加邵梅斋同志领导的,后来邵梅斋同志带领他们一起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陈测一直表现不错,"八·一五"以后跟我们进军东北,是一名出色的侦察员,不久就入了党,当了桦甸金矿的负责人,转业地方后,当了锦州陶瓷厂的副厂长。”

“对环绕我们四周那么多的伪军,自然不能光靠军事打击。我们经常组织人到据点跟喊话。

每当夜幕降临,皓月当空,能见度较好时,我们就匍匐前进,爬到伪军炮楼跟前再喊话,给他们讲解国际形势和抗战形势,宣讲共产党和八军路的政策,对方洗耳恭听,知道我们是给他们上政治课来了,始终一枪不发,直等我们嗓子都喊哑了,这才收兵回营。

每当我们回到驻地时,老乡们往往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昨夜里又去骂阵了吧?"大概古时候两军对垒战斗开始前,敌对双方也常常要进行一番现在我们所说的"政治攻势",旧小说里则称之为"骂阵",这个名词也许是打那个时候沿用下来的吧?

日照人民对我们这支"七路半"不仅从不歧视,而且积极支持。

每次参军运动,都有不少日照新战士披红挂彩、在一片锣鼓声中,骑着高头大马,输送到这支队伍里来,从而为这支旧军队注入了新鲜血液,改善了它的成份,使之逐渐地成为山东人民的子弟兵。

加上党的工作逐步加强,原有的老战士思想日趋进步,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到1944年10月,八路军山东军区就正式颁布命令,改番号为"八路军滨海支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支青年党军,从而彻底结束了旧东北军的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