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在今年最引人注目的表现，莫过于一连串吸引外资的政策。
这事还真的要令人叹息了，因为中国本不差钱，民间有大量的沉没资本；按胡润的统计，中国高净值家庭２０７万人，坐拥９６万亿净资产；银行的个人存款也是世界的珠穆朗玛，为137万亿，如此大的量级，足以让中国经济再造辉煌；但是，三十一条有了，《意见》出台了，民营经济可以“发展壮大”了，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生力军”，也成立了民营经济的专管局，可就是提不起信心，相关的，也刺激不出来消费者的冲动。
于是，目光又转向了外资。
其实，吸引外资的难度，比之唤醒沉睡民间沉没资本，难度要大得多。
最新的文件在努力推动，这就是《扎实推进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怎么推？
首先是负面清单，从《方案》的语言看，总有一种感觉，我们把负面清单单一化了，只是在强调准入，不做体制与机制的思考，“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持续推进电信、医疗等领域扩大开放”，接下来一条还是准入，是科技创新领域的准入；再下来一条又是准入，是银行保险领域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这一条不久前还吓坏了左派网红，允许外资１００控股银行保险，这当然是指的对外资自己投资银行的控股，不是去１００％的控股国家银行和监管银行。
其实，这些真的意义不大，国际性贸易组织成员国都是这么做的，而且领域要宽的多，我们只是在补课。
中国能不能成功地吸引外资，什么是关键？
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准入，限制准入是关上了自己的门，重要的是中国的营商大背景与国际秩序的一致性，是最起码要有地区性和平的大环境。没有这两条，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国际资本的洼地。
商务部并没有放弃申请加入ＣＰＴＰＰ，如果能跨越ＣＰＴＰＰ量身定制的门槛，中国这么巨大的市场，又岂能没有吸引力？
再如果，存在地区性冲突的隐患，高水平的准入就失去了基本的安全保证．福士康撤出中国，从用工的角度说，并不一定划算，但是，郭台铭这种热衷于政治的商人，更多的考虑还是地区性冲突；日本和美国，几年前就开始安排企业撤出，并承诺对遭受损失的企业给予补偿，这就不是简单的利益冲突了，而是地区性冲突的经济准备。
这就需要中国权衡利弊，做出长期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四十年，开放了什么？
可以说就是对资本开放，对民间私人资本的开放，对境外私人资本的开放；中国成为资本的洼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增加了四亿中等收入群体；科技引进让中国跨越了几十年，中国一下成了暴发户，满世界去撒钱；但是，历史出现了轮回，网络舆论开始批判资本，二百年前的政治经济学覆盖了经济学。
经济政治化了，剥削、剩余价值、消灭私有制重上热搜，这个轮回的结果，是民营资本出逃，外资全面撤出，一个时代结束了。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也结束了。
中国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长期偏低，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因一代商业大佬们的销声匿迹而得到很大的提升，相反，由于缺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消费在降级，经济也表现为产能过剩。
这时然回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资本的开放，而那个曾经令人心潮澎湃的时代，还能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