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我党特工，女儿是国民党特务，建国后再次相聚，母亲却被杀

1950年6月10日，一道刺耳的枪声传来，刑场中的女人应声倒地。

行刑人员将尸体拖走，丢进了焚化炉里，一通电话打给女人的女儿：“你母亲骨灰，你还要不要？”

电话那头迟迟不敢应声，行刑人员耐心耗尽，趾高气昂地说：“你自己求着我们留下骨灰，却连亲自入殓都不敢来吗？”

“啪”的一声，电话被挂断。

女儿痛苦的呜咽声被电话线隔断，只剩下她一人能够听见。

被处死的女人是我方特工，而在电话旁哭泣的女儿是国民党特工，两人虽为母女，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

其中究竟是怎样一段往事呢？这都要从那位共产党女特务的身世说起。

此去经年

那位牺牲在台北的共产党女特工叫做朱枫，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城关朱家花园，是有名的富裕人家。

1927年，朱枫的家里人给她安排了一门好亲事，这人是沈阳兵工厂炮厂总工程师陈绶卿。

两人门当户对，按理说朱枫嫁过去也不吃亏，但是陈绶卿之前已经有了一任夫人，只是不幸生病亡故，无可奈何之下就找了朱枫来做填房夫人。

朱枫当时对这门婚事还是有所不满的，因为陈绶卿不仅结过一次婚，他还有一个女儿。

只是鉴于父母之命不可违背，便来到了沈阳，选择接纳这门婚事。

朱枫第一眼看见的并不是这个男人，而是站在陈绶卿身旁的一个女孩，看上去可爱天真，一身软绸做的纯白色连衣裙下，配着一双粉红色的皮鞋。

“母亲，我叫阿菊。”怯生生的声音从陈绶卿身旁传来。

这女孩好生懂事，朱枫心里想，第一次见面居然就称呼自己为母亲，而非阿姨。

阿菊十分乖巧懂事，虽然她们彼此不熟悉，心中总有隔膜，但是作为一个重建家庭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十分幸福。

朱枫也承担起母亲的责任，悉心照顾阿菊。

两人的婚后生活也算美满，朱枫和陈绶卿很快便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为陈明珍。

原本以为幸福的生活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没想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一股脑地涌入了中华大地。

陈绶卿着急收拾行囊，打算和妻子一路南下，投奔娘家。

“完了完了……这可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全被日本人打光了。”陈绶卿在路上一直情绪低落，他不能接受自己家财散尽的结果，也不愿看到国破家亡的场面。

一直郁郁寡欢的陈绶卿，在到达南方后不久便离世。

朱枫在逃亡之路上亲眼看见国家受辱，人民将会沦落到什么地步，她心有不甘。

“谁说女流之辈不能成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朱枫下定决心，打算投入救国存亡的活动中去。

她前往武汉，在这里她谋求到一份新知书店的工作，她一面工作，一面存钱，大部分的存款全部捐给抗日部队，一共有500大洋。

“不能上战场打仗，那我就多捐一些钱。自己少吃一点，少穿一点，也没有什么。”朱枫捐款时，这样对工作人员说。

武汉很快陷落，她又前往湘西，最后来到浙江。

在这之前，她将自己的继女阿菊托付给自己的妹妹朱贻云。

“妈妈将要去很危险的地方，因为国家需要我。”朱枫离别时曾说。

“我等你回来接我，母亲。”阿菊的眼睛充满不舍。

这些年来，朱枫对自己无微不至，她已经在心里将朱枫当成自己的妈妈。

不忍再看阿菊的眼睛，朱枫转身离去，母女俩就此分别，而这一别，就是整整十一年。

到达浙江的朱枫更为接近抗日部队，为了帮助台湾爱国人士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朱枫不惜拿出自己八百大洋的存款，全部换成衣服、书籍、布匹、药物、蚊帐等捐给抗日义勇队。

做完这些事情后，她又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在这里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越靠近部队，朱枫所面临的危险性就更大。

1940年至1942年，国共合作产生裂纹，加上日本兵对敌后战场的疯狂扫荡，共产党部队的作战任务更为艰巨。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相煎何太急”的呼喊声响遍中国，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国民党将共产党战士关押在牢狱之中。

当时，朱枫的丈夫兼战友——朱晓光，就是在皖南事变中被抓捕。

为了解救朱晓光，朱枫化名为周爱梅，多次以书店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身份探望丈夫，她的目的是提供生活用品和设法解救朱晓光。

1942年，经过朱枫的不懈努力，她将门卫买通，给了朱晓光越狱的机会。

看着监狱旁边被刻意打开的小门，朱枫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终于，一个熟悉却又虚弱的声音从门内闪过。

“是朱晓光！”朱枫按捺不住惊喜的心情。

她连忙快步向前，连忙将早已准备好的衣物披在朱晓光的身上，压低声音说：“跟着我。”

为了躲避敌人耳目，尽量使行踪变得隐秘，朱枫带着朱晓光从浙江山区绕路到达后方，最后经过休整重回上海。

夫妻俩跨越千山万水，终于来到暂时安全的上海。

朱晓光对妻子又骄傲又心疼，他说：“国家危难，自身难保，你跟着我，我却没有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

朱枫回答：“等抗战胜利后，我们会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在此之前，我们只需要努力。”

将朱晓光成功护送到上海后，朱枫于194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组织下派的任务。

待在上海的朱枫被任命为沪贸易机构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的公方财务经理。

经营商务对于朱枫来说并不算难事，她尽心尽力地进行运营工作，真正将这两个机构做到利益最大化。

但布号和钱庄所产出的利益，她都无私捐献给革命战友，她觉得这些钱并不属于自己，只要有工薪和一定的积蓄，她也能很好地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

“要这么多钱干嘛呢？有更重要的地方需要它们。”朱枫谈起这些，总是显得满不在乎。

1949年，新中国成立，朱枫感到十分高兴，不仅是为自己的祖国，也是为了她一家团聚的梦想。

虽然与朱晓光聚少离多，但是他是在她最迷茫、最痛苦时，选择陪伴在她身边的人，朱枫对朱晓光是有爱意的。

但是一个消息，打破了朱枫对未来的畅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