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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1年年底，四川宣告独立。
12月22日的凌晨，成都街头异常热闹。
皇城明远楼前灯火通明，一位年迈的老人，发须花白，仍留着旧时的发辫。
他只着单衣，忍受着刺骨的寒风，正面临着审判。
这位老人，就是曾经权倾一时的四川总督赵尔丰。
能臣干吏，委以重任
赵尔丰出生于汉军正蓝旗，是编纂《清史稿》的赵尔巽的弟弟。
他的父亲赵文颖，是道光年间的进士之位，在山东担任过知县。
光绪元年，赵尔丰被任命为誉录，随后在山西省的静乐、永济、洪洞等县担任知县。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锡良调派赵尔丰负责东路防军营务处的重任。
赵尔丰也展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不仅妥善应对了觊觎山西的外国军队，还多次成功抵御了法军的挑衅行为。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朝中大臣命令撤军的巨大压力下，赵尔丰坚持己见，拒不撤退，这一行为赢得了锡良的极大信任和赞赏。
1903年，赵尔丰来到四川，先后担任了川汉铁路督办和永宁道、建昌道的道员。
1905年3月，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其随行的50余人在巴塘遭到了杀害。
此事震惊朝野，引起了朝廷的愤怒和关注。
为了妥善处理此事，朝廷派遣四川提督马维琪和建昌道员赵尔丰共同负责剿办。
在赵尔丰和马维琪的共同努力下，巴塘事件得到了有效的平息。
1906年，四川与云南两省因与西藏接壤，边境管理问题日益严峻。
清政府认识到边务的重要性，因此设立了川滇边特别行政区，等同于省级建制。
年过六十的赵尔丰，因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表现，得到了锡良的特别推荐和密保，被委以川滇边务大臣的重任。
为配合边疆事务的开展，清廷特核准拨出一百万两白银，并决定由四川省每年拨款四十六万两，以备日常事务的行政经费。
赵尔丰在担任川滇边务大臣期间，肩负着维护边疆稳定、推动地方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等重要任务。
他的工作不仅对当时的边疆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来的边务管理和民族关系处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治理川边，“改土归流”
自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的侵略步伐日益逼近，英国、法国和沙俄的入侵使得西藏地区的局势岌岌可危。
当时，川边地区的土司势力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对中央政府的管制置若罔闻。
赵尔丰在巴塘建立了边务大臣衙门，着手组建一支精锐强悍的边防军队。
这支军队在赵尔丰的指挥下，逐一平定了那些拒不服从朝廷管制的土司势力。
这支边兵以勇猛善战而闻名，威名震慑川边。
甚至当四川新军进藏途中遭遇匪徒袭击时，也需要赵尔丰的边兵提供护送。
赵尔丰在川边藏区采取的一系列果断而有力的措施，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对土司制度的废除和改革。
自元明以来，土司制度在川边藏区根深蒂固，与之相适应的是一套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结构。
赵尔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了这一陈旧的制度，转而设立流官进行管理。
通过中央集权来加强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从而稳定川边地区。
除了政治和行政改革，赵尔丰还对宗教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
他实施政教分离的政策，削弱宗教势力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影响，进一步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威。
赵尔丰在川边藏区的改革，是中国解放前藏区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改革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些改革在当时起到了稳定边疆、抵御外来侵略的作用，对后世的边疆政策与社会变迁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然而在川边地区的治理过程中，赵尔丰也因杀戮过多被批评为“屠夫”。
川边地区幅员辽阔，民族构成复杂，土司制度根深蒂固。
面对这样的局势，赵尔丰采取了简单直接的措施，通过军事力量快速推动改革，实现“改土归流”。
然而，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民族特性，导致改革的实施并不彻底，留下了许多问题和隐患。
同时，赵尔丰的改革措施虽然具有政治目的，但其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革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时间来逐步展现效果。
当地群众在短期内难以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实际好处，因此对改革持观望甚至怀疑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深入推进。
此外，赵尔丰在处理巴塘事件时对策划者和参与者不加区分地严厉惩处，这种过于严厉的做法伤害了藏族人民的感情，失去了民心。
这不仅削弱了改土归流政策的成效，而且对赵尔丰个人的历史评价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即使在今天，一些当地群众在感情上仍然难以接受他的做法。
因此长期以来，对于赵尔丰的评价总是伴随着争议。
同情“保路”，努力斡旋
1904年，四川总督锡良根据大清商务部的相关规定，成立了官方主导的“川汉铁路公司”，筹集资金，自行建设川汉铁路。
1905年，《川汉铁路公司集股章程》正式出台，明确规定了川汉铁路的建设原则为“奏明自办”。
同时坚持“不招外股，不借外债”的原则，确保工程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到了1908年，川汉铁路公司聘请了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担任宜宾至万县段的总工程师。
在詹天佑的领导下，川汉铁路的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截至1911年集资已达1500万两白银，并且完成了百余公里的铁路建设。
然而就在川汉铁路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之际，1911年5月，清廷突然宣布实施“铁路国有”政策。
同时，还与英法美德四国签订了贷款修建川汉铁路的协议。
这一政策的出台，被视为出卖国家主权和损害四川民众利益的行为，引起了全川民众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
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宣告成立，高举“拼一死以破约保路”的口号，坚决维护铁路自主权。
各地也纷纷响应，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
赵尔丰恰恰就是在“保路运动”的风口浪尖上，接手了四川总督的职务。
看起来是份美差，实则是烫手的山芋。
就在赵尔丰接手之前，布政使王人文曾短暂地代理川督职务。
王人文不想得罪四川的乡绅和民众，于是积极向清廷上书，恳请朝廷能够体谅四川人民的立场，撤销铁路“国有化”的政策。
然而当时的清廷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未能看到四川局势的严峻性。
直到赵尔丰接手，王人文才终于卸下了重担。
赵尔丰精明能干，对四川局势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他深知，如果不顾民意，强行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可能会激起更大规模的社会不满和动荡。
因此在刚刚担任四川总督的初期，赵尔丰也采取了与王人文同样的立场和策略。
他一方面努力向民众解释和开导，希望能够平息他们的不满情绪；
另一方面，他多次恳请朝廷能采取更加灵活审慎的政策，缓解矛盾。
在电报中，赵尔丰明确指出这样的政策会激生意外，可愚昧腐败的朝廷却不为所动。
清廷对此充耳不闻，只一味采取专制、武断的做法。
清廷一连下了两道旨意，要赵尔丰“严肃对付”，又要求他“严行弹压”。
这两道圣旨不仅没有缓和局势，反而激化了矛盾，如火上浇油般引发了全川民众的激烈反抗。
随后的事情发展更是迅猛，川汉铁路总公司股东大会很快就作出决定，全川罢市罢课，拒绝缴税。
短短几日之内，各州县纷纷响应，一律闭户，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此时的赵尔丰，仍然没有放弃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希望。
他继续通过电报与内阁沟通，多次请求朝廷允许“川路暂归商办”，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和流血。
进退两难，身首异处
然而就在赵尔丰顶着压力，竭力应对川路危机的时候，官场上的斗争又悄然逼近。
铁路大臣端方，一直对赵尔丰的四川总督之位虎视眈眈。
慈禧太后出殡之时，端方拦路拍照留念，因而遭到了朝中顽固派弹劾，丢了乌纱帽。
虽然后来他又担任了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一职，但这样的官职显然不能满足他的野心。
在谋求湖广总督未果后，端方便将目光转向了四川总督的位置。
8月29日，端方向内阁发出电报，奏报赵尔丰抗旨，并指责他“慵懦无能，实达极点”，建议给予“应得之处分”。
8月31日，端方又致电盛宣怀，声称赵尔丰“败坏至此”，除非有威望的忠臣前去镇压，否则难以收拾局面。
其意图取代赵尔丰的心思，是显而易见的。
到了9月2日，朝廷下旨命令端方“迅速前往四川，认真查办”，并准许他随时调遣“川省水陆新旧各军”。
此时的赵尔丰，已经失去了对四川军队的控制权，总督地位也岌岌可危。
赵尔丰不能放任保路同志会，却又不忍采取严厉手段来处置。
在他左右为难之际，清政府向他下达了强硬的镇压命令。
赵尔丰此时已经陷入了绝境，如果他再不施展铁腕，不仅会丢掉官职，甚至可能连命也保不住了。
1911年9月7日，赵尔丰诱捕了川汉铁路公司的董事和保路运动的骨干成员。
接着，保路同志会被解散，保路刊物也被查封。
这在成都引起了轩然大波，数以千计的民众蜂拥至督署，要求赵尔丰释放被逮捕的人。
督署的士兵在应对民众的抗议时，发生了枪击事件，导致20余名群众死亡，被称为“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的发生，使得赵尔丰与四川民众之间的矛盾变得难以调和。
“赵屠夫”的形象，成为了他无法摆脱的污点。
在当时的四川，地方政府的兵力十分有限，各州县的官员面对日益高涨的民众抗议和同志会的活动，显得力不从心，无法有效弹压。
随着同志会在各地的势力逐渐壮大，大半的政权实际上已经落入了他们的手中。
一场浩浩荡荡的武装起义如同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各地的反清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起义愈演愈烈，这使清廷大为恐慌，立即下令武汉的端方率军入四川进行镇压。
但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
11月22日，四川成立军政府，宣告独立。
曾经权倾一时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也被迫释放了所有扣押的同志会成员，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缓和局势。
然而，形势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
到了11月27日，赵尔丰为保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不得不交出军政权力。
可惜成都很快发生兵变，赵尔丰也成为了朝廷的“替罪羊”。
新上台的“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率领军队冲进了总督府，活捉了赵尔丰。
12月22日凌晨，赵尔丰被押至皇城明远楼接受公开审判，最后斩首示众。
赵尔丰最初对保路运动持有同情态度，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被迫采取镇压手段，逆历史大势而行。
他的死亡，是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终结的象征，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赵尔丰在经营川边时期的贡献不会被遗忘，他在推动地方发展、维护边疆稳定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他的血腥罪行，也同样被历史所记录。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因为个人的意志而改变方向，这是历史的无情，也是历史的公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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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永攀.驻藏大臣赵尔丰与西藏[J].人民论坛,2010(16):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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