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汪伪政权的两名高官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开始主动联系共产党，表示愿意提供一些有关日伪军的军情机密，帮助人民武装抗击日寇。出于谨慎，中共中央并未立即向对方做出应答，而是先按照程序对两人进行必要的“审查”，以防他们“使诈”。
后来，经过三个月的试探，中共中央基本可以确定此二人是值得信赖的，于是便指派华东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潘汉年同志与对方接洽。潘汉年曾长期从事地下活动，特别擅长搜集情报、辨别敌我、侦察与追踪等工作，他在见到这两名汉奸之后，出于职业素养仔细观察了对方的言行举止，在确定对方没有坏心思之后，这才按照既定程序接收了对方提供的情报。
往后的两年时间里，潘汉年与对方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对方先后数次为人民武装提供了关键情报，帮助人民武装躲过了日军组织的数次“扫荡”。然而，在1943年，华东党组织遭到叛徒出卖，许多党员干部身份暴露，中共华东局眼看大事不妙，随即发布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同志隐姓埋名，暂时蛰伏下来，等到此次政治危机安然度过之后，再重新出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受此次意外的影响，潘汉年与汪伪政权的两名高官失去了联络，等到风波平息之后，他专门向党中央请示是否要恢复和对方的情报往来，党中央在经过认真思考后，指示潘汉年主动联系对方，继续和对方展开秘密合作。但出乎潘汉年意料的是，对方竟要求他到南京一叙，彼时南京已经成为汪伪政权的驻地，敌情十分复杂，潘汉年因此有些犹豫，但为了尽快恢复合作关系，潘最终还是决定以身犯险，只身去南京走一遭。
在临出发之前，潘汉年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并提前预设了所有意外情况，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此行远比他想象的更加危险、波折。潘汉年在抵达南京之后，便迅速遭到了汪伪特务的监视，随后更是被强制带到一处庄园，与大汉奸汪精卫见了一面。期间汪精卫一再向他抛出橄榄枝，但他自始至终坚守纪律，没有给汪精卫说一句好话，更没有出卖任何一位同志。
事后，汪精卫不仅没有杀他，反倒撤掉了监视他的特务，他趁势火速离开南京，返回了我方根据地。按照党内规定，潘汉年应该将此次南京之行的所有细节一五一十汇报给党组织，可潘汉年担心受到追责，因此便隐瞒了见汪精卫一事，随便编了一个谎言搪塞党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为了在舆论上打击共产党，便将潘汉年会见汪精卫一事撰写成文章，发表在权威报刊上，潘汉年得知此事大感震惊，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主动向毛主席坦白一切，并请求党组织的谅解。可就在他准备去找毛主席的时候，党中央却突然在《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篇文章，指责国民党造谣，潘汉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怎么会和大汉奸汪精卫会面呢？
党内诸多同志也纷纷对潘汉年表达了支持，周总理甚至亲自和他见了一面，极力出言安抚他，称党组织永远无条件信任他，请他不要有任何思想上的包袱。潘汉年见状，赶忙“顺坡下驴”，再度隐瞒了会见汪精卫一事，错失了主动向党组织承认错误的最佳时机。
时间来到1955年，有人匿名向党中央举报了潘汉年，中组部和中纪委闻讯后立即介入调查，结果发现潘汉年确实存在不少错误，此事由此进一步闹大，以至于整个中央都开始议论潘汉年，毛主席得知此事后，气得直拍桌子，称潘简直无组织无纪律，欺上瞒下做尽了错事，必须严肃处理。不久之后，潘即被逮捕，并被送入秦城监狱关押，一直到1963年，他方才恢复自由，转往某农场担任普通劳工。然而，在1967年，潘却再度入狱，一连被关押了十年，一直到1976年底，“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他才终于被释放。
但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了，他的肝肾、心脏、肺部均有病变，整个人虚弱不堪。1977年初，他意外受冻感冒，这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病情，当年4月中旬，他突发肾衰竭，后经抢救无效去世。1982年，党中央在全面复核了有关他的卷宗之后，确认他是被冤枉的，遂下达文件为他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