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退伍回农村当老师，跟书记女儿谈恋爱，却改变自己人生

1983年，我结束了三年的军旅生涯，回到了家乡。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我本以为退伍后的生活就是回到田间劳作，继续我的农耕生涯。

然而，命运却给了我一个意外的转折。虽然在读书时我的成绩并不出色，但我有一项特长——篮球。多亏了这项才能，我有了机会进入县一中读高中。

在高中时，我成为了篮球队的队长。入伍后，我的篮球技术得到了更多展示的机会，成为了团部篮球队的主力。在演习中，我还因表现突出被评为集体三等功。

尽管我的学历不够，但恰巧那一年我们全区只有我一个退伍的，而我的家乡学校正好缺少一名体育老师。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破例安排我进入了学校。然而，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条件：试用一年，如果胜任，就会转为正式教师，否则就会重新安排。

在当时，虽然高中生当老师并不罕见，但年轻的中学老师却不多见。幸运的是，我只需要教授体育课，很快就和学生们打成了一片。在孩子们眼中，我也有了一定的分量。

我们学校有大约二十名老师，大多都是三四十岁的“老人”。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她是去年刚刚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的英语老师。

然而，当时农村孩子的英语水平相当低，对英语课并不重视。年轻的英语老师成了他们欺负的对象。我也了解到了她的情况，于是在英语课上，只要不与我的体育课冲突，我就会悄悄坐在最后面听课，告诉孩子们自己英语不好，和他们一起学习。

我的话引起了孩子们对英语的兴趣，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迫于”我的影响。课堂秩序很快就得到了改善。

学生们往往只要对一门功课产生了兴趣，就会自发地学习。即使我不再去听课，英语课的秩序也不会受到影响。

我的英语老师，姓闫名芳，与我交流频繁，尤其是在学校里只有我们俩这么年轻。她对我很友好，常常和我聊天，分享经验。我们很快就熟络了起来，甚至其他老师也会开玩笑说我们像一对。

闫芳的家在县城附近，她是个正经的中师毕业生，我对自己的临时身份感到有些担忧。但她对同事们的玩笑态度很大方，从未表现出不悦之情。

中秋节那天，学校放假，同事们都去找亲戚了，只剩下我和闫芳。我决定晚上回学校，因为明天要给学生带操，而且家里也没什么事可忙。

当我走到学校的时候，发现校园异常静谧，所有的灯都关了。闫芳的办公室里也没有一丝光亮。我心里有些疑惑，难道她早就回家了吗？

我匆匆地上了楼，把手里的剩菜放在自己门口，径直走向了闫芳的房门。为了避免尴尬，我大声呼唤她的名字，毕竟已经是晚上了。

屋里没有回应，我在门上敲了几下，又喊了几声，终于听到屋内传来低沉的回应：“请进。”

我轻推门进去，顺手拉了一下开关，房间里亮起了灯。我看到闫芳坐在地板上，一手捂着肚子，脸色苍白，满头大汗。

我吓了一跳，赶紧问她怎么了？她告诉我她肚子很疼。我摸了一下她的额头，感觉异常炎热，心中一沉：难道是阑尾炎？

我曾经在部队有个战友出现过类似症状，这可不能掉以轻心。我推了推闫芳，说要送她去医院，不能耽搁。

虽然她点了点头，但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去医院？

学校离乡下的医院大约有三公里，但去区医院则需要七八公里的路程。虽然有一条砂石公路连接着，但这个时候哪里会有车呢？

如果闫芳能够骑自行车那就好办了，我可以骑车送她去医院。但现在她连坐稳都困难，怎么办呢？

虽然我非常焦急，但我并没有失去冷静，我考虑了一番，最终决定直接去区医院，因为如果是阑尾炎，乡下的医院也无能为力。

我弯下腰扶起闫芳，让她坐在床沿上，自己蹲在她面前。我让她背靠在我背上，开始我们匆忙的行程。

我们选择了一条小路，虽然要多走两三公里，但至少比走主路近。这条路虽然狭窄，但对我们来说很熟悉，就像小时候去市集的必经之路，我们甚至闭着眼睛也能走得稳当。

我背着闫芳小跑着朝医院赶去。一开始还算顺利，我尽量避免碰触她的身体。虽然闫芳发烧，但她还保持着一些“距离感”，双手只是轻轻搭在我的肩上。

但是当我们走到半路的时候，面对一个小山坡，情况开始变得困难起来。我一个人或许不成问题，但背着闫芳跑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经满身大汗，气喘吁吁。

我的体力开始不支，这时我已经顾不上太多，我直接托起了她的屁股，闫芳的手也环抱着我的脖子，紧紧地抓着。

到了最后，当我们看到镇上的灯光时，我心中松了口气。我不由自主地说了句轻松的话：“大小姐，你的手可以放松一点了，否则我都要被你勒死了。”

闫芳竟然笑了，我感觉到她的手稍微松了一下，但很快又抓得更紧了。

她甚至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我可是有意要勒死你，看你的手放在哪里？”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手一直托着那个女孩的屁股，这可是个禁区啊。我松开了手，但她的身体开始往下滑，我只好急忙托住她。

花了一个小时多一点，我终于把她送到了医院。果然，她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幸好我们及时送她来，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手术结束很快，凌晨两点不到，她就被送回了病房，脸上略显红润。医生离开后，她让我帮她打个电话，给镇政府的区医院打，只需告诉他们找闫书记。

电话总是需要转接的，我接通后告知对方找闫书记，很快有人前来。不到二十分钟，一辆212吉普车开进了医院，一位中年男子跳下车，迅速来到病房，显然是她的父亲。

他喊着女儿的名字，关切地问着她的情况，显然是闫书记。我这才明白，原来闫芳是书记的女儿。

闫书记知道是我送她女儿来医院的，表示了感谢，催我先回学校去休息，明天要向校长汇报。

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后，我几乎每天放学就去看她。有时她父亲在，我就匆匆离去；有时她独自一人，我就陪她说话，偶尔还能陪她在院子里散步。

我们的感情迅速升温，直到她出院那天，我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只是每当她父亲在场时，她显得很谨慎，不敢表现出亲昵的态度，这让我有些担忧。

她出院后，我们的生活回归正常，除了备课和上课，我们还会在学校周围散步。尽管天气寒冷，但我们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