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件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大事,原本一心想要“剿共”的蒋介石,迫于形势开始与我党进行统一抗日战线的谈判,让陕北面临的压力减少了许多。

此后,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除了西路军仍在作战外,基本上已经停止大规模冲突。经过年余的艰难谈判,国共两党终于再次达成合作,我党得以迎来爆发期。

所以西安事变不仅仅是对抗日寇的关键转折,也是我党生存发展的关键转折。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那万分艰难的背景下,假如没有发生西安事变,我党该何去何从?中央是否有其他预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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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讲,西安事变之前,我党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就说两个致命的问题,当时很不好解决。

一是经济问题,西北地区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不高、贸易也不发达,本身百姓就过得比较艰难。而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后,红军人数达到了七万,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成大麻烦。

举一个很直接的例子,1936年11月,已进入寒冷时节,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抵达陕北一个月,可还是穿着长征期间的衣服,粮食也快要见底。

时任31军军长的萧克眼下这样下去会有人冻死、冷死,就跑去找彭德怀要物资。然而彭老总也只能干瞪眼,红一方面军自己也不够吃。

彭老总先前打电报给中央,说部队过冬休整,需要30万大洋。但,中央此时连3万都拿不出来,只能精简人员过难关。从上到下,都到了这个程度,着实是心酸。

二是军事问题,当时红军需要面对的可不止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还有东北军、西北军、马步芳等各路军阀的260个团环绕在侧,将红军压缩在狭小的区域内。

军事的封锁又连带着物资无法进入,使得经济进一步困难。蒋介石为彻底消灭红军,还制定了一个“通渭会战”计划。

要调30万部队和100架轰炸机,发动对陕北的“围剿”,争取将红军主力歼灭在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为让各部拼命,他准备亲至西安督战。

如果该计划真的实施,内忧外患的红军想立足于陕北,是千难万难。这也就意味着,我党必须打出去谋求生机。那么,当初中央有什么应对之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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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所述,中央和毛主席最初的战略目标是:

“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要走到这一步,前提条件是自身强大,强大到让蒋介石国民政府不敢轻动。具体的做法是先将与西北军、东北军的联合摆到明面上来。

虽然我党先前已与这两军达成秘密合作、组成“三位一体”,但只有公开才能让老蒋忌惮。有此基础后,红军再逐步消灭以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等为首的几大西北反动势力。

只要能拿下诸马,红军就有了稳固的后方,还能直接与苏联接触交流,从而获得援助。再凭借着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死棋瞬间被盘活。

尽管实现起来有一定难度,但只要有了大体方向,就可以全力朝这个目标前进,一些细节,就视到时的具体情况而定。

不止我党有计划,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当时也给出两个方案:一是不顾一切往北打,打到中蒙边境,这样就可以获得苏联的援助和一定的保护;

二是全军往西北打,将河西走廊打通,到达中苏边境后,获取武器弹药、粮食物资的补充,休整之后再打回陕北。

此时红军暂未与诸马大打,并不清楚对方的实力,所以我党和苏联,都比较侧重于经略西北地区。

出乎意料的是,我军还没来得及行动,胡宗南部就于1936年10月末猛攻黄河渡口,攻占之后派重兵,将我河西与河东的部队切为两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方先前的计划以及苏联的方案都难以实现。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议对策。

毛主席首先承认:本来打宁夏也没有万全把握,只是过去没有看得这样严重。如今计划失败了,红军必须改变行动方向,以求生存。

顿了顿,主席说出自己的想法:应考虑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再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准备在外线作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再设法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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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对于主席的提议一致通过,说到底当时中央领导们也看出形势严峻,知道待国军发动“通渭会战”,留在陕北就是慢性死亡。

11月15日,中央正式作出决定,红军准备全部南下,随即先后通知了正在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以及早有来往的张学良等。

张学良此时内心非常矛盾,如果红军一走,他的处境会更加困难。因此,他力劝中共熬过一两个月,相信西北局势定有变化。

我党那时跟张学良有过很多接触,对他还比较信任,加上也没别的什么好办法,就暂时留了下来。结果,不到一个月,局势真的变化,西安事变发生了。

张学良、杨虎城的举动,真的对我党和整个国家的帮助都太大了,蒋介石迫于压力终于答应就统一战线开始谈判,全国的武装力量都将重心放在抗日大业上来。

正因为如此,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时,中国并没有像一盘散沙,各方面都团结起来,这才死死拖住了侵略者。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这些局面都不可能存在。

而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国民党中央军还是会对陕北发起“围剿”,虽然红军凭借强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能够突围出去,但这一路必然伤亡惨重,转到山西或陕南能否站稳脚跟,也是个未知数,历史的走向就大不相同了。

因此,西安事变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转折点,让我党少走了很多弯路、少付出了牺牲,这也就无怪我党领导人会那么赞誉张、杨两位将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