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庹平
朱德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主抓军工生产，打造强大的“在后方出汗打倒蒋介石”的军工部队，推进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照总司令的意见办”
朱德在华北抗日前线时，就高度重视军工生产。他曾多次找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交谈有关军工生产问题。在交谈中，他特别强调军工生产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鼓励刘鼎要克服困难，依靠群众的智慧，多造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援前方将士。在朱德的鼓励和支持下，太行山根据地建立起一支包括技术人员、机械工人，以及工匠、锡匠、石匠等在内的3000多人的军工队伍，生产出大量的步枪、迫击炮、炮弹、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抗日根据地，支持抗日军民作战。
1940年5月，朱德回到延安后，主抓延安的军工生产。在他的指导下，延安的军工生产取得很大的成绩。到1941年3月，延安军工生产规模达到“每月可造步枪子弹六万发，如果弹壳供应有保障，每月可以生产二十万发以至更多（战士打枪后要收回弹壳上交）；每月可造手榴弹二万枚；小迫击炮五门，炮弹一千发；制造无烟火药的工厂也即将开工；造火药时需要硫酸，又建设了一个硫酸厂，每月约可生产硫酸四百磅”。
在抗战战略反攻前夕，为了加强军事准备，能由游击战转到运动战，由乡村打进城市，适应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作战的需要，1944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炮兵团的基础上成立人民军队第一所炮兵学校，培训了大批炮兵干部。这所炮兵学校当时被命名为“延安炮兵学校”。郭化若任校长。经过充分准备，从有关军校和机关以及部队选拔的学员1300余人到齐后，炮兵学校于1945年3月在延安南泥湾桃宝峪开课。
延安炮兵学校开学典礼前，时任延安联防司令部炮兵主任并在炮校迫击炮科工作的赵章成，曾给朱德、叶剑英等写了一封关于建设我军炮兵及军事工业的几点意见的信。朱德看到这封信后，赞同赵章成在信中提出的建议。这时，朱德高瞻远瞩地协助毛泽东运筹规划全军的军工生产。他根据当时部队作战打击敌人碉堡难以取得胜利的实际情况，于1945年8月6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提出要增加部队迫击炮编制以及兵工要多生产炮弹的意见。
朱德在信中指出：当前我军与敌、伪、顽战斗时，遇到碉堡及运动战中的临时工事，不能取得胜利。这是因为炮兵不强的缘故。要改变这种情况，在近一年时间内，“应做到在每团配属一个迫炮连、小团一迫炮排之建制，以便应付当前之敌”。“各级首长，应组织炮队，作为组织现阶段的军队的初步条件。将来以迫击炮作基础，转到各种炮的组成。”为适应增加炮兵编制的需求，目前兵工厂“应修理各种炮及机、步枪等并多造迫炮弹为宜。如能多造，可解决打碉堡问题”。
1947年3月8日， 延安各界隆重举行保卫边区、 保卫延安动员大会。 朱德在会上讲话
8月9日，朱德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说：准备反攻现在已成为实际。要准备90个团，每个团要有1个炮兵连，以便解决敌人的堡垒。还要多造炸药。毛泽东高度重视朱德的建议，在8月12日对朱德的来信作出批示：“照总司令的意见办。”根据朱德的建议，中共武装力量的炮兵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一支重要的火力突击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和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作出了重要贡献。
“要尽快投入大量生产，准备打大仗”
在蒋介石准备对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前夕，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指示中特别强调指出：“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40至50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而“今后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各大小军区，各野战兵团，必须具体地解决为了加强炮兵和工兵而发生的各项问题，主要是训练干部和制造弹药两项问题”。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4月下旬，朱德随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后，就着手狠抓军工生产，特别是重武器火炮的制造。1947年7月2日，朱德到晋察冀军区调查并指导军工生产。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发现晋察冀军区的军工生产一方面成绩很大，已生产出很多炮弹，一方面又存在组织分散等问题，阻碍了进一步大规模发展炸药和炮弹的生产。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与打垮蒋介石的时间有很大关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把晋察冀军区的军工生产统一起来，以便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
7月11日，朱德致电毛泽东，报告了这些情况。他在电报中说：“我二日（7月2日）到阜平军区（晋察冀军区），布置军工生产，主要是炸药。各种炮弹，在技术上能解决，在组织上很差，分散在各军区，现决定统一起来做。原料多，在半年内，可大规模生产。七月份迫炮弹可出五千发，山炮弹可出一百发，以后可多出。过去技术有缺点，炸坏炮，现在纠正了。炸药七月份准备造十万斤，用肥田粉与硝配合而成。此两种原料，救济物资中已得到肥田粉三十多万斤，硝是冀中碱地产品，出产最多，可配这种炸药。将来炸药前途大有希望。炮弹材料现能就地采取，尽可能地扩大，不仅专为晋察冀够用，还应帮助供给各方。”在电报中，朱德还告诉毛泽东：“炮兵现已成旅，各种炮都很多，野炮弹还多，其他也不缺。配合炸药，火力是很强的。”朱德在指导军工生产过程中，发现冀热辽和冀中研究出制造炸药的好办法，便立即向全军推广。
“兵工生产就是在后方出汗打倒蒋介石”
1947年7月20日，朱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建议召开兵工会议、交通运输会议等。朱德在电报中提出：“在今年十一、十二月间，最好召集几个会议：第一是兵工会议；其次是参谋会议，二局、三局（总参作战部第二局、第三局） 的会议；再其次是交通运输会议，就是大车会议亦必须开。因将来大军反攻时，最重要的补充是炮弹、炸药的大批补充，同时也是运输的重要。”
在谈到召开兵工会议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时，朱德说：“兵工会议，是迫切必须的。各地均有大小规模的工厂，技术问题许多地方尚不能解决，有些地方条件很好应多办，有些地方可少办。交流经验教训，技术的解决，均须从速，应召集此会议。参谋会议能交流战术、技术上之新发现，及将来反攻所遇到的新情况，应加以考虑，早为准备。”在中央工委的“指导下召集这些会议，对反攻是有大帮助的，请你们批准”。
朱德在电报中，还报告了当时将晋察冀军区的军工生产统一起来后取得的新成绩。他说，这时晋察冀军区的“兵工有大进步，并有大希望，机器、原料及人工均不缺乏，本月整理后生产力增加一倍以上，前说迫击炮弹能产五千，现整理后七月能产一万八千颗。野炮弹、山炮弹均能生产，技术上已解决。如大规模生产，经济感觉困难”。“我与董老（董必武）商量，决心将此兵工厂现有机器及人力物力，尽量使用，多余炮弹、炸药可供各根据地前线使用。经济不够，可由董老设法调剂。除炮弹、炸药外，各种子弹、棉花药亦能造。”最后，朱德表示，他将尽最大努力抓好军工生产，保障“炸药、炮弹将来也能供给”，以“帮助前线”。
朱德对晋察冀军区军工生产定下的生产目标，是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够生产出满足全军反攻作战需要的炮弹。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朱德狠抓落实。7月23日，朱德给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业局局长姚依林、副局长刘再生以及刘鼎写信，对他们提要求、定目标、抓进度。
9月19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回复7月20日朱德请示召开兵工会议、交通运输会议和参谋会议的信：“朱总司令意见很好，唯开参谋、通信等项会议在目前情况下是否适宜，请与少奇商量酌办。”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47年12月20日至1948年1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交通会议。会议由刘少奇、朱德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大别山等地区的军工负责人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代表40多人。会议主要讨论军工生产建设方针、工厂管理、组织领导等问题，并就兵工建设方针以及兵工厂的领导、管理、工会工作、党的建设、技术原则和华北解放区军火工业的统一领导组织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12月21日，朱德在讲话中深刻地阐述了军工生产和交通运输对加速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战略意义。关于军工生产的重要战略意义，朱德说：“在我们革命战术上说来，我们就是靠人，也还要靠武器。”“假设我们有坦克、飞机、大炮和很好的运输，你看蒋介石是不是很快被打垮！”“现代的战争是要用武器来杀伤敌人。在我们的战术来说，白刃战很重要，这是不得已的。一般地来讲，还是武器杀伤敌人为最好，不单是用人拼。所以兵工生产就是在后方出汗打倒蒋介石。兵工是不是军队？是很好的军队，是在后方打蒋介石的一种队伍。这就是军火工业的伟大作用。”战争是长期的，“毛主席在延安时估计，起码是五年”。“当然是战争结束得越快越好”，“但是怎样才能提早结束战争呢？”“多增加手榴弹、炮弹、炸药，这是重要的条件之一。”“手榴弹再加上炮、炸药，那就是无坚不摧。”
朱德号召全体军工人员：“你们要多造炮弹、炸药。现在你们已经造了不少，讲起来几十万发，但是还很不够用。”“现在你们造的是小炮弹，还好用。但是为攻城计，还要造一些大炮弹。如果我们有了很多炮弹、炸药，不管他蒋介石也好，美国也好，都可以把他赶走的。”关于交通运输的重要战略意义，朱德说：要搞好交通运输。有铁路更好，没有铁路建公路，没有公路搞水路，要把水路、陆路搞好，把我们需要的物资运进来，把军工产品很快地运到前线去。
1948年1月2日，朱德在军工会议上讲话时，重点阐述了军事工厂的管理问题。他指出：军事工厂应该实行企业化的管理方法，应该有一个大的转变。企业化管理的提出，是一个新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军工厂要企业化，管理要严格。管理工厂要靠老干部，还要靠有管理经验和生产经验的工程师、熟练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提拔起来，就管理好了。不能把他们看作外来人，不相信他们。有些专门家、工程师，并不比我们这些老干部差，甚至比我们强，将来非他们负责管理不可。造成这批干部不是一年两年的事。造成的这些人，可以把现有的工厂办好，还可以发展新的企业。工业局或工业部，要把军事工业和地方轻工业都领导起来。“过去不合理的事情已经成了过去，现在交给那些新起的同志去办，把家务办起来。”
在朱德和刘少奇的指导下，这次会议确定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坚持实事求是，既照顾目前需要，又要作长期打算，扩大军工生产，组织民用工业品生产，辅助国民经济的军工生产方针。各解放区根据这个方针，分别调整了军工生产的部署，进一步加强对军工生产的领导和管理，军工生产进而有了长足的发展。
“使我军以武器战胜敌人，造成有攻必克之气概”
军工会议结束后，朱德狠抓贯彻和落实工作。1948年1月8日，朱德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写信，告诉他们：“此次军工会议有成绩。太行、晋察冀向企业化道路前进，兵工与公营轻重工厂合组统一领导，互相补助，将一切家务整理好，成为核算制度、工资制度，是比较好的。”朱德还指示：“你区将供给制的预算能按期给予，亦可能逐次变为企业化为好。炸药、炮弹、手榴弹成为决定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你处因经济及原料不足，不能大量生产，仍希望将炸药一项多出一些。”“运输线组织对你区供给弹药是十分需要的，望夏秋季在交通线上设粮草站，以便由各地转运弹药及其他物资帮助你们。”
1月11日至6月2日，朱德多次给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写信。在1月11日的信中，朱德告诉孙毅：“我们这里军工会议、交通会议，均开得好。过去兵工成绩很好，各种炮弹均能制造，并且炸药亦发展了多种，今后当更有进步。”朱德还指示孙毅：“炸药为你区之特产，可大量生产，使部队能充分使用。”“手榴弹为近战巷战之主要武器，可多造，质量要好，数量要多。”“今后地方游击战术，亦应因时因地而变换其战术。你应将我的意见，转冀东、渤海两区，使他们也能自造炸药、炮弹等，转变游击队为正规军，来解决河北的各大城市及肃清一切碉堡。切不可吝惜成本，必须造大量炸药、炮弹、手榴弹，使我军以武器战胜敌人，造成有攻必克之气概，是可能的。如财政不足，可省衣节食。如原料不足，可发动广大群众熬硝，公家统制、收买，无论多少，产出必照预定价全数收买。预计要求一千万斤炸药，必需要一千万多斤硝。另外需要大量的甘油。”
在2月27日的信中，朱德指示孙毅，你写给我的“信中说今年冀中能做到产一千五百万斤硝，如能做到，则生产炸药一千万斤也可能做到。如能做到产炸药一千万斤，今年平绥、平汉、平津各据点、各城市均能拿下。望就此努力，随时报告我”。在6月2日的信中，朱德指示孙毅，目前火硝“仍是供不应求”，“仍望努力争取五百万到一千万斤”。
朱德在狠抓军工生产的同时，还及时着力解决军火如何运送到前线的连接问题。1948年3月14日，朱德出席中央工委会议，听取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汇报华东局工作。朱德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重点谈了军事问题。他说，今后“跳跃式的发展将减少，衔接式的发展将增加。已出发到外线作战的第一线部队会有若干损失，现在的第二线应加紧训练，打掉内线敌人占据之点。内线之点不能希望外线部队回来攻坚，第二线部队要攻下内线之点后再出发到外线。现在军火武器的供给主要在前线，但后方的供应也应逐步增加。应设立兵站补给线，建立兵站制度，不要单纯靠民兵、民夫支援前线”。要维持现有大规模的军工生产，以及建立相应的兵站制度，就需要相当的财经支持。
4月25日，朱德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写信，请他在相关会议上多做有关人员的工作，争取对军工生产和恢复兵站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他在信中说：“现在兵工、兵站更加重要了，请你在大会上再重复说通开会同志的思想，用很大力量来维持已有的兵工，再尽可能地加工制造，以便早点胜利。兵站是大支前时代取消了的，大支前已不可能，劳民伤财，各地大叫起来，已不能支持，前方又须要接济，只有恢复兵站，掌握汽车与部分交通用的胶皮轮子大车，代替大批支前的民夫。如不够，再由兵站雇一部分民夫转运。再不够时或特别需要时，再动员一批民役。”
朱德狠抓全军的军工生产，特别是重武器火炮的制造，为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火力保障。1948年底，朱德总结军工生产的成绩说：“生产相当大数量的军火供应前方，胜利大家有份。除特别原因外，大部完成了军委订的计划，有的还超过了20%，山东因敌人进扰，影响一部分生产。”
仅从兵工厂生产炮弹、炸药的不完全统计：东北军区军工部所属兵工厂在1948年生产六〇迫击炮弹近7万发，手榴弹157万枚，子弹65.7万发；晋冀鲁豫军区军工处在1948年5月前，每月生产各种炮弹8.9万发，六〇迫击炮弹2万发，枪弹12万发，复装枪弹1.4万发，手榴弹28万枚，雷管11万个，各种弹药10万斤；华北兵工在1948年生产的弹药除自给外，还每月调拨其他军区，如调拨西北野战军山炮弹近2000发，一二〇迫击炮弹1000万发，八二迫击炮弹1万发，六〇迫击炮弹1.2万发，掷弹筒弹500发，手榴弹3万枚，炸药1.5万斤；华东解放区军工生产也有大发展，弹药由过去以缴获为主，过渡到以自己生产和缴获相结合，其中迫击炮弹自己生产占83.2%，炸弹、地雷、手榴弹等自己生产占47.8%，炸药自己生产占69.1%。大连新建工业公司试制成功75毫米山炮弹，淮海战役时就提供了各种炮弹20万发。
到战略决战前，人民解放军自己总计生产各种炮弹高达426万发，手榴弹900万枚。华北解放区兵工厂为人民解放军提供足够的炸药和炮弹，从火力上保障夺取石家庄战役、临汾战役、济南战役、太原战役的胜利。
到了战略决战阶段，仅淮海战役前由华北和东北军工调拨到前线的弹药，就有各种炮弹20万发，枪弹1000万发，手榴弹15万枚，炸药2.5万斤；天津战役中仅通过北宁铁路往前线运武器弹药的火车就高达70列。这些都是国民党军的军火供应望尘莫及的。特别是兵工厂根据攻坚战的需要，研制出一种大口径掷弹筒（也叫炸药抛射器）和粗膛迫击炮发射炸药包，在战场上凌空爆炸，能使方圆几十米内的敌军聋瞎丧生。由于这种武器类似轰炸机从空中投炸弹，战士们形象地把它赞誉为“土飞机”。国民党军在战场上遭遇这种“土飞机”打击时，害怕不已，惊呼“共军有了原子弹”。
毛泽东在1948年底十分自豪地说：“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毛泽东还十分自豪地警告国民党军队：“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由于军工生产对前线提供充足的火力保障，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到1948年底，朱德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战局胜利发展，再有一年可以打垮蒋介石”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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