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军队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有统一的思想作战才能无往不利，当然，所有制度都是在探索中不断完善的。
早在1927年的三湾改编时，毛主席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为党领导军队奠定了基础。1929年的古田会议，毛主席再次阐明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由党来领导军队。
1930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进一步规范了我军的政治工作，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当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长官发生分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的权力。也就是说，在军队中政委拥有着最后的决定权。
这个政策延续了十二年，但是在1942年进行了修改，此后就是军事指挥员来负责最后的行动。
之所以会变动，是因为在悲痛的雪村战斗中，冀中第八军分区政委经验不足下达了错误命令，导致损失极其惨重。为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中央就将这个政策再度完善了。
我们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活法，军队同样也是如此，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红军时期，政委来做最后的决定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那时的条件艰苦，靠的就是一股精神，政委往往都是由思想过硬的人来担任，这样就可以确保军队始终都听党指挥，不会出现军阀主义。
举两个最直接的例子，一是1932年彭德怀收养的义子郭炳生叛变，当时郭炳生担任红三军团红2师师长，他在宜黄、乐安一带作战时，趁乱蒙蔽了一个团想要投敌。
红2师政委彭雪枫听到消息后连忙骑马去追，他就带了15个人，但是追上郭炳生他们后，那一个团又跟着回来了。如果不是政委的作用大，郭炳生凭着彭德怀义子以及红2师师长这两重身份，完全可以让这一个团将彭雪枫等人除掉。
二是1935年四渡赤水期间，毛主席一直带着部队运动转移，他用自己神乎其神的判断让红军躲过了重重危机。但这种超乎常人的眼光，别人是不会动的，所以有不少人都心生埋怨，认为这样下去部队会被拖垮。
就连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都有了抵触情绪，他写信给中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意思就是让毛主席去管大局，军事还是交给彭德怀。
但军团政委聂荣臻不同意林彪的做法，双方产生过严重的争执。聂荣臻最后严正警告林彪，如果林敢违背上级的命令，他就基于“政委拥有最后决定权”这一点，让部队不执行军团长的命令。林彪这才没有再闹。
从上面两件事就能看出，早期政委可以说是将军队维系在党身边的那根绳子。后来在八路军与新四军时期，我党军队进一步地正规化，人员也迅速扩大，这时候中央也看出了在最后指挥权的政策上有一点问题，所以进行了一次小修改。
1938年12月，八路军颁布了《政治委员暂行条例》，上面规定：在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肩负更重的责任，但政治委员依然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的权力。如果军事指挥员与政委产生了分歧，必须将经过的情形详细报告上级机关，在未得到上级机关指示前，军事指挥员必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
这样给军事指挥员扩大了一定的权力，但仍比同级政委低。1941年的皖南事变，就暴露了这项政策的弊端。
当时新四军的军长是叶挺，但权力主要在政委项英手中，项英搞行政是一把好手，在军事的敏锐度上却不如叶挺。
遭遇国军埋伏后，两人发生了多次争执，叶挺主张付出一些牺牲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顽军防线。但项英一直犹豫不决，没有项英点头，部队根本无法开动。
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了夜间10时，这7个小时都没能得出一个确切结论，却使新四军失去了最后的突围机会。
项英犹豫再三决定让部队原路返回，准备改向西南前进，这就导致了新四军后来的悲剧。
叶挺在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承认自己在皖南事变中负有责任，但也提出政委拥有最后决定权这项政策有很大的缺陷。
中央其实也不是看不到这一点，但政策能延续这么久，肯定是有理由的，如果轻易调整怕会引起更大的麻烦。直到1942年的雪村战斗，这才让毛主席下定决心改变。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坚决抵抗日寇的行为吸引了很多爱国人士，队伍因此迅速扩大，这样一来干部储备就有些不够，一些新成立的部队难免会调配过去一些战斗经验不足的干部。
冀中第八军分区政委王远音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曾在太原读书，1936年入党，开始是从事隐秘战线工作，在抗战爆发后又去参与组建游击队。他的政工能力非常出色，但很少经历实战。
而冀中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早年曾在冯玉祥部下当兵，1929年，他才17岁时就带着一个班加入了红军，做过关向应、贺龙的警卫员，还救过贺龙的命，在红军时期就已是红6师参谋长。
从警卫员做到军分区司令员，他靠的是实打实的战功、一步步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所以战略眼光要远胜于王远音。
1942年日寇调集重兵对我冀中军区发动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很快就占领了冀中根据地大部分县城，第八军分区损失最为严重，主力23团团长谭斌牺牲。
一开始常德善和王远音带着军分区机关和23团2营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进入了饶阳一带。但随后他们得知下辖的30团与日寇遭遇并被打散了，便在5月末决定返回根据地收容部队。
这是基于以往“扫荡”经验所作出的决定，一般日寇只会凶悍一时，那一时过去了又恢复“扫荡”前的状态。然而这次日军很狡猾，故意装作撤军的样子，实际上把兵力隐藏了起来。
6月7日，常德善、王远音率部急行军越过河间至肃宁的公路，到达子牙河东一带，与30团残部取得了联系。两军准备次日会合。
不过也就在此时，通过敌情侦察和电台联系，常德善、王远音等人得知日寇集结了大部队正在往这边赶来。
常德善毕竟是行伍出身知道凶险，马上表示不能等到明天，现在就要转移，跳出合围圈。但王远音却不想走，他认为子牙河东是游击区，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被人认为八路军怕死避敌，不好向群众交待。
而且王远音还用30团来举例，意思就是30团那么艰难都可以坚持，眼下军分区还没打就跑，说不过去。
两人争论了数个小时无果，最后王远音动用了“政委最后决定权”，常德善无奈只能率部留在雪村。
6月8日早上5点钟左右，日寇的枪声就响起来了，对方出动了足足4000多人，而第八军分区只有700多人。
人数悬殊大，武器也不如，八路军拼命抵抗，最终还是败了。
常德善被机枪扫射，身中27弹牺牲，王远音受伤后不愿做俘虏，饮弹自尽。其他还有30团政委汪威、30团副团长肖治国、总支书记沈笑天、23团二营营长邱福和、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等干部也都牺牲了。第八军分区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消息传到中央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极为惊讶，毛主席看过报告后一夜未眠。
这么多高级别干部、政委和司令员都在一场战斗中牺牲，这在我军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军委为此特别召开了会议，反思这场战斗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最终于1942年9月1日，中央宣布政委从此不再拥有军事上的最后决定权，一旦政委和军事指挥员发生争议，军事行动最后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但争议内容要及时向上汇报。
每一项政策都是在不断修正的，在我党队伍壮大形成规模后，司令员负责作战，政委负责思想，各司其职共为胜利，这才更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