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因不服从指挥，被杜鲁门总统解职。这一重大国际事件引发了哈佛大学一位学者的思考，于是他写了一本书：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来论述军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这本书让他声名大噪，一举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然而此书惹起更多的则是激烈的争议与反对，有人说他的书有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色彩，因此激怒了整个美国自由主义学界。他也因此被迫离开哈佛大学，甚至后来哈佛的学生还烧毁了他的办公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他的正确。如今6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一部政治学的必读经典，这位作者也成了人们讨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时永远无法绕开的巨擘式人物。
他就是塞缪尔·亨廷顿，著名“文明的冲突”理论的缔造者，这本曾惹起巨大争议的书就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人生中第一部专著：《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
现代西方政体多建立在三权分立之上，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分权制衡，然而人们却常常忽视在这三权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庞大与恐怖的“军事权力”。
军队既是一个管理暴力、维护和平的组织，同时也是暴力的本身，处理好军事权力与其他三权的关系，则能对内保护国民，对外捍卫主权，如若军政关系失衡，则可能对内产生军事独裁，对外走向战争扩张。
亨廷顿认为，现代军队是一种职业化与专业化的组织，维护国家军事安全是它的第一目标，而欧洲军事的专业化最先兴起于19世纪的普鲁士。然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最终酿成了德国的悲剧。
亨廷顿系统考察了近代欧洲军事制度的历史，并单独审视了德国与日本这两种特殊的军事模式，然后迅速将视线转移到自己所要论述的对象：美国的军事权力与军政关系危机。并针对美国军政关系混乱的现象，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范式及两个理想类型的军政关系对策：“主观文官控制”与“客观文官控制”。
然而，当所有人都在讨论“主观文官控制”与“客观文官控制”这两种对策时，人们却忽视了亨廷顿的真正意图。亨廷顿给出的对策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将剑锋最终指向了美国的意识形态——
亨廷顿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军事力量只是执行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为了自由主义宣称的普世理想，而过度透支自己的力量进行帝国扩张，从不思考以保守主义的态度去保存自己的实力。
因此，要重塑美国的军事职业主义与合宜的军政关系，以及维护必要的军事安全，必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做出根本性调整：美国的基本价值观要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
然而，从现实来看，亨廷顿的理想并没有被“落实”。自由主义的强烈意识形态甚至成为当下“政治正确”的口号，这一现象的反面就是激化产生了全球范围内的“特朗普现象”。
亨廷顿说，“朝鲜战争是除了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之外，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崇高目的的战争，也第一次引起了美国人对战争行动的愤慨。”然而朝鲜战争之后，美国一次又一次参与了这些“没有崇高目的”的战争，离亨廷顿所设想的保守姿态的军事职业主义和军政关系越来越远。
《司马法·仁本》中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当下世界，美国仍是全球军事力量最为强盛、军费开支最为庞大的国家，其军事力量仍在支配着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理解亨廷顿从军政角度阐释美国的范式，不只是在理解美国，更是理解现代全球国际事务的一个绝佳视角。而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军费开支国，亨廷顿对现代国家及全球军事权力的思考，不得不让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