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4年印度大选：大国崛起梦已成印度选战焦点

过去十年间，一个非常显著但较少被学者研究的现象是印度外交政策逐渐成为国内政治议题。在早期，学者及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外交政策主要是精英的焦点——它属于鸡尾酒会、会客室的闲谈，以及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等大城市智库的讨论范畴。传统观念认为外交政策过于复杂且抽象，与普通民众——关注基本生活需求的“aam aadmi”——的生活相去甚远。这些民众更加关注的是基本生活需求，而不是印度总理与邻国领导人的关系，或是印度在国际论坛中的地位。

但当前印度的政治格局表明，外交政策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在街头巷尾、餐桌旁、饮水机前，印度老百姓们都在讨论着印度在全球的角色。尽管制定外交政策的还是精英群体，但对外交政策的“消费”已经实现了民主化。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大大小小的细节上。全国各地的竞选海报上都可以看到印度作为20国集团主席国的标语。印度外长受到本党区域领导人的热烈邀请，向党员普及印度的国际地位。即便是政治反对派也开始不安坐立。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的频繁海外访问虽然遭到社交媒体的嘲讽，但国大党已经意识到，必须明确表达印度的国际角色。实际上，国大党在2024年大选宣言中专门花了几页来讨论外交政策、国防和国内安全。

随着印度选民在4月至6月间走向投票站，外交政策无疑将成为竞选的一个焦点。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利用其十年执政经历来巩固对选民的吸引力。外交政策的国内影响力增强，是印度成为日益多极化世界秩序中关键角色的一部分。这一现象由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变化、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独特政治信誉共同推动。尽管现有证据显示，外交政策的提升确实带来了政治红利，但其全面后果仍有待观察。

在民主世界的政治讨论中，社会地位及其追求已逐渐成为分析的核心。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个体或群体的自我价值感与社会对其地位的认知紧密相关。以印度为例，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变革主要由达利特人和其他低种姓群体推动，他们在独立后数十年间逐渐获得了更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这一自下而上的尊严追求遭到了高等级群体的抵抗，后者担忧自身地位受损。这种地位的争夺不仅导致了暴力和混乱，也促使社会规范重新洗牌，相关现象在印度某些地区至今仍在上演。

在政治文化迥异的美国，地位的追求同样标志着国内政治竞争的一大特征。例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的大选中意外胜出，部分动力源自白人工人阶级的地位焦虑。他们担忧在人口多元化的大环境中保持"美国身份"的可能性。相对地，一些保守派批评进步派以反向歧视的形式，过度支持少数族群的地位担忧。

罗汉·穆克吉（Rohan Mukherjee）的理论将这种社会动态扩展至国际关系，他认为崛起的大国如印度极其重视自己在全球等级体系中的位置。这种追求地位不仅具有工具价值，例如进入重要的经济网络和多边论坛，也有象征意义，即通过各种规范和制度的认可，获取与其他大国平等的对待。

显然，印度对国际地位的追求并非新现象。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到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历任总理都曾试图提升印度在全球的地位。而莫迪政府则在这一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仅寻求从"平衡大国"向"领导大国"的转变，还明确表示这种地位转变已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支持这一点的是，印度目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拥有庞大的人口，成为许多工业化及全球南部国家欲结盟的首选。

莫迪政府甚至主张基于多极化原则重塑全球秩序，提升印度为全球政治的主要极之一。这种政策转变与广大民众的期望相呼应，他们不仅期望国内改善，也渴望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印度的力量。这些都体现了地位追求在国内外政治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学者们普遍认为，印度的政策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精英问题，另一类则是大众问题。正如阿舒托什·瓦什尼（Ashutosh Varshney）所强调的，精英问题通常只涉及少数精英的讨论与决策，这些问题包括外交政策、国防和国际贸易等，与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关联不大。相对地，大众问题如通货膨胀、就业和福利分配等，直接影响到普通印度人的日常生活。

然而，自2019年以来，原本明显的这种分野开始变得模糊。选民们频繁讨论莫迪如何提升印度的国际形象，认为他的领导使印度从一个边缘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如专家所述，普遍的看法是印度不仅成为一个大国，而且变得更加重要。

支持这种看法的系统性证据在2023年5月由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SDS）的Lokniti计划和NDTV联合进行的全国代表性调查中得到体现。调查结果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自莫迪2014年上任以来，印度的全球地位有所提升。这项民调也显示，大多数印度人认为莫迪任内在提升文化资本、世界领导者地位及吸引外资等方面取得了进展。

进一步地，2024年2月的“今日印度国家风貌”民意调查发现，19%的受访者表示，莫迪最令人记住的成就是“提高了印度的全球地位”，仅次于42%的受访者选择的在阿约提亚建造拉姆曼迪尔寺的选项。拉姆曼迪尔寺建在一座十五世纪伊斯兰清真寺的原址上，这座清真寺在1992年被印度人民党（BJP）的激进分子拆除，新寺庙的落成时间恰逢调查进行时，影响了调查结果。

尽管传统上印度的政策问题被划分为"精英"与"大众"问题两大类，但这种分界在近年来逐渐变得模糊。阿舒托什·瓦什尼（Ashutosh Varshney）所述的区分，在现实政治操作中，显得不够明确，部分原因是这种划分难以在常规民调中得到准确衡量。例如，在选举前的标准民意调查中，外交政策的影响往往被忽视，因为调查通常集中于对选民最直接的"大众"问题，如发展、通货膨胀或就业等。

Lokniti-CDS自2009年以来的选举调查 consistently 显示，经济相关问题通常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外交政策对国内政治选择无影响。事实上，外交政策事件，如2019年的普尔瓦马袭击，及其后的印巴对峙和巴拉科特空袭，明显影响了民族主义情绪和政府满意度，从而间接影响选举结果。

普尔瓦马袭击和巴拉科特空袭不仅提升了印度人民党的民族主义形象，还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显著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满意度。根据Indo-Asian News Service和CVoter的数据，这些事件后政府的满意度曾短期内上升了15个百分点。Lokniti-CSDS的调查也显示，在2019年大选中，那些知道巴拉科特空袭的选民中，有46%支持莫迪连任，而不知情的只有32%。

这种情况表明，虽然外交政策危机并不频繁，其发生的时间难以预测，但它们的影响却可能极为深远，足以影响政府的公众形象和选举结果。外交政策在选举期间可能不会被视为直接的选举议题，但其生成的民族主义狂热和"哈瓦"（即捕捉公众情绪的神话般的风），却能显著影响选民的情绪和投票行为。

在印度历史的这个关键时刻，外交政策已逐渐演变成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一现象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因素。

首先，与国际秩序性质的变化有关的结构性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伴随冷战结束后美国单极时代的消退，美国内部深刻的政治分歧和连续的外国干预活动使其全球影响力受损，全球秩序重塑能力日益减弱。同时，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和扩张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驱动下，已经成为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的明显竞争者。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的对抗态度升温，其对乌克兰的战争及其对西方联盟的挑战，进一步证明了其挑战现状的决心。

这种国际秩序的四分五裂为印度在外交政策上提供了更多操作的空间。随着新兴大国的坚定立场日益成为西方领导者的关注重心，西方对印度的积极追求也因此加速，尤其是在2020年边境冲突后，印度对外合作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放。虽然印度未对俄罗斯的战争行为表达明确的谴责，但西方国家仍旧利用这一机会，试图通过质疑莫斯科的可靠性，减少印度对俄罗斯军火的依赖。

在这种国际动荡的背景下，印度利用国际体系中不断增加的裂痕，追求其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并巧妙地操纵各方力量。印度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在全球及跨国问题多边谈判中的重要角色，以及其战略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几乎所有大国追求合作的关键伙伴。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印度将外交政策作为国内政治议题的现实基础。

但是，外交政策成为国内关注的焦点并不仅仅是结构问题。现政府独特的世界观是第二个关键因素。

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人民党将外交政策作为展示其政治抱负的核心支柱。莫迪总理宣称，他的政府致力于结束印度历史上遭受"十二个世纪的奴役"时期，这一时期标志着外国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连续不断。与此相反，莫迪提出开启一个称为"Amrit Kaal"的新纪元，这一概念源自吠陀教义，象征着向世界开放带来幸福的大门。

这种宏伟的构想不仅仅是文化复兴的象征，更表明莫迪政府确信印度当前正处于地缘政治的优势期。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的言论强化了这一点：“实际上，现今的世界正在为我们铺路……我们带着历史和文明的责任感，必须准备好发挥更大的作用。”

支持者们认为，莫迪政府的这种雄心勃勃与之前国大党政府在全球舞台上的所谓犹豫不决形成了鲜明对比。国大党在曼莫汉·辛格的领导下，被看作是在全球事务中过于保守，未能充分利用国际舞台维护印度的最大利益。莫迪公开批评国大党的政府面对恐怖袭击采取的“战略克制”，并在公众演讲中举例说明，即便是资源有限的国家（如巴基斯坦）也敢于对印度发动攻击，而国大党政府的反应仅限于向国际社会提出抗议。

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成就也被有效地用于国内政治宣传，尤其是在担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期间的表现。政府在全国超过六十个城市举办了200多项活动，展示其外交政策的成就，并将印度人民党的象征——莲花图案创造性地融入G20的宣传和视觉呈现中。这些活动不仅仅被视为国家职责的正常履行，更像是对莫迪政府执政成就的一次公开肯定。

在数字化营销方面，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数据成本的显著降低，莫迪政府利用这一优势推广其政策成就，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其外交政策方向的认可。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的言论，“为什么G20不能成为国内政治的加分项？如果G20在莫迪时代来到了这个国家......那么莫迪必须得到荣誉”，凸显了政府如何将国际事件作为提升国内政治立场的工具。

印度通过其外交政策提升了国内政治地位，这一点尤为显著，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政策确实增强了国内对现任政府的支持。

根据2023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大约七成的印度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全球影响力在增强（参见图3）。此外，八成印度人对莫迪担任总理的表现表示支持，其中55%的人表示“非常支持”。不出所料，那些支持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联盟的受访者对印度的全球前景尤为乐观，77%的受访者认为印度的影响力在增强。即便是那些不支持莫迪政府的受访者中，也有六成人认同印度地位提升的观点。

印度人普遍对国家在区域内的角色持积极态度。在CVoter和政策研究中心（CPR）2022年的全国代表性调查中，33%的受访者认为印度在亚洲具有最大影响力，美国（15%）和中国（14%）分列二、三位（参见图4）。

最近，YouGov、CPR和Mint合作进行的一项针对城市印度年轻人的调查中发现，公众对莫迪政府的满意度很高，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70%的受访者对印度作为G20东道国的表现表示满意，而且大约同样比例的受访者支持政府在防止恐怖袭击方面所做的努力。即使在处理北部边界争议方面，有60%的受访者对政府的方式表示满意。

然而，国际上对印度的全球作用和莫迪的领导能力的看法却不那么正面。皮尤调查显示，在19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认为印度全球影响力增强的受访者中位数仅为28%，而认为影响力保持不变的有48%。在十几个国家的较小样本调查中，37%的人对莫迪持积极看法，尽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无意见。

外交政策的新反响在印度国内是一个显著的发展。长期以来，这一政策领域未受大多数选民关注，因此重视程度也较低。然而，外交政策从精英议题向大众议题转变，这一现象引发了对其对国内政治影响的探讨。

维平·纳兰（Vipin Narang）和保罗·斯坦尼兰（Paul Staniland）在2018年提出，在民主国家如印度，外交政策可能在政治上引起共鸣，这主要由两大因素决定：责任明确性与问题突出性。首先，国内受众是否能将外交政策的成败归功或归咎于政治领导人，这部分取决于责任链的明确性。例如，在联合政府执政期间，普通选民可能难以辨识哪个政党或领导人应对政策的成功或失误负责。

相比之下，当一党占多数，尤其是 charismatic leaders（有魅力的领导人）掌权时，这种辨识过程则简单得多。其次，国内对外交政策的关注还受到问题本身性质的影响，如自由贸易协定的复杂性可能不如政府应对恐怖袭击的方式那么能引起共鸣。将这两个因素结合，当责任明确性和问题突出性均高时，外交政策对国内的影响预计也最大。

2020年的边境冲突就是一个同时满足这两条件的例子。邻国的行为公然且被广泛谴责，且有第三方卫星图像作证。这些行为发生在莫迪政府连任后不到一年，尽管印度人民党（BJP）执政已五年，议会席位仍在增加。

然而，责任的明确性和问题的突出性并未带来严肃的民主问责。相反，尽管外交政策的挫败就在莫迪政府眼皮底下发生，却未见其承担国内任何政治代价，问题依旧悬而未决。若执政党因外交政策的成功—如成功主办G20峰会或2023年6月莫迪参加在白宫的国宴而受益，为何其外交失策未招致损失？

1.莫迪的民意支持率极高：尽管遭受短期挫折，多数选民可能仍相信莫迪最终能纠正局面。这与其在国内政策上的表现相似：虽然其任内经济增长喜忧参半，但许多印度选民仍对莫迪的国家愿景抱有希望。

2.信息环境的影响：在未明确划界的争议边境上的事件，即使专家也难以解读，更不用说普通选民。政府对媒体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模糊性，使得莫迪压制不利报道或令新闻行业沉默成为可能。此外，执政党阻止议会就边境危机进行公开辩论，并限制了反对党和公众对其记录的审查。

3.选民对反对党信任度有限：即使选民对印度在拉加地区的面子问题感到担忧，他们可能也不信任反对党能更好地处理这场危机。国大党（Congress）在其几十年的执政期间未能解决这一争端，这进一步削弱了政府承担责任的动力。

意外的选举后果

随着外交政策在国内的重要性逐渐增强，民族主义集结的意外后果开始显现。再次考察2019年普尔瓦马袭击事件的影响。全国范围内，这一袭击事件引发了围绕国旗的集结效应，无疑强化了印度人民党（BJP）的选举前景。此事件把选民的焦点从经济和失业等日常问题转移到了国家安全上——在此议题上，尽管BJP的立场原本较弱，但其民族主义特质却为其带来了明显的优势。

然而，尽管在宏观层面上袭击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但在普尔瓦马事件中损失最大的地区——如牺牲士兵的家乡村镇，印度人民党却遭遇了选民的强烈反弹。换句话说，受此特定安全危机影响较大的地区，对民族主义政府的支持度实际上较低。这些局部挫败对总体选举结果的影响虽小（因为这些损失具有高度的地域性），但如果普尔瓦马的伤亡更加广泛，对BJP的反弹可能会更显著。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关注新德里权力机构中的一种自负感，正如一位记者所总结："世界需要印度多于印度需要世界"。这种自信或是自负不仅在公开场合体现，在私下对话中也频繁出现，展示了一种"印度的时代已经到来"的信念。

这种信念可能促使政府内部一些人对外采取激进行动，如针对锡克分离主义领导人哈迪普·辛格·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在加拿大的暗杀，以及古尔帕特万特·辛格·潘农（Gurpatwant Singh Pannun）在美国的暗杀企图。尽管印度官方的涉案猜测尚在调查中，而第二起案件已进入刑事诉讼阶段，但这种行动，如果证实，无疑标志着印度作为新兴大国的自信。

在国内，这种外交冒险主义可能增强了执政党的声望，因为它符合民族崛起的叙述。然而，对于印度与国际伙伴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这种策略则是充满风险的。美国尽管不希望这些事件破坏双方不断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印度的这些行为在国际上可能被视为挑衅，从而损害两国关系。

总之，好的政治策略在国内可能得到支持和赞赏，但未必能转化为良好的政策效果，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这种策略需要在保持国内支持和维护国际形象之间找到平衡，以避免潜在的外交孤立。

作者简介：米兰·瓦伊什纳夫（Milan Vaishnav）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南亚项目主任和Grand Tamasha播客的主持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印度政治经济学，并研究腐败与治理、国家能力、分配政治和选举行为等问题。他还对印度侨民进行研究。
卡罗琳·马洛里（Caroline Mallory）是卡内基南亚项目的詹姆斯·盖尔（James C.Gaither）初级研究员。
文章信源：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EIP)
信源简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是一家旨在促进国际间和平与稳定的全球性非政府组织，由著名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于1910年创立。基金会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全球设有多个中心和办事处，体现其广泛的工作范围和影响。通过研究、政策建议及国际合作，基金会致力于解决国际争端和提升国际理解，涵盖领域包括区域安全、核武器扩散、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它通过研讨会、讲座和发布报告等形式，促进对国际关系和全球安全问题的公众理解，汇集全球专家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卡内基被评为全球第三大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仅次于布鲁金斯学会和查塔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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