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新桂系的两个首要人物，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有着非常出色的才华。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然而，白崇禧和李宗仁在政治上的敏锐度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导致两人最后的结局，完全不同……
毛主席：白崇禧是什么态度
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进入北平，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至此，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华北的主要城市及大片地区。
为了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的伟大胜利，显示解放军的强大力量，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举行一个盛大的入城式。
很快，中央军委便批准了这个计划。在批准这个计划的时候，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即：解放军的入城部队一定要从东交民巷经过。
这是因为，毛主席深知，在旧中国，东交民巷是帝国主义的天地，中国的军警都不得进入。因此，为了向世界宣誓主权，毛主席提出，解放军入城部队一定要从这里昂首阔步通过，宣告那段耻辱的历史，随着解放军的入城而彻底结束！
2月3日，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两支入城队伍分别从西直门和永定门进入，从永定门入城的部队经过东交民巷后，与从西直门入城的部队会合，然后经过西四、西单、骡马市等地，最后从广安门出城。
此时，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已经被消灭殆尽，几乎没有了和解放军争锋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在代总统李宗仁和白崇禧等桂系力量的策划下，作出了希望通过和谈的方式保住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的策略，并主动向中共方面提出了和谈的希望。
事实上，这也是美国那些外交家的意见。而之前蒋介石的下野，和李宗仁成为国民政府的代总统，就是国外和国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白崇禧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在桂系当中，白崇禧绝对算得上是实力派人物。那时候，他的手里掌握着桂系的绝大多数部队，这也是桂系能够与蒋介石相抗的底气。对于这些情况，毛主席了如指掌。
3月，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被安排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内。在这里，毛主席在脑海中不断地思考着全国的解放战争战略进程。
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以毛主席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和谈。
从这个决策上也可以看出，此时的国民党已经不再具备往日的实力。因为，任何谈判都有主场方面的优势，而谈判地点的选择，就显示出了谈判双方之间的地位。
这时候，北平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也就是中共方面的政治中心。因此，国民党方面将谈判地点定在北平，本身就显示出了国民党的无奈。另一方面，这也可以折射出国民党在这次谈判中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讨价还价，而是要通过谈判来达到一些其他的目的。
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由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组成的和谈代表团，准时抵达北平，其中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张治中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生过任何的正面冲突，甚至在毛主席前往重庆谈判，为毛主席提供了所有力所能及的方便。因此，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就是想要在中共面前获得好感。
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却依然掌握在蒋介石的手里，也就是说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却仍然有着最后的决定权。
因此，在来北平之前，作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张治中，依然专门前往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溪口面见了蒋介石。这件事情，是无法瞒过所有人的眼睛的。
很快，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便与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在谈判桌上见了面，其中，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后来，中共方面又增加了聂荣臻为代表。
在谈判桌上，周恩来当面向张治中质问了他去溪口见蒋介石的事情，并指出这是蒋介石仍然在幕后操纵谈判的一个事实。对此，张治中虽然作了一些解释，但这些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
在重庆谈判后国民党单方面撕毁了和平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后，蒋介石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心中，彻底失去了信任。
因此，对于蒋介石在幕后操纵国共和谈的事情，中共方面是非常反感的，甚至预感到了这次和谈前景的渺茫。
4月3日，在北平六国饭店，周恩来单独接见了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另一位代表黄启汉。
会见中，周恩来向黄启汉传达了中共方面的立场。他说：
“一、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时不过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过江；二、白崇禧在武汉只会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撤到花园口以西一线；三、希望白崇禧能让出安庆；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考虑到他的安全，可以调桂系的一个师进行保护，万一受到蒋军的攻击，只要坚持一天，人民解放军就可以赶到。”
听了周恩来的话，黄启汉回答说：“周先生的意见，李代总统可能会默许，但白长官就不可能了。不过，我会尽力的。”
在会谈的最后，周恩来强调说：“总之一句话，政治上，军事上，我们都要过江。”
当天，黄启汉便带着周恩来的意见，乘飞机返回南京。
在听了黄启汉的汇报后，李宗仁十分重视，吩咐道：“你快去汉口，去见白长官，把周先生的意见转达于他！”
随后，李宗仁又亲自起草了一封电报，发给在北平等待消息的张治中。在这封电报里，李宗仁写道：
“张长官文白兄请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决定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即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以采纳贵方所提出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惟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 ，因之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禀已饥已溺之怀，更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是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法，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
收到李宗仁从南京发来的电报后，张治中十分重视，认为李宗仁的态度很好，便带着这封电报，立即赶到香山与毛主席见面。
看完李宗仁的电报后，毛主席笑着说：“看来，德邻先生还是识时务的。”对此，张治中没有说话。
紧接着，毛主席又问：“白崇禧是什么态度？”
对于毛主席的疑问，张治中也不能确定，便诚实地回答说：“那得等刘仲容回来后，才能知道。”
白崇禧：去台湾怎么样
那天，从香山回来后，张治中的心里忐忑不安，因为他对白崇禧是了解的，此人一贯反动，虽然在和谈这件事情上，他也曾表示支持，但却并不想真的谈判，而是想通过谈判争取时间，利用手中的部队，抓紧部署，最终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然而，就像周恩来说得那样，不管这次谈判的结果如何，解放军是一定要过江的。
为了过江解放全中国这个目的，解放军一直不停地做着准备。在北平和谈期间，粟裕便在指挥部里召集了会议。
会上，粟裕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召集大家讨论和部署东集团渡江作战，大家有什么高明之见，要畅所欲言。”
粟裕说完后，大家相互看了看，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发言。这时，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提议说：“还是粟司令先讲讲吧。”
于是，粟裕便将自己心中的想法向大家说了出来。粟裕说完后，大家就粟裕的意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一致同意粟裕的分析和部署，将战役发起日期预定在4月15日。
很快，第三野战军便按照粟裕的意见着手，进行了准备。
4月10日，就在第三野战军紧锣密鼓地部署战役的时候，收到了中央军委发来的一封沟通电报。在这封电报里，粟裕看到：
“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紧张，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四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的确，粟裕对于前线的情况比较了解，他也知道中央为减少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创伤非常重要，也很有决心，但还是对国民政府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
于是，在考虑了一会儿后，粟裕对张震参谋长说：“咱们召集大家来讨论一下吧。”
会上，粟裕将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向大家作了传达，并要求大将对长江下游水情的实际情况发表各自的意见。
在大家各抒己见的时候，粟裕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和平谈判的事情，关系到全局。对此，不能乱加干扰。但想到如果延长一个月渡江，长江会因为雨季涨水，渡江极为不利。
听了粟裕的想法，大家都表示赞同。
很快，粟裕便把大家的意见综合在一起，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了复电，提出了提前渡江的建议。
在粟裕的意见到达中央军委的时候，第二野战军的意见也发到了中央。
在综合了二野和三野的意见后，中央军委表示同意，但还是决定将预定的4月15日渡江推后一个星期，即4月22日开始渡江。
然而，在粟裕看来，这个时候的天气，每一天的变化都很大，能早一天渡江，就不要晚一天，并向中央提出了在4月20日渡江的意见。
对于粟裕的意见，中央表示同意，将渡江的日期定在4月20日。
4月12日，刘仲容乘坐飞机到达北平。
当天，毛主席便在香山会见了刘仲容。看着刘仲容一脸愁容，毛主席便知道了结果。果然，刘仲容对毛主席说：“白崇禧要划江而治。”
事实上，白崇禧提出“划江而治”的想法，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担任了国民政府的代总统。不久后，刘仲容就派他北上和中共接洽和谈的事情。也就是说，李宗仁主动伸出和平的橄榄枝，刘仲容就是其中的一只白鸽。
2月，在离开南京的时候，白崇禧便找刘仲容谈了话。期间，白崇禧仗着自己手中的桂系部队，提出了谋求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设想。
3月下旬，刘仲容抵达北平。
在到北平的当天，毛主席和周恩来便会见了他。期间，毛主席当面向刘仲容指出了：“解放军一定要渡过长江。”
4月2日晚上，毛主席再次找到刘仲容，请他回到南京区，向李宗仁和白崇禧再做做工作。这便是毛主席问张治中“白崇禧是什么态度”时，张治中回答说“那得等刘仲容回来后，才能知道”的原因。
这次刘仲容说“白崇禧要划江而治”的时候，白崇禧的这个思想已经不再是设想，而是变成他确定要走的路了。
听了刘仲容的话，毛主席的心中已经有了决策，点了一支香烟，说：“这就不管他了！我党中央已决定，解放军一定要过江。对于李宗仁，我们希望在解放军过江后，他不要离开南京。如果他认为不安全，可以直飞北平，我们还可以谈判。”
接着，毛主席抽了一口烟，继续说：“至于白崇禧，还是那句话，只要他不在解放军过江，我们就不会打他。汤恩伯也是如此，不过，我们对他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4月13日，在第一次正式谈判时，中共方面提出了在八项条件原则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
按照谈判的流程，在请国民党谈判代表看过草案后，周恩来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各项条款，作了说明，并请双方进行了讨论。
4月15日，国共双方举行了第二次正式谈判。在这次谈判一开始，中共方面拿出了协定的修正案，并指出这是最终的定稿。
谈判的最后，周恩来对国民党谈判代表说：“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在20日以前表态。”
4月16日，南京代表团派黄绍竑和屈武带着《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乘飞机回到南京，向李宗仁和白崇禧请示，希望南京政府能够接受这一协定。
面对这样的协议，李宗仁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的。而白崇禧则坚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并说：“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
即使这样，里再让你还是将《国内和平协定》送给了蒋介石。看过《国内和平协定》后，蒋介石非常生气，大声说：“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4月19日，李宗仁根据蒋介石的主张，与何应钦联名签署了一个发给张治中电文，让张治中一方面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中的一些条文，一方面要求延期签字，并表示他们反对人民解放军渡江。
接到这封电报后，张治中立即将复电抄送给了共产党代表团。
4月20日，下午3点，周恩来来到双清别墅，告诉毛主席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听了周恩来电话，毛主席心中已经认定国民党是在借故拖延时间，根本不会签字了。
于是，周恩来说：“他们不签字，就按原来的意见办，21日是最后期限。我们共产党人历来说了算数的。”
毛主席说：“就这么办！你做好具体准备，我起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当天晚上20时，粟裕麾下的第三野战军第7和第9两个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首先发起渡江战役。22点，毛主席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说：“马上发报，命令总前委午夜打响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发起后，粟裕率领的中突击集团迅速突破了白崇禧防守的安庆一带的防线。两天后，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
4月23日，解放军便攻占了国民党政府的首府南京。
5月，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白崇禧离开武汉一路南逃。
6月，在李宗仁的行宫里，由北平而来原桂系首领刘斐劝说李宗仁和白崇禧要认清形势，投靠人民，不要一错再错。刘斐的话说完后，白崇禧望着窗外的白云山不说话。
于是，李宗仁问白崇禧：“你手中还有枪杆子吗？”白崇禧沉默了一会儿，说：“将来如果有必要，去台湾怎么样？”
然而，白崇禧的话刚说完，李宗仁便勃然大怒：“混蛋才去台湾呢！”
那时候，李宗仁便看出了白崇禧的小心思，多次劝说他不要去台湾。然而，白崇禧却不听李宗仁的劝告，在桂系部队被消灭后，于12月28日飞往台北。此时，李宗仁也已经以看病的名义居住在了美国。
1965年，在经历了多年的海外漂泊后，李宗仁最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欢迎。
然而，逃往台湾的白崇禧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日子过得每况愈下。
1966年12月2日，73岁的白崇禧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其尸体周身发紫，身下的床单被撕得稀烂，床头还有半杯没有喝完的酒。而护士张小姐却早已离开，不知去向。
白崇禧去世后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他能善终，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