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林彪在四十多年的交往中，两人之间多少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过一些争论，并不像所传言的那样“一贯紧跟”。有的如会理会议上的争论，辽沈战役中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的争论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至于他们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前后的一场争议，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而且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
其实，这场争论在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史上，是有着特别的意义的，当时毛泽东对于林彪一系列一反常态的举动是高度重视的，内心是自有判断的，只是并未挑明。还是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与李井泉的一次谈话中，才揭开了这个谜题。
红军到达陕北后，林彪的情绪比较低沉，少言寡语，并且多次流露出，要带部队到陕南区打游击的意愿。聂荣臻当时分析，这可能是林彪看到陕北荒凉破败的现状，而引发的悲观情绪。
但毛泽东可没把陕北看得这么糟。相反，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他看到了一片灿烂辉煌的革命前景。一幅以西北为大本营，逐渐向全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正在他睿智的脑海中形成。因此，他深感有必要尽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党和红军新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
当时，在中央和方面军领导人中，围绕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问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陕北地方狭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限制了红军的发展。红军不能局促一隅，应努力向外发展，在这一点上大家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却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有的主张北出绥远，有的主张西进宁夏，毛泽东则主张东征山西，接近华北抗日前线，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解决红军的兵源和给养问题。在指导方针上也有巩固地向前发展和以发展求巩固的分歧，这些意见亟待统一。
开会之前，中央向红一方面军务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这时，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12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去陕南打游击。信中说：“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下定决心，近日来虽数次向军委请求，但均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我脱离部队之唯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碍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能赞同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感。”话说得很坚决，没有多少转圈的余地。12月12日，15日、18日，林彪连电中央，坚持自己的意见。
林彪要到陕南打游击的理由，主要有这么几条：一、对搞游击战争是他的志愿，过去因为环境关系没有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缓和，部队能离得开。二、现在部队已壮大，干部有余，与其将干部堆集，不如散开分任工作。三、陕南地区和游击战争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
身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感到林彪的这些想法不对头，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改变主意。聂荣臻说：“我们只有这样一点部队，只保存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不能巩固呢？”
见林彪不吭声，聂荣臻接着说：“你不要看到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二万五千里才找到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你别以为陕南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战争，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这番推心置腹的话，也没打动固执己见的林彪。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已在瓦窑堡张闻天住的那所小石窑洞里举行。会议于23日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决定红军东渡黄河，进攻山西。决定把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分为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完成渡河的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准备，第二步进军山西击破晋军主力。在晋西开辟新苏区。扩大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三步问绥远转进打通苏联，实现直接对日作战。
林彪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出席瓦窑堡会议。但他的一系列一反常态的举动，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紧锁双眉，陷入了深深地思索：这个林彪，究竟想要干什么？
尽管毛泽东确实钟爱这个年轻的虎将，喜欢他在向上级提意见和建议时锋芒毕露的锐气，可在事关战略方针的重大问题上，是不能放纵和迁就他的：对，要他到中央来，有问题当面谈清楚，对症才好下药。
毛泽东没有直接给林彪发电报，而是在12月19日与张闻天联名把电报发给了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由他转给林彪，让他到中央与领导同志们交换意见，并把他的职务让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言犹未尽，毛、张于21日再次致电彭德怀转林彪，批评了林彪到陕南打游击的要求。毛泽东认为，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不能把到陕南打游击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重要的地位 （如提出把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
这封电报的口气比起前一封来严厉得多：“林在某些问题的观点是同我们的观点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接到中央来电后，林彪于21日和23日复电，一方面强硬地表示。 “中央尚未正式批准我改换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另一方面又对中央的批评进行狡辩；“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他甚至说：“只要是分配我作游击战争，不管陕南、陕北、山西：甘肃，或其他省去均可，兵力多少亦无大关系。”到26日再电中央时，林彪仍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鉴于林彪的顽固态度，党中央和军委于29日23时电令林彪：“接电立动身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在中央一再严令督促下，林彪拖不下去了，才在1936年1月回日电告中央：“中央二十九日电我今晨才收到，决明日动身去中央。”如此明目张胆地行为，林彪以前是没有过的，是居功自傲，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林彪从来没有谈起过，别人也不得其详。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就是不让林彪去打游击，倒有一种推测。这种说法出自李井泉转述的周恩来的一段话，他说：“1966年，林彪快要点我的名的时候，我找周总理谈过一次话。周总理说，毛主席有雄心壮志，看问题看得很深，很远，红军到陕北后，毛主席想派林彪带一个部队到东北大打游击，后来没有派他去，林彪那时要到陕南去，可能因为林彪有这样的野心才没有派他去的。”
林彪到中央后的情况不太清楚。也许是毛泽东向他反复说明了进入山西的好处，也许是中央通过来到陕北的林育英（林彪堂兄）做了林彪的工作，也许是对毛泽东心存几分惧怕，总之，林彪最终放弃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开始把心思放在东征计划的实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