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 作为最早沦陷的省份之一，浙江很快成为抗日组织蓬勃发展的地区，金华、丽水等地集聚着大量来自上海、杭州的文化界人士与青年学生。
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对抗日运动较为积极，在全省七十五个县份的大部分，都组建了战时政治工作队。
为了训练政工队员，黄绍竑在省府所在地永康进行集训，台湾籍抗日人士、黄埔二期毕业的李友邦也受邀在集训中主讲“日文宣传”一课。
1938年，在大陆的朝鲜人基于反日而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同样来自日本殖民地的李友邦目睹此景，便开始筹组由台湾人组成的抗日团体。“台湾义勇队”。
在国共合作的大情势下，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的骆耕模（与李友邦是陆军监狱的难友），派人前往协助李友邦。
筹组的第一步则是：救援被迫迁徙到闽北崇安“台湾集中营”里的台胞。
那时候在厦门、福州一带，因为不满日本人的殖民统治，而回到祖籍地的台湾人相当多。他们大多是有经济能力的医生、教师和商人，携带家眷重回大陆生活。
1938年5月日本占领厦门后，派遣台籍流氓在福建进行包娼包赌及特务活动，并为这批台湾浪人提供庇护，以至台湾人在大陆被视为日人走狗，甚至被称为“台湾歹狗”。
然而，福建省政府不敢去逮捕这些有日籍身份的台籍流氓，但基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只好将目光对准了那些为逃离日本统治而返回大陆的台湾人。
于是，国民党当局下令以“日本特务嫌疑身份”将所有居留在大陆的台籍人士，全部逮捕集中。
一些与当地人结为夫妻的家庭被迫妻离子散，有些甚至全家男女老少全被逮捕，押解到福建省会福州，然后集体送往闽北荒山峻岭中的小县崇安进行垦荒。
“集中营”是当时的台籍人士，对于这个“台民垦殖所”迄今的唯一形容。
医生、教师、商人、稚子、妇孺被迫从厦门徒步到福州，许多老弱妇孺病倒在了路上，之后又被送往闽北崇安。
虽然说是“集中营”，但崇安并无居处或规划好的营舍，他们只好像难民一样，集体寄居在破庙里。
荒山无食物，政府供应又少，这些台湾人由于饥饿很快变得营养不良，再加上蚊虫带来的疟疾，半数以上的人病倒，拖着忽冷忽热的病躯在山中垦荒。
而不少小孩，则衣不蔽体地在草丛间与毒蛇虫蚁为伍，病死、被毒蛇咬死者不在少数。
他们中没人知道自己的前途，也没有人知道这“特务嫌疑”的集中营生涯何时结束，辛苦挣来的家产早已被没收，来不及变卖就成为人犯。
集中在崇安的三四百名台湾人只能过着这样的日子，生与死变得一样艰困，或者一样容易，毫无差别。
李友邦就是在这时来到了崇安。
五十多年以后，当年参加过“台湾少年团”的少年，当时才11岁的王正南与9岁的高仲明，回忆李友邦站在集中营的演讲时，脸上仍流露着动情的神色。
李友邦一家一家的去看，他们所住的孔庙及旁边搭出的寮子，根本无法称其为家，疟疾患者躺在床上，盖着厚重的棉被，全身还在发抖；
原本是医生的高级知识分子上山砍柴搬石头垦荒，吃也吃不饱，死也死不了，患着营养不良的各种病症；
企图逃走的人被看管的军人抓回来，用扁担打得流血不起；有人在暗夜里用剃刀割断脖子自杀，有人又饿又患疟疾，生不如死……
当夜，李友邦召集他们在广场中，说：“你们再住在这里，即使没有饿死也会病死，活不下去啊！与其这样死了，不如起来一齐抗日吧！要死也要战斗而死，不能默默死在这里！”
有人问他：“要怎么抗日呢？”
李友邦答说：“大人可以扛起枪上前线，或者用日语去宣传给日本人听，让他们反战。”
“那小孩子怎么办？”有个父亲热血激动地问道。
“小孩子一起来，我们一起宣传抗战。”李友邦答道。
“这些小孩都懂日语，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宣传台湾变成殖民地的可悲经验，大家如果不起来抗战，下场会像台湾一样悲惨。”
于是，崇安的台胞立即有七八家全家报了名，其余有些家则因有妇孺老弱，无法参加抗战行动，只能含着眼泪留下。
那一年，父亲是医生的小女孩黄莘辞别了父母，9岁的她哭得眼睛都肿了。
大人们更因分别而流泪，没有人知道未来有没有再见的可能，只能盼望义勇队可以抗日成功，改变他们在崇安的命运。
当时，李友邦看到孩子们的模样也跟着悲伤，却只能安慰道：“你们不要难过，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会照顾你们。”
李友邦的朋友都知道，每一次有人为他介绍女朋友时，他总是拒绝：“我许过愿，台湾没有光复我就不会结婚。”
而这时，他只能对小朋友说：“你们就是我的孩子，我不会结婚的，我的孩子就是你们。”
孩子们并不知道，李友邦的处境其实非常艰困。
筹组“台湾义勇队”并非一帆风顺，他不断通过黄埔过去的旧关系，到处请人帮忙，希望国民政府同意立案，在财政上补助。
就连到福建崇安去拯救受难台湾人出来加入义勇队，也是通过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写介绍信，找到当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陈仪协助，才得以办成。
陈仪乐得卖个顺水人情，答应协助，因为这三四百名台胞杀之并无真正特务罪名，放了又与当初逮捕名义不符，正进退两难。
恰逢李友邦的到来，无形中倒是替他们找到了一条出路。
当时的台湾人，事实上是日本国籍，无论如何抗日，都不免可能被怀疑为日本特务。那时大陆对汉奸走狗之憎恶仇视远远超过对任何人，台湾人的双重身份确实非常不利。
李友邦的工作目标因此是双重的，大局而言，参加抗日，转变台湾的殖民地命运；另一方面，也唯有借由参加抗日，才能洗清台湾人的“歹狗”形象。
1939年初，李友邦将第一批台胞带到浙江金华，正式成立了“台湾义勇队”，负责对敌政治宣传和战时医疗服务。
为了妥善照顾由崇安带出的6名义勇队子女，李友邦在当地又策划成立了“台湾少年团”。
初成立时，义勇队并无经费，全靠李友邦自掏腰包，穷困时甚至几个人就着一块豆腐乳吃饭。每日两餐，早餐稀饭，下午干饭。
少年团的孩子正在发育，容易饥饿，却难以吃饱，以至有一次队部转移到乡下，在一个水塘里抓到泥鳅、小鱼时，每个孩子都因此兴奋得跳起来。
“台湾少年团”多是不足10岁的一群少年与儿童，这也是义勇队最感棘手的问题，李友邦只能让他们在训练告一段落后，即派赴各地参加抗日宣传。
来自殖民地的台湾孩子，是以亲身的家庭经历，自身的受难，故乡的流离失所，来见证日本如何殖民统治台湾。
他们弱小的身躯，站在浙江各地的街头，诉说台湾故事，感动了许多民众，他们的说服力比什么都强。
这支队伍在浙江、江西、福建都受到极大的欢迎，尤其是在少年团发源地崇安进行的宣传演出，取得极好效果。
看完演出后，在当地居住的台胞都纷纷把子女送进团，“台湾少年团”也发展壮大到了一百多人。
这些台湾孩子，也曾在日本战俘的说服工作中发挥作用。
一位名为梅本原一的日军战俘与少年团深入交谈，讲到自己的孩子在日本也像少年团这么大，他从胸中拿出照片看，竟哭了起来。
这个日本木匠被拉来参加天皇圣战，不知所以，却在少年团的说明中，重新认识到这是一场侵略战争，中日的人民与孩子都是受害者。
梅本原一能够走到反战的一面来，这是连国民政府都未曾估计到的效果，因而对“台湾少年团”相当佩服，写信到“台湾义勇队”备加称赞。
五十多年以后，每个少年团的成员都已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依旧视李友邦如同父亲。
爱唱歌的黄莘虽已六十余岁，忆及李友邦时还像女儿一样说：“他最喜欢抱着我坐在膝上，每次有委屈就去向他哭诉，虽然他很忙，待我们却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台湾的每个义勇队成员也一样，怀念李友邦时总要回忆起在崇安挣扎于生死边缘的生活，以及李友邦是如何带着他们走出来，看到这个世界，参与中国的抗战，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参与台湾光复，从而改变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