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俊康的职业生涯在柳州的官场中颇为引人注目。他出生并成长在柳州,最终在本地政界攀升至市委书记的高位。从一名普通工人起步,郑俊康的政治旅程充满了奋斗与成就。

2008年,郑俊康在柳州政坛迈出重要一步,升任柳州市市长,此职务他担任了五年。2013年,他又获提升为柳州市委书记,此职务一直持续到他62岁退休。郑俊康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完全在柳州进行,这在当前广泛推行干部跨地区轮岗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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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俊康在2021年退休后,大多时间仍选择居住在柳州,尽管他鲜少出现在公众场合。然而,在2023年末,一则财政部的通报使他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该通报提到了自2022年以来查处的8起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广西柳州的案例。在这份通报中,财政部指出,郑俊康在担任柳州市委书记期间的行为导致了他接受党内警告处分。

仅两个月后,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郑俊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一消息表明,郑俊康可能面临的问题远不止财政部先前通报的内容,而是涉及更深层次的纪律与法律问题。

郑俊康的职业生涯,从一个基层工人到市委书记的转变,是一个非常规的政治轨迹,特别是在他几乎未曾离开过柳州的情况下。这种几十年如一日在同一地区服务的情况,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环境中显得尤为罕见。

郑俊康的人生轨迹与柳州这座城市紧密相连。生于1959年的他,从小在柳州的工厂区长大,是典型的柳州“厂二代”。这个称呼在柳州有着独特的含义。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柳州便以其重工业闻名,成为广西的“工业心脏”。新中国成立后,众多重工业基地的设立促使柳州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工业重镇,吸引了大批来自华东等地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这些迁入者及其后代,融入了柳州的生活,共同塑造了这座城市的工业化面貌。

郑俊康的父母便是那时从浙江宁波迁来的技术人员。郑俊康作为家中的幼子,在柳州出生并成长,从小就沉浸在浓厚的工业氛围中。据了解,郑俊康之所以能够在柳州连续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与他深厚的本地背景和家族的工业传统不无关系。

20世纪80年代,柳州政府为响应国家关于干部队伍现代化的“四化”政策,从本地各大工厂中选拔了众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进入政府和党的领导岗位。郑俊康的父辈与许多后来的政治人物早年间便结识,这为他初入政界提供了宝贵的人脉资源。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郑俊康的兄姐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成为知青,但作为家中的幼子,他留在了柳州,以便照顾父母。18岁那年,郑俊康进入柳州工程机械厂成为一名修理工,随着国家高考制度的恢复,他考入武汉测绘学院,开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生涯。

毕业后,郑俊康回到柳州,先后在柳州勘测院和柳州工程机械厂工作。30岁时,他被提拔为工厂团委书记,不久后担任修配件厂的党支部书记及副厂长。到了1993年,34岁的郑俊康被任命为柳南区的区委副书记和区长,正式开启了他在政治领域的快速上升。

在郑俊康的政治生涯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当柳州市的“一把手”来自工业系统,尤其是那些曾担任大型企业负责人的,郑俊康的职业发展通常会比较顺利,有时甚至会得到破格提拔。相反,如果市领导背景不同,他的职业发展则会遭遇阻碍。

郑俊康在担任柳南区区长不久后,柳州市的领导班子发生了重要变动。一位名为刘知炳的新市委书记上任,他因擅长营造人际关系和管理方式而被描述为精于“厚黑学”。刘知炳上任后,他不仅被指控搞小圈子,进行权力的私人化,还因其极权手段而饱受诟病。他的治理风格包括严厉打压不忠诚的干部,并试图培植一支所谓的“铁杆部队”。

与此同时,刘和平,一名从中央机关下派到柳州担任市委副书记的干部,其作风与刘知炳形成鲜明对比。刘和平以其强势的管理风格著称,在整治公车占道问题时,他坚持不让公车乱停乱放,甚至不惜摘掉包括市委书记座驾在内的违规车辆的车牌,要求当事人写检讨后才能取回车牌。

刘和平的行为虽赢得了一些赞誉,但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更为复杂的是,在其挂职期满准备继续在广西工作时,一次档案审查揭示了惊人的事实:刘和平的所有档案都是伪造的。调查显示,他早在1980年代就因诈骗罪被判刑,并在刑满释放后伪造了整套“副局级干部”的身份资料。这样的背景让他不仅成功地混入了政界,还误导了许多人。

这段历史对柳州的政治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在这样一个混乱和不正当的环境中,郑俊康在柳南区担任区长达8年之久,却始终未能获得进一步的提拔。外界广泛猜测,郑俊康被有意压制,而他本人也感到极度失望和沮丧。

柳州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曾涌现出许多领导人物,其中不乏具有独特领导风格的个性。一个典型例子是被誉为改革闯将的老市长,他的改革理念曾推动了柳州的发展,但最终因政治原因被免职。在他之后的十多年里,尽管柳州市更换了多任市委书记,却没有一位登门拜访过这位老市长。

在这种背景下,郑俊康,当时的柳南区区长,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勇气和忠诚。他不仅去探望了这位孤独的老市长,而且在市内以正直和坚持原则而闻名。在刘知炳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尽管其领导风格因搞小圈子和一言堂而备受争议,郑俊康却因不愿同流合污,未能得到及时的提拔。

21世纪初,随着“二刘案”的影响逐渐消退,新任市委书记上任,这位书记打破了先前的惯例,亲自拜访了这位被冷落多年的老市长,并请他为政府工作建言献策。这一变化为郑俊康的政治生涯带来了转机。在担任柳南区区长8年之后,他被调任为鱼峰区委书记,实现了从一个区的领导到另一个区的“一把手”的跨越。

不久后,郑俊康又获进一步提拔,出任自治区侨务办公室党组成员兼华侨企业管理局局长。这一职务不仅使他晋升为副厅级,还标志着他首次离开柳州担任重要职务。然而,他在外任职不到两年,由于柳州市委书记的更换和新书记的强烈请求,郑俊康选择回到柳州,担任市副市长。

郑俊康回归柳州后,事业再次获得快速发展。2006年,他被任命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两年后晋升为市市长。2013年,他进一步提升为柳州市委书记。

错把豪赌当改革

郑俊康在柳州的政治生涯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作为在柳州生长的“厂二代”,他不仅在这座城市中生活和工作了数十年,还曾担任市长5年、市委书记8年,对柳州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柳州,许多市民都熟知“阿康”或“康哥”的故事和趣闻。

一位曾与郑俊康有过交集的广西媒体人分享了一篇郑俊康在2016年为一位故去的柳州市委书记撰写的纪念文章。文章中,郑俊康缅怀了这位老书记在80年代推行利税改革时遭受的困境,以及他在面对批评时的坚持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位老书记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需要翻案,因为我们已把自己解放。”这反映出郑俊康对于改革的尊重和敬仰,特别是对那些有勇气改革的前辈。

郑俊康被视为具有改革者情怀的领导者。他尤其重视那些因推动变革而遭受不公待遇的前任领导。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他曾多次向自治区汇报,力争为这些前领导恢复名誉并改善其待遇。

郑俊康在柳州的任期内提出了“一主三新”的城市规划策略,旨在推动市中心区域及三个新区——柳东新区、柳江新区和北部生态新区的综合发展。尽管面对诸多质疑,认为柳州的经济体量不足以支撑同时开发三个新区,郑俊康坚持自己的决策,甚至对那些持保守观点的下属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同一年,柳州轻轨项目启动,郑俊康对此项目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多次亲临工地进行突击检查,并主持了无数相关会议。他坚信轻轨项目是提升柳州城市形象和功能的关键。

然而,轻轨项目并未如预期般顺利。尽管郑俊康采取了“先上车再补票”的策略,即在未完全获得官方批准前便开始施工,这一行为最终导致了项目的失败。郑俊康预计的政策调整和房地产市场的复苏都未能实现,轻轨项目因此成为了未能完成的烂尾工程,留下了无数未完成的桥墩,俗称“幻想柱”,给市民带来了不便和视觉上的“伤疤”。

柳州的轻轨项目不仅未能完成,还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2023年末,当财政部发布隐性债务问责的通报时,柳州因此名列其中。郑俊康的这一政策决策错误,给柳州市带来了长期的经济压力和市民的不满。

郑俊康曾作为柳州市的重要领导人,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他的豪赌性格和日常生活中的奢侈行为也引起了许多争议。

郑俊康在衣食住行上非常讲究,他的生活方式在政界中颇为引人注目。出差时,他经常违规选择头等舱和超标准的豪华酒店住宿。此外,郑俊康对网球有着浓厚的兴趣,柳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和国企为了迎合他的爱好,以建设职工健身场所为名,实际上是为他个人修建了配备完善的网球场。

郑俊康的家居生活同样体现出其奢华品味。据了解,他家中装饰着高价的红木家具和名家绘制的山水画,仅家中的红木家具就价值数百万元。这种生活方式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更为复杂的是,郑俊康的一名亲人在柳州一家金融机构工作,该机构因与郑俊康的关系而与许多企业建立了合作,这位亲人因此获得了高额的年终奖金。在一次聚会上,郑俊康曾半开玩笑地提到,他的一生工作收入还不如这位年轻人的奖金多。这种言论虽然引起了场下的哄笑,但也透露出柳州官场中权力与金钱的暗流。

郑俊康的行为不仅影响了他个人的形象,还带坏了整个柳州政治生态。他的后继者,吴炜,也被卷入了类似的争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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