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看见这孩子，都会在队伍里向我招手了。谁知道，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
许多年以后，与老战友曾志说起自己与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毛岸红的时候，毛主席只觉喉头哽咽，心如刀绞，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关于毛岸红的一切，毛主席不能说不能想，每一忆起，便痛彻心扉。
毛主席的失子之痛，曾志感同身受，因为她也和毛主席一样，有过失子之痛，那种痛苦的煎熬，外人很难想象，而况曾志还是一位母亲。
毛主席清楚记得，1929年的秋天，他和贺子珍的第一个孩子出生，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喜得千金，此时，毛主席的幸福之情溢于言表，他给孩子取名叫作毛金花。
然而，因为复杂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毛主席和自己的第一个女儿毛金花的父女缘分，很快就到了生别离的伤心时刻。
虽然万分不舍，毛主席和贺子珍还是不得不把毛金花寄养在龙岩城当地群众家里，然后，夫妻二人便匆匆跟着大部队撤离了。
两年后，待他们再次打到龙岩城的时候，贺子珍第一件事便是去接回自己的孩子毛金花。
可是，当贺子珍满怀思念与激动之情来到那老乡家中，要接回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老乡却伤心地告诉她，因为孩子太小，不久之后就夭折了。
得知毛金花夭折那一刻，贺子珍的泪水夺眶而出，一个人流着泪踉踉跄跄离开了老乡的家。
自此之后，贺子珍常常陷入失去孩子的悲痛中，毛主席虽然内心和她一样悲痛不已，但是看到贺子珍如此悲伤，竭力强忍住悲伤之情，安慰开导贺子珍。
1932年11月，毛主席和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对于贺子珍悲伤的心灵是个很大的安慰。
看着刚刚出生的男孩粉妆玉琢一般娇嫩可爱的皮肤，眉眼之间依稀能看到毛主席的影子，贺子珍觉于心甚慰。
按照江西当地的习俗，他们亲切地称呼孩子为毛毛，这样，毛毛就成了毛岸红的乳名。
当时的贺子珍身患疟疾，无法给孩子喂奶，毛主席又在江西当地找了一位名叫饶树英的奶妈给孩子喂奶。
每当工作之余，毛主席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轻轻柔柔把毛毛抱在怀里，对他又亲又爱，心里有说不尽的舐犊情深。
当毛岸红被毛主席一次次高高扛到肩膀上的时候，毛主席总是发出爽朗的笑声，乐呵呵地对着众人大声说道：“毛毛以后肯定比我有出息，我才一个毛，他比我多一个毛！”
此时正处于幸福之巅的毛主席大概不会想到，两年之后，他将与才只有两岁多的毛毛从此再不相见。
最后的棉衣
1934年下半年，正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时，在这样一个残酷的战争时期，一个深秋的夜晚，阵阵寒凉之气，透过破旧的木制窗户，无情吹向衣尚单薄的贺子珍的身上，吹到贺子珍手边微弱的灯火边。
那如豆的灯火，忽地一挫，贺子珍的心也跟着一震，手上的针尖便不觉刺到了她的中指，贺子珍眉头一皱，定定看着中指处冒出的一滴殷红的鲜血，轻轻擦去后，又开始一针一线做起了手里的针线活儿。
在她的身边，她的娇儿毛毛正酣睡在破旧却温暖的被褥里，此刻，她正在用自己的旧军装作布料，给自己的毛毛赶制一件暖和的棉衣，那柔软雪白的棉花，是她从当地乡亲们那里借来的。
只见她一只手一遍遍抚平棉花，一只手正在细细密密缝制，那细密的针脚浸透了贺子珍对孩子的多少关爱之情。
面对即将到来的母子分离，贺子珍只想在与孩子分别前，给孩子赶制最后一件暖和厚实的棉衣，让自己的毛毛能够在即将到来的秋冬时节，依然感受到妈妈炽热的心意和无尽的不舍。
分别就在眼前，相见不知在何日，思量到此，贺子珍一次次眼泛泪光，心痛如割。
在即将出发开始长征前，关于毛岸红的去留，毛主席和贺子珍商议之后，决定将两岁的孩子托付给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
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有了这双重关系，虽然离别娇儿让人不舍，然而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仍然留在闽赣苏区打游击的弟弟弟媳，贺子珍还是非常放心的。
此刻，她只想在出发之前，给孩子赶制一件御寒的棉衣，给孩子留一个念想。
在一个薄雾弥漫的清晨，毛主席和贺子珍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程。
这一天早晨，迎着山间瑟瑟秋风，贺子珍是带着眼泪出发的，毛主席对于孩子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在出发的队伍里，两岁的毛岸红一次次对着远行的父母招手。
被安稳抱在贺怡怀抱里的毛岸红，一脸开心的笑容。懵懂的孩子怎知，这不是短暂的分别，是从此不再相见。
娇儿失音讯
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苏区的毛泽覃被任命为红军独立师师长，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闽赣边界一带，而时任区委书记的贺怡则北去赣州。
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留给苏区红军游击队生存战斗的空间越来越小。面对无处不在的危险形势，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毛泽覃决定将毛岸红暂时托付给当地老乡，待形势缓解之后，再把孩子接回。
因为毛岸红身份特殊，越少人知道，则越安全，于是，毛泽覃只是和身边的一位警卫员将毛岸红秘密送往一户当地老乡家，就连贺怡都不知道是哪户人家。
在将毛岸红送给当地百姓暂时寄养的时候，做事谨慎的毛泽覃亦只是告诉老乡，这是普通红军战士的2岁的孩子，拜托老乡暂时抚养一段时间。
把毛岸红安顿好，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毛泽覃，在瑞金坚持游击战。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率领的独立师在瑞金县被打散之后，毛泽覃带领部分游击队员来到当地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之中。
山中有一村庄，名唤黄田坑，游击队员夜宿于此。谁知第二日拂晓时分，敌人包围了整个村庄，在掩护游击队员们撤离的时候，毛泽覃的双腿先后中弹，后壮烈牺牲。
毛泽覃牺牲后，当时跟随毛泽覃一道去护送毛岸红到老乡家中寄养的警卫员也在战斗中失去联系，不知所踪。这之后，关于毛岸红的下落，就无人知晓了。
这边，日思夜想的娇儿失去音讯；那边，跟随红军长征的贺子珍也在1934年开始长征后，在行军至贵州盘县的时候，遭遇敌机空袭。
为了掩护躺在担架上的战友钟赤兵，贺子珍奋不顾身护住担架，最终身中十七处弹片，痛苦不堪，命悬一线。
当死里逃生的贺子珍从妹妹贺怡口中得知毛泽覃已经壮烈牺牲，自己日夜牵挂的毛岸红也下落不明的时候，悲痛至极的贺子珍立即想到自己曾经被寄养在老乡家中，后来又夭亡的毛金花，不觉心如刀绞，泪水成串往下落。
毛主席得知噩耗后，亦满脸悲伤地表示：“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自此之后，失子之痛，身体创伤，都让贺子珍万念俱灰。1936年，在陕西省志丹县生下女儿李敏之后，数月后，贺子珍孤身一人前往苏联治病。
1947年，在苏联历经人世无数辗转苦辛的贺子珍悄然回国，后居住于上海。
永远的身世之谜
历经人世十数年的分离苦楚，再次见到妹妹贺怡，回忆起丈夫牺牲，毛毛被弄丢，贺怡放声大哭，一再后悔当时自己没能将毛毛留在身边。
当时，贺怡已经怀有身孕，又要与丈夫分别，把一个两岁的孩子带在身边，该有多么不方便。
尽管毛主席和贺子珍多次表示，毛毛的丢失不怪她，可是，贺怡却仍然常常自责。天长日久，弄丢了毛毛，几乎成了贺怡的一块心病。
她到处托人打听，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只要听说有疑似毛毛的人出现，不论路途是否遥远，贺怡必定立即驱车前往。
1949年的一天，贺怡兴奋地匆匆来到毛主席位于香山的居住地，告诉毛主席，从江西那边传来了好消息，毛毛找到了。
那一刻，毛主席也激动地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向贺怡详细打听毛毛的相关情况。
然而，细问之下，毛主席却发现，这个被找到的贺怡口中的“毛毛”，不论是老乡的收养时间大致地点以及孩子的相貌，都和毛岸红差距太大，完全对不上，绝对不是毛毛。
听完毛主席的分析，原本满怀希望的贺怡，伤心失望地离开了香山。
然而，贺怡并未就此放弃寻找。1949年11月的一天，贺怡再次出发前往江西，参照当年毛泽覃战斗活动的区域，开始有针对性的一户户寻访。
11月下旬，贺怡又在江西赣南当地找到了一名红军的后代，这个孩子，无论是从当地老乡接受孩子的时间还是孩子的相貌来看，都与毛毛高度吻合。于是，激动万分的贺怡，当即决定把孩子乘车带回北京，让毛主席亲眼见见。
11月21日晚九时许，贺怡的车子在泰和县遭遇车祸，贺怡和那名孩子当场死亡，其他人则不同程度受伤。
事后得知，贺怡打算带回北京的这个孩子，其实并不是毛毛，而是烈士古柏的孩子古一民。
贺怡不幸遭遇车祸之后，得悉噩耗的贺子珍一夜之间，竟生出许多白发，一再失子失女，如今，又痛失胞妹，贺子珍承受的内心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面对这样的惨剧，毛主席也不得不无奈说道：“不要再找了，让孩子就留在民间吧。”
1953年，江西省长邵式平收到了一封寄自上海的信件，写信人是贺子珍。当时，寂寂独居上海的贺子珍，又开始没日没夜思念起在江西弄丢的毛毛。
在信中，贺子珍述说自己在江西瑞金生有一个男孩，小名叫毛毛，长征出发前，将孩子寄养在一位江西老表家里，希望江西省政府能够帮忙寻找。
贺子珍的这一封来信，让沉寂了四年之久的寻找毛毛的计划再次被开启。
这一次，江西省政府多方联系，广泛发动当地干群，开始逐户全面摸排，最终找到了名叫朱盛苔和黄月英夫妇二人，二人回忆在1934年10月间收养了一名小男孩，取名朱道来，意为”半道而来”。
从夫妇二人对孩子的情况叙述，江西省政府断定与贺子珍寻找的毛岸红高度吻合。
很快，一份孩子照片及相关材料被送到中组部，然后转交贺子珍。看到照片和材料后，贺子珍非常激动地告诉中组部的工作人员：“朱道来很像是我的小毛。”
不久之后，朱道来就在养母黄月英的陪伴下，来到了上海，与贺子珍见面。
当贺子珍仔细端详站在她面前的朱道来，不住摩挲他的面颊五官时，贺子珍泪如雨下，声音颤抖地说道：“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和他爸爸一样，是油耳朵。”她甚至哭着掰着朱道来的耳朵仔细查看。
而当黄月英拿出当年孩子随身带着的那件厚厚的小棉衣的时候，贺子珍更是双手颤抖着捧起那件棉衣，嚎啕大哭起来。
隔着近二十年的沧桑岁月，历经多少人世悲欢离合，贺子珍无限痛苦地回忆起那个秋风瑟瑟的夜晚，她独自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给毛毛缝制棉衣的情景。
如今，历经多少人世磨难，她的那件棉衣还在，她的毛毛还活着，那一刻，贺子珍悲欣交集。
当朱道来的照片送到周总理和刘少奇那里，他们看了照片，都觉得和毛主席很像，毛主席看了照片之后，较为谨慎地说道：“这孩子看着有些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为了得到毛主席的认可，在贺子珍哥哥贺敏学的建议下，因为当时国内技术条件的限制，朱道来只能接受血型测试，结果很快揭晓，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的完全吻合。
尽管血型测试的准确性有待验证，但是此时的贺子珍已经认定了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她的毛岸红。
在上海，贺子珍把朱道来和黄月英当做贵客热情款待。整天忙进忙出，贺子珍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
事情至此，基本上可以说算是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谁知不久之后忽又节外生枝。
有一天，一位名叫朱月倩的南京女干部，来到北京后，找到中组部，告诉工作人员，朱道来是她和烈士丈夫霍步青的孩子。霍步青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为周总理的部下，1933年9月牺牲。
原来，在此前，朱月倩已经找到了朱道来，并把他接到南京居住过一段时间，因为朱道来不适应南京的生活，很快又回到江西的家中。
这一次，找到北京的朱月倩一再表示：“朱道来是我和革命烈士霍步青的孩子，你们必须还给我！”
到此，关于朱道来的真实身份，就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就在两位母亲各执一词的时候，毛主席站了出来，提出处理意见道：“无论这是谁的孩子，都会对另一个母亲造成伤害。既然如此，又何必分个清楚呢？倒不如留个念想吧。”
又对如何安置朱道来，再次建议道：“他是红军的孩子，就交给帅妈妈来照顾吧。”
毛主席口中的帅妈妈，是指帅孟奇，她是我国革命妇女的先驱，也是一位人民教师，曾收养了很多烈士遗孤。
自此之后，朱道来留在北京读书，他的两位妈妈都可以看望他。
1953年9月，朱道来插班进入清华大学附中读书，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国防科研单位工作。
就在人们都以为朱道来的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1971年11月，朱道来被发现已经是肝癌晚期，这年12月，年仅38岁的朱道来在南京病逝。
随着朱道来的英年早逝，关于他的复杂难辨的身世，将永远是一个谜了。
结语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在革命战争年代，多少仁人志士，为了自由与解放，为了国家的独立与繁荣，抛妻别子，在血雨腥风的革命道路中前赴后继，义无反顾。
在他们身后，是一个个失去父亲的襁褓中的婴儿，是一位位失去丈夫的伟大的母亲，他们是革命烈士古柏、霍步青，他们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
面对革命烈士的巨大贡献，毛主席对待他们失散的遗孤的做法让人佩服。朱道来是谁的孩子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都是红军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