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时期至今,我军一直有一项雷打不动的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管是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始终严格遵守这项纪律。然而,在抗战时期,我军一度是一贫如洗的状态,既然不能向人民群众寻求帮助,那么打仗的经费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1927年,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后,动员大部队向井冈山进发,途中第一次提出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到了1928年,“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正式发布,其中“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1929年,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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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工农红军正式成立,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红军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反围剿”以及长征等重大事件,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我们都知道,一支军队要想发展壮大,钱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红军当时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又坚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么它的军费来源是什么呢?

首先是共产国际的援助。1931年,当时我党高层向忠发被捕后叛变,他曾经详细地招供共产国际资助红军的情况。根据向忠发的供述,共产国际每月大约为红军提供1.5万美元左右的经费,相当于那个年代的5、6万银元。虽然这笔钱听起来挺多的,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一笔巨款了,对红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显然是不够的。要养活一支军队,除了武器装备、枪支弹药,战士们要穿衣吃饭,而且购买军需物资也需要大笔资金,所以共产国际的援助虽然看起来多,但其实不经用。

共产国际援助红军,但是钱不够了总不能老去伸手要钱,因此红军逐渐开发出了几条自力更生的“财路”。

首先就是“打土豪”。当时正逢乱世,民间的贫富差距大得令人无法想象,贫苦百姓吃不上饭只能卖儿卖女,地主老财家里的钱粮却多得花不完,不仅如此,地主还大多都为富不仁,经常仗势欺人、克扣农民,《白毛女》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像黄世仁这样的恶地主不在少数,逼得老百姓差点活不下去。而红军打得就是这样的地主,这些地主土豪被打倒后,他们多年来搜刮的不义之财被没收、充公,然后再分给佃户和没有耕地的农民,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而剩余的资金,则会被充当军费,勉强维持着军队。

井冈山会师后,红军力量大增,人数也不断增多,这时候周边的土地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红军的经济情况再度陷入困境。为了改善资金短缺的情况,红军在根据地内建设了自己的经济体系,进行一些基本的商贸活动。当时国民党封锁了我们的根据地,农民的粮食卖不出去,我军就从农民手中以极低的利润收购粮食,再卖给黑市商人,换来食盐、棉花、布匹等物资。

到了后来。红军还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银行,发行公债,比如在1932年攻下漳州后,红军就缴获了100多万大洋,利用这笔钱,红军在苏区建起了银行,把苏区出产的桐油和钨砂走私到国统区赚钱。

靠着不同的几种生财方法,红军艰难支撑了几年,我们的战士们吃着简单的食物、穿着单薄的军装,用着落后的武器,却在战场上比任何军队都勇猛,从不退缩。

1937年,日军开始全面侵华,祖国危急存亡之际,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和游击队分别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大义,团结国军共御外敌,我党做出了适当的妥协和让步,而相应地,在这期间,国民党政府要为我军提供一定的支持。

1937年8月,八路军成立之后,国民党政府先是拨款30万作为改编费,之后每个月拨款63万元作为军费,这其中包括生活费、战务费、医药费等各项费用。而新四军则大约是每月7万大洋,后来有所增长,到1940年增加到了每月13万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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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当时有3个师,这样计算的话,每个师每月可以分到21万元,这个数额还是比较实在的。另外,偶尔一些临时开销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蒋介石基本也会批准,有时还会发放奖励。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他多么关心战士,而是迫于舆论压力。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头等大事,百姓们可都盯着呢,蒋介石不敢不履行承诺,也不敢拖欠军费。

所以,不管蒋介石给钱的时候是不是心甘情愿,来自国民政府的军费的确对于我军来说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不过,当时我军解放区物资短缺,实行的是供给制,百姓们日子过得很苦,我党的干部和战士不忍心看百姓挨饿受冻,经常把收到的款项拿出一部分来补贴百姓,所以说这些钱一大半都用在了解放区百姓身上。

国民政府的军费补贴在1941年初就停止了。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我军大胜而归,却也暴露了自身实力,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和忌惮。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有预谋地突袭新四军。由于事发突然,我军许多战士壮烈牺牲,损失惨重。惨剧发生后,我党态度强硬,强烈谴责国民党破坏抗战的行为,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也纷纷表态支持我党,迫于压力,蒋介石最终主动认错让步。但是国共之间那层脆弱的窗户纸也因此事被彻底捅破了,我党不再接受来自国民政府的军费。

没有了国民政府,我军还有大量爱国人士和爱国华侨的支持。清末民初,时局动荡,不少百姓逃难去了南洋一带,也就是东南亚地区。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华侨虽然不能回国参战,却用了另一种方式来支持革命。他们大多在海外经商。人脉广,财产丰厚,于是就联合起来积极捐款捐物。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海外华侨累计捐款约13亿元,占到了总军费的43%。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可以说,如果没有华侨们的鼎力相助,我们的抗日战线可能会被无限拉长。

有些华侨起初不明局面,他们只知道国民政府,于是给国民党大量捐款,到了后来识破蒋介石真面目后,才转而支持我党。比如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他可以说是国民党的“财神爷”,据说仅1939年一年就捐了1亿元。到了1940年,陈嘉庚想回国看看,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特意设下盛宴接待他。然而陈嘉庚却发现,国民党一顿宴席竟然能花掉800大洋,这让他十分气愤。陈嘉庚虽然很有钱,但他生活却很简朴,自己省吃俭用,多年来捐赠了一笔又一笔巨款,然而国民党的生活竟然如此铺张浪费,这样的军队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陈嘉庚

气愤的陈嘉庚立刻改变行程去了延安。当他见到毛主席时,却发现这位传奇人物住在黄土窑洞里,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头发长长了却因为忙于工作没时间去剪。中午毛主席招待陈嘉庚,所谓的宴席是露天的,桌子上铺了几张白纸当桌布,桌上放了几盘青菜,唯一的荤菜是一碗鸡汤,这还是隔壁大妈听说有远客来特意送来的。

相比起国民党的佳肴珍馐,在延安的这顿饭甚至称得上寒酸,成本顶多只有两毛钱,然而正是这顿饭才坚定了陈嘉庚的决心,开始支持我党。有了陈嘉庚等爱国华侨的捐助,八路军、新四军每月大约能收到近20万元的资金,可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

伪军、国军都曾经嘲笑我军是“穷八路”“土八路”,到最后却被“又穷又土”的八路军打得满地找牙。如果论外在条件,我们的战士的物质待遇是最苦的,也是最落后的,我们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也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却照样作战英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如今,我们的祖国正在崛起,我们的军队也变得强大起来,不会再为军费和武器发愁,但是我们中国军人艰苦作战、不畏艰难的精神始终没有改变,并且还将继续传承下去。国家有这样的军队,作为国民我们怎么能不为此骄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