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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陈毅小儿子担任团级干部，却给粟裕大将写信，申请离开军队。
此时的陈小鲁29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前途无量。可他却给粟裕写信，申请离开军队，置大好前程于不顾。
为什么他会在大有可为的年纪里，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和粟裕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1964年，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之后，国民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人们的消费需求，除了满足温饱之外，也有了更多的内容，比如穿着打扮。
北京八中的学生们大多赶上潮流，几乎人手一件“的确良”衬衫，颜色雪白，剪裁得体，衬得少男少女们精气神十足。
但是在这所校园里，总还是有那么几个特立独行的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汗衫来去自如，风风火火，倒是十分显眼。
八中学子陈小鲁，就是其中一位。
看到陈小鲁的样子，旁人很容易就能猜出他的父亲，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元帅。他的眉眼，和陈老总年轻的时候实在是太像了。
他是陈老总和夫人张茜的第三个儿子，虽然后来受到家里人的宠爱，但鲜为人知的是，刚出生时，他差点儿被自己的亲生母亲扔掉。
1946年，他出生在山东，名字里的“鲁”字，正是山东省的简称。
他出生前，陈毅已经有两个儿子了，所以等到第三胎时，夫妻俩都想要一个女儿，希望过上儿女双全的圆满生活。
千盼万盼，好不容易等到了分娩的那一日。可最终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张茜抱在怀里的，仍然是一个小子。
就因为这份事与愿违，在他刚刚出生时，父母对他说不上多么在意。
没过多久，张茜也不知怎么想的，竟然把小小的婴儿裹在襁褓中，随意放在一边，不愿意多看一眼。
出生不久就差点被母亲送人，这个与众不同的人生起点，似乎也注定了陈小鲁这一生的不平凡。
若不是一位管理后方家属工作的女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位女同志劝说张茜，这孩子脑袋挺大，一看就十分聪明，眼睛更是扑闪扑闪，非常漂亮，父母肯定会越看越喜欢。
听到别的同志这么说，张茜好像一瞬间就醒了过来。她把孩子重新抱回自己怀里，仔细观察，发现孩子果然十分漂亮，从此便安安心心的照顾陈小鲁，不再另做他想。
在上学之前，陈老总一家人都对陈小鲁十分溺爱。或许是考虑到孩子还没长至接受教育的阶段，所以他们尽量尊重孩子的自然习性，让他能够舒舒服服的长大。
这样的家庭氛围，也让陈小鲁养成了不良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上学之后，他还时常睡懒觉，不肯进校园，在家一玩就玩到中午，毫无节制。
有一天中午，陈老总回家吃饭，得知儿子竟然还在楼上睡懒觉，当即发了脾气，饭也不吃，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去，抱着陈小鲁小小的身体就要往楼下扔。
他发起火来，别人是不敢阻拦的，那个阵仗，让小小年纪的陈小鲁印象格外深刻。从那之后，他就养成了好习惯，再也不敢睡懒觉。
此后，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溺爱他，而是循序渐进地对他进行教育，让他养成简朴节约、自立自强的性格。
正因如此，60年代中期，陈小鲁才会穿着“老头乐”，在一波“的确良”的人潮中自得其乐。
这位被视作天之骄子的老总幼子，明明十分优秀，前途无量，却总会在一些人生节点，做出让人瞠目结舌的决定。
他有过哪些令人无法理解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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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粟裕接到陈毅小儿子一封信，29岁团级干部主动申请离开军队。
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
1969年，追随着父亲的身影，陈小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将门之子，在世俗的眼光之下，当然应该子承父业，在军队中继续历练。
这个阶段的每一步，陈小鲁都按照既定的规划走着。他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意愿，只是想着，入党入伍，应该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应该”，绝不等同于愿意。尤其是到了70年代中期，他更是对当兵这件事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70年代初，他被调到沈阳军区，并且在28岁那年成为了这里最年轻的团级干部。
即使脱离父辈的光环，他也能够用个人能力服众。他在工作中展现出来的智慧和品质，是军区成员有目共睹的闪光点。上级领导一拍即合，把他当成部队当中的重点苗子进行培养。
然而1975年，也就是29岁那年，他却出乎意料的给粟裕大将写了封信，申请离开部队，要求调动工作。
陈毅元帅已经在1972年过世，粟裕大将就成为了陈小鲁在人生转折点唯一可以求助的“父亲”。
他们之间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粟裕是陈小鲁的岳父，粟裕的女儿粟惠宁是陈小鲁的妻子。
其实粟裕并不希望陈小鲁离开军区，对于这个女婿，他十分欣赏，也认为陈小鲁的前程一定是一片光明。一个29岁的团级干部，再过几年，一定可以继续往上升。
所以他提醒了一句，军委提拔干部，都会从部队里优先选择。
当然，他是个性格开明的家长，不会对儿女的个人生活指手画脚。他只会提供参考意见，不会干涉孩子们的决定。
尤其是当他看到陈小鲁在信中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时，他便立即意识到，在沈阳军区，孩子待得并不痛快。
与其去考虑遥远的晋升提拔，不如过好当下，及时从不适宜的环境中抽身。
而且他当年选择参军入伍，也并非为了名利或职务。部队提拔，成为更高级别的军官，这或许是别人的期待，但并不是他的期待。
1976年，他被调到总参二部，担任过驻外武官助理，研究过国际战略，还参与过体制改革的研讨。
虽然具体的工作内容在不断变换，可他的身份始终被局限在军队当中。
时间来到90年代，他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又有了新的念头。
军队是一个人才济济的集体，他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众多人才中做到出类拔萃，也不认为自己有本事一力挑动军队运作的大梁。
他所承担的工作，绝对不是不可替代的工作，就算是离开他，我们的解放军部队也能发展的越来越好。
既然如此，何不从个人的意愿出发，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迎着时代发展的潮流，去追寻一番更加精彩的天地。
他明确了目标，找到了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1992年，他以上校的军衔转业，离开了部队。
当初没有继续留在沈阳军区沉淀，他的选择已经让很多人看不明白。
现在明明拥有上校军衔，明明还有在军队体系中突破自我的可能，他却毅然决然的放弃自己多年奋斗的成果，转向新的人生赛道。这个选择同样让人无法理解。
外界种种质疑的声音，陈小鲁不是没有听到。但是对他个人而言，只有内心的声音最为响亮，那才是他坚定的人生指引。
只要做出了决定，便永远不会后悔。
离开军队之后，他的身份更加自由，少了各项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他能以展现的姿态投入商业的海洋，寻求时代带来的发展机遇。
经商是一条他以前从未设想过的道路，家庭中也无人能够给他提供助力。但是没关系，目标就在前方，脚下一定步履生风。
在新的人生领域，他又做出了怎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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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陈毅小儿子给粟裕写信，他29岁已是团级干部，却主动要求调离部队。
离开部队之后，陈小鲁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部队其实很像一座“象牙塔”。身处其中的人，虽然也会面临种种工作上的挑战，但至少不用独自应对时代变迁带来的风险。
可离开部队，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就算天塌下来，那也得自己扛着。
创业经商，谈何容易，一切从零开始，陈小鲁必须克服许多困难。资金的积累，行业的选择，经营方式和规模的确定，都需要他亲力亲为。
跳脱于体制之外，他的冒险精神有了更多用武之地。藏在不平稳的现状背后的，是他对自己的无限期待。
后来的他带着家人一起住进了岳父粟裕的旧宅当中，房子的装饰相当简朴，就隐藏在老北京的胡同里。
房屋大门口时常有黄包车经过，每次来到这里，车夫都会向游客介绍一番历史文化。
中国的文化底蕴，总是根植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当中。这一点，也是离开军队之后，陈小鲁才体会到的东西。
从子承父业的上校变成踏浪而行的商人，巨大的身份转变，带给了他许多思考。在一点点接近成功的同时，他也在反思，自己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努力承担身为陈老总之子和历史见证人的社会责任，或许正是他给自己的一个答案。
他会出席各类具有社会意义的公开活动，现身说法，向大家介绍老一辈革命者的家风家训，讲述作为红二代的生活经历。
有一次，外媒记者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现在最想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他认认真真思考了一会儿，回答道：“井冈山时期的生活，是我最向往的。那个时候，毛主席和朱老总与战士们一起挑粮食，一起吃饭。白区的战士们来了红区，我们对他们不打不骂，给他们平等的话语权。”
平等自由，政治民主，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精髓所在。
晚年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被一个名叫“生前预嘱”的公益项目占据。这个项目，他和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都是推广者。
所谓生前预嘱，指的就是在病人中之时，尤其是经历巨大医疗痛苦之时，撤出维持其生命体征的所有医疗设施，让病人能够以相对较为舒适的方式告别世界。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消除死亡恐惧的过程。
生老病死是人的客观规律，每一个人都无法跳到框架之外。既然死亡是众生必须经历的终点，那么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当事人讲出真实的想法，以自己希望的方式离开世界，这才是对当事人最好的尊重。
给予他项目灵感的，是他的父亲陈毅元帅。
陈老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被严重的疾病困扰，浑身疼痛，插满了管子，经历过许多次抢救，最后还被医生电击，非常痛苦。
作为儿子，他即使再舍不得父亲离去，也不得不考虑父亲的感受。所以他对医生提出了一个想法，能否放弃治疗。
可医生却问他：“不抢救，你说了能算吗？我们敢这么做吗？”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陈老总在有意识的时间里，并没有对自己的死亡方式做出安排。现在他失去意识，一切就只能按照规矩来，他的感受则会被忽略。
陈小鲁不想让其他人经历像父亲这样的痛苦，所以发起了这一项目。他说这不是提前死亡，也不是推后死亡，是让人能够有尊严的死去。
2018年2月，陈小鲁因病离世。他大力推进的生前预嘱项目，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终结。这个项目给无数具体的个人和家庭提供过帮助，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想，它更像是对生命的解脱。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这短短几十年的生命旅程中，勇于在关键节点做出正确的选择，追寻自我的感受，陈小鲁的勇敢，和他的父亲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