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15日，陕西省西安市第二附属医院的一处病房内。一个父亲看着床上的白布单默默注视了良久。“先生，节哀吧，人送来晚了”。一个护士推着车赶了过来，但面目中透露着冷漠。
这个男人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高德隆，而躺在床上已经去世的则是他的儿子高明。此时的窗外下起了大雪，漱漱落下的雪花暂时掩盖了这次校园霸凌事件，但是一个父亲内心复仇的火焰不会被掩埋，它迟早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爆发出来。
一、幸福家庭
时间拨回到1981年，那时候的高德隆有着体面的工作，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他是当地某国营百货公司的经理，而他的妻子则是当地的一个机关司机。
在那个劳动最光荣的年代，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两人的收入也算得上高收入。此时两人育有一女，一家人的日子也过得舒服惬意。
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十分严格，高德隆本来也不想再要二胎了，有一个女儿他也已经很知足了。但一次意外事件改变了他的看法。
高德隆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家中的父亲早已过世，母亲则是一直与哥哥一同生活。一次母亲得了重病，家中所有的人四处奔走，最终将母亲在生死的边缘救了回来。
这次突发事件让高德隆意识到，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她将来在面对同样的情况时该如何处置呢？坦白来说一个孩子不行，没有伴啊。
他知道这件事情在当时不是小事，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两人一番权衡后，认为虽然可能会面临处罚，但是为了孩子的未来，他们可以承受这样的负担。
1981年11月17日，高德隆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夫妻俩为其取名高明。但两个人的行为也违反了相关的政策，所以要支付高额的社会抚养费。
不仅如此，两人的工资也被扣除了一部分，而且被单位取消了评优的资格。一年后高德隆也被免了经理的职位，成为了一名普通的职员。
然而，这一切与得子之喜相比都不算什么了，看着儿子一天天的长大，虽然生活拮据困难，但他们对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
随着两个孩子慢慢长大，高德隆也愈发的喜欢这两个孩子，没少为他们花钱。高明上小学的时候喜欢上了集邮，为了满足儿子的爱好，高德隆不惜花了300多元为其集齐了各种样式的邮票。
盼子成龙，盼女成凤似乎是每一个家长的期望，高德隆自然也不例外。虽然在八十年代经历了一次下岗潮，但是靠着头脑灵活，高德隆在当地的一家私营企业干的风生水起，还成为了这个企业的副总。
生活境遇的好转让他更加专注的对待自己的儿子，高德隆几乎将全部的精力和耐力都投入到了子女的教育中。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儿子上高中后，一次突然的意外打破了生活的宁静，这一家子的生活也由此转轨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二、惨遭霸凌
转眼间，高德隆的儿子高明已经到了十七岁，他在当地的一所中学上了高二。高德隆此时由于工作太忙，也顾不上儿子的生活，这让他内心有所愧疚。
为了弥补儿子和女儿，他计划为两个人各买一辆自行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自行车可是贵重物品，当时是靠凭票供应才能够买到。
为了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开心，高德隆咬咬牙，花了500元重金买下了两辆自行车，送给了自己的一双儿女。
女儿还好，但是儿子却因为这件事情被人给盯上了。高明每天骑着这辆崭新的自行车出入学校，引起了一些混混的嫉妒和不满。
其中一个人叫王星，因为看到高明经过了自己的面前，所以觉得高明在故意显摆，尽管两人并不熟悉。
11月4日，下午放学的时候，王星叫上了几个同样混迹在社会的孩子，想要教训高明一顿，理由就是“我见不得他在我面前显摆”。
晚上放学的时候，高明如同往常一样骑车回家，但是当路过一处胡同时，突然闪出来了四五个小混混，他们二话不说对着高明拳打脚踢。
高明猝不及防的被这几个混混打倒在地，几个人越打越凶，冲着他的头和关键部位狠狠的下手。
这次群殴持续了二十分钟，王星几人眼见高明倒在地上没有了反抗之力才恨恨而去。过了不知道多久，高明才慢慢的苏醒，一瘸一拐的回到了家中。
高德隆起初见到儿子的样子还以为是跟人起了纠纷，但当看到儿子的头部还在流血，他的内心突然闪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一旁的女儿见状也赶紧过来搀扶高明，此时的高明情况也越来越恶化，家人赶紧叫救护车将其送到了医院。
然而，到了医院后，医生扫了一眼高明的情况，当他得知高明是因为与人打架才受伤的时候，眼神里更透露出了一股嫌弃。
简单的看了一下高明的伤势后，医生简单粗暴的给了一个判断，“没事，回家养几天就好了”。说完这句话，丢下了一个背影给了高德隆。
高德隆见状，忍不住上去理论，但赢来的是医生更甚一步的冷漠，甚至嘴里还说出了脏话，接着就是头也不回离开了原地，只留下高德隆和儿子高明默默的呆在了原地。
高明看着失落的父亲，强忍着伤痛拉了拉父亲的衣角，“爸，咱们回去吧，没事”。高德隆扶着儿子踉踉跄跄地离开了医院。
回家之后，高明实在是太累了，跟父亲说要躺下休息一会，高明知道儿子不舒服，所以也没多干涉，自己去给儿子烧水了。
然而高德隆没想到儿子这一睡就是永恒，高明这一睡就是十几个小时，高德隆见状不对，发现儿子的眼眶已经开始渗血。他来不及多想，赶紧打了120。
人再一次送到了医院，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医生检查了之后说了一句“做好后事准备吧”。
这句话对高德隆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一般，儿子的情况比较严重他心里有所准备，但没想到这么严重，他立刻懊恼和悔恨上头，抓着医生不放，不相信儿子的状况已经无法挽回了。
然而，一切的挣扎都晚了，高德隆再悔恨也挽回不了儿子的性命了，11月15日，高明在医院去世了，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儿子去世后，高德隆愈发的愤恨，在他的心里，那几个霸凌自己儿子的人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
他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从此踏上了另一条艰难的维权之路。
公道自讨
事发之后，当地的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介入，几个嫌疑人也立刻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是在实际调查的时候也犯了难。
首先是案情方面，王星几个人坚持咬定是几个人互相看不顺眼互殴，高明的行为属于互殴行为。这一点非常关键，也是认定几个人能否构成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罪的关键。
而那个年代还没有如今的遍布街角的天网监控系统，一切案情核实都只能通过实地走访目击证人来确认。
警察先是来到了学校，对高明的老师和身边的朋友进行了走访，了解到高明平日里为人和善，而且与王星几人不相识也没有任何冲突。
通过走访间接排除了几个人自述的互殴动机，但这还不够，想要认定高明正当防卫，还需要直接的证据，至少证明高明当时的法益处于危险之中。
此时一个警察在现场走访时发现了异常，几个人的争论起因是那辆自行车，高明遇袭后那辆自行车也不知所踪，而几个嫌疑人都宣称自己也不知道。于是他通过走访和调查，终于找到了那辆自行车的下落。
现在骑着这辆自行车的是一个青年，戴着眼镜文文弱弱的，警察走访后得知他是在几个毛头小子手里买的，为首的人叫王星，新车才花了150，他看着便宜忍不住便买下了。
至此，事情真相大白，几个人分明就是为了抢夺自行车，把高明打伤后还把车卖了。
真相大白了，但案件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那就是刑事责任认定的阶段。
几个人中，年纪最大的是王星，也才17岁，还不到法定被判死刑的年纪，最小的才14岁，连入刑都很困难。
在当时未成年人犯罪入刑比例还非常低，最多就是送到工读学校，进行劳动学习改造。
果然，一审判决下来了，几个人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造成了死亡的严重结果，属于从重处罚的一格，但判决结果却并不令高德隆满意。
王星因为是组织者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其余的几人则是分别被判处3到8年有期徒刑不等，最小的那个不满14周岁的则被送到了工读学校，连刑都没判。
不满判决结果的高德隆于是开始了复仇之路，他要惩罚的不仅是这几个杀人者，还有渎职的大夫，那几个见死不救的人。
打定主意后，高德隆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了炸药和雷管。军人出身的他对这一块还是比较了解的。
大年三十的当晚，在查到几个当班的大夫就是那天不给儿子治病的人时，他更加坚定了主意。
当晚，他秘密的将炸药带进了值班室周围，并且顺利的安装，跑到安全距离后，他引爆了炸弹，当天值班的七个人都不同程度的受了伤，索性没有人员死亡。
事发后，高德隆并没有选择出逃，他的内心有了一丝快感。
然而想到了自己丧失了最亲的儿子，他仍是觉得心灰意冷，他打定主意出家，一方面为了暂避风头，另一方面也是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一下。
2002年2月，安排好了家里的事情后，高德隆来到了西安卧龙寺，并且在这里剃度为僧。
然而在这里并不能打消他内心的苦闷，他每日例行的参加早课和晚课，每日他的生活都依然在煎熬中度过。
2004年，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出现了，听到这个消息高德隆再也按耐不住了。
原来一个被判了8年的男孩才在监狱待了不到3年就出狱了。
高德隆实在忍不住内心的气愤，自己儿子一条命都没了，但是他们象征性的待了几年就有人出狱了，他出离的愤怒。
愤怒之下，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复仇的决心，还俗回家后，看到了重病的妻子和远嫁的女儿，这个支离破碎的家都是因为这几个人的作恶。
他计划故技重施，再一次找到了几年前购买炸药的地方，重新购买了炸药后，再一次将炸药放到了目标的家中。
2004年1月26日，高德隆再一次引爆了炸弹，但是这一次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这种土质炸药的威力有限，而且高德隆安装了十几处但只有一处炸药爆炸了，目标人物受了伤，但是并没有伤及性命，但目标家的房子被炸的不成样子。
事发后的他并没有到处躲避，警察也很快找上门来带走了他。1月29日，高德隆在家里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内被人带走。
2004年底，高德隆因为爆炸罪被判处了死刑，或许他依旧心存不甘，不甘的原因或许是儿子的大仇依旧没能得报。
同态复仇，血亲复仇一直是人类社会最原始的冲动，也是人性的根本所在，当法律不足以救济私权利的时候受害者难免要选择自行来行使复仇的权利。
幸而我们的法律还在不断地完善，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了修订，从72条内容增加到了132条，并且制定了专门针对霸凌的条款。
另一个关键法律点正当防卫，2023年最高检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也进行了调整，在正当法益受损的情况下，受害人可以行使无限防卫权保护自身财产和生命安全。
法律终究是社会保障的底线，但能够让普通人从中得到法益的救济就是最大的善，他也是普通人面对侵害时唯一的依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