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风险决策理论的系统探究始于法国思想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其著作《思想录》中记载的关于“帕斯卡赌注”（Pascal’s wager）问题的分析，他在和费马（Fermat）的通信中引入的期望价值（Expected Value）概念被认为是首次将“不确定性决策”公式化地上升为了理论。根据期望价值理论，个体的决策选择应是基于“最大化”或“最优化”原则做出的。然而，学者们也发现了众多违背“期望价值最大化”原则的人类决策行为。防御性决策就是决策者背离委托方（包括组织和他人）效用最大化原则而做出的一种决策行为。这种行为从短期看似可规避个人责任风险，但从长远来看并不能使个人效用最大化，因而对决策者本人而言并非最优选择，其本质上仍是缺乏理性的决策行为。

防御性决策意在规避责任

防御性决策一般指决策者为了使自己免除被问责的风险，放弃自己内心认为的对组织或他人而言更优的选项，转而选择有助于自身安全但不利于组织或他人最大利益的次优选项，通俗地说也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决策。在防御性决策中，决策者并不在意自己的选择给组织或他人带来的收益大小，他们优先关心的是能否使自己免除被问责的风险，尽管这种选择最终也会因无功于人而不利于己。防御性决策在实践中处处可见。比如，医疗领域中的“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有时确有避责之嫌；一些企业管理者对公司发展的症结和解决之道心知肚明，却还是会花钱请第三方管理咨询公司，恐怕也是为了万一出错时自己可以不承担或少承担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防御性决策并不等于决策会更加保守、不冒风险，它的目的仅仅是保证决策者本人得以免责。如果一个决策是冒险的，但可以使得决策者规避责任，决策者也会义无反顾地做出选择。例如，有研究发现，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一些投资经理人在觉察到市场泡沫的情况下仍冒险投资，最终导致投资亏损。投资经理人之所以选择更加冒险的投资方案，是因为行业中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只要投资方案符合常规流程，出现问题时他们就可以不承担或少承担责任。

防御性决策具有泛在性

以往研究表明，防御性决策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医疗、企业管理、公共管理、工程等许多领域，并会导致较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在医疗领域，防御性决策表现为防御性医疗（Defensive Medicine）。防御性医疗是指医生出于避免惹上诉讼等个人考虑，而选择对患者来说次优的治疗方案，比如让患者在没有临床表现的情况下，做某些非必要的检查和治疗，这些检查或治疗甚至可能伤害患者的身体。此外，拒绝高危病人和复杂病例、避免高风险治疗方案等决策通常也带有防御性。多梅尼格蒂（Domenighetti）等人调查了1522名医生和2960名普通大众，发现扁桃体切除术、子宫切除术、胆囊切除术等六种手术，在医生及其家人群体中的发生比例均显著低于普通大众群体，如普通大众群体中女性子宫切除率为15.7%，但在医生的妻子和女医生中，这一比例仅为10%。斯塔德特（Studdert）等学者调查了美国824名来自普通外科、放射科、妇产科等科室的医生，其中93%的医生表示自己有时或常常采取防御性医疗行为。也有研究者让医生分别为自己和患者选择治疗方案，发现医生为患者选择的治疗方案更加保守。其他类似研究也一致地发现了医生的防御性医疗行为，其发生比例从58.8%到97.7%不等。

在企业管理领域，比较常见的是防御性沉默（Defensive Silence），即组织内成员为了避免个人受到负面影响，而向上级隐瞒对组织有用的负面信息。防御性决策与防御性沉默并不完全相同。相对于单纯的沉默，防御性决策的特点在于决策者在行为上主动放弃自己认为的最优方案，而采取次优的行动方案。例如，管理者明明可以自行制定一些对于公司来说最优的发展策略，却还是愿意花重金委托咨询管理公司来制定企业战略。

在公共管理领域，防御性决策可能会导致一些公共政策在落实中“层层加码”，最终变形走样，违背初衷，甚至适得其反；还可能导致一些公共管理人员在工作中不思进取、但求无过、“躺平”不作为。乱作为或不作为现象说到底可能是一些人把规避个人责任风险置于创造组织价值之上，唯上唯书（条文），背离实事求是原则和担当作为要求。阿廷格尔（Artinger）等学者曾调查了950名公共部门管理人员的防御性决策频率和原因，发现80%的管理者报告自己至少做过一次防御性决策，17%的管理者报告至少有50%的决策是防御性决策，而在过去12个月中，10个最重要的决策中平均有2.5个是防御性决策。研究者还进一步指出，所在部门对待失败的方法是导致有关人员做出防御性决策的主要原因。

在工程领域也存在防御性决策。海斯（Hayes）等人探索了石油、天然气等工程领域的防御性决策，对275名澳大利亚工程师的调查发现，37%的工程师表示在做风险决策时会首先考虑个人的责任，91%的工程师则表示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个人的责任。

防御性决策背离了组织理性，无法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从长远看也会有损个人利益，不符合个人理性。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资源浪费、创造活力下降、组织文化受损等方面。例如，有研究表明，在医疗行业，美国防御性医疗造成的损失在460亿美元到3000亿美元之间，占全国健康支出的3%。在意大利，防御性医疗造成的损失占全国健康支出的10%。可见，防御性决策越普遍，付出的社会成本就会越大。

增强决策者的责任担当

防御性决策的影响因素涉及微观个人层面、中观组织层面以及宏观制度层面。在个人层面，公共服务动机可能会影响公共管理人员的防御性决策。公共服务动机，即公共管理人员从公共利益出发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动机。这种动机是由公共机构和公共使命所产生的特定行为倾向，由公共价值观所驱动。公共服务动机越强的管理人员，可能会更少地做出防御性决策。风险倾向和风险感知也可能会影响个体的防御性决策。个体在进行防御性决策时，面临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个体所要规避的个人利益受损情况并不一定会发生，因此风险感知和冒险倾向就会影响决策的防御性程度。沙费尔（Sch?覿fer）等学者调查了144名来自德国公共管理机构的财务经理，发现个体的风险倾向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防御性决策，风险感知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防御性决策。此外，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工作性质、过往经历等也可能影响个体的防御性决策。比如，有关防御性医疗的研究发现，年龄小、工作年限短、经历过投诉或医疗纠纷的医生更容易出现防御性医疗行为。

在组织层面，组织成员的心理安全感和工作不安全感会影响组织内成员的防御性决策。心理安全感是一个组织的成员所共同持有的一种信念，认为组织是安全的，容许个人冒险和犯错，不会因为个人承认错误而受到惩罚。工作不安全感是指个体对工作持续性受到威胁的主观感受，是工作场所重要的压力来源之一。具有较高心理安全感的组织环境可以减少成员的防御性决策，具有较高工作不安全感的组织环境则会增加成员的防御性决策。组织的差错管理文化也会影响成员的防御性决策。差错管理文化是指组织内共享的管理差错的程序和实践，即在一个组织中如何处理和对待错误与失败。如果一个组织拥有积极的差错管理文化，人们便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并向他人学习和借鉴，以避免将来犯类似错误。反之，组织中的个人就会选择对自己更加安全的选项，增加防御性决策的发生，并且在差错发生后会试图掩盖。

在制度层面，如果当前的管理制度普遍存在“奖惩”不对称的状态，即决策者选择正确会被视作职责所在、理所当然，决策者选择错误就必须承担责任、付出代价，那么多数决策者就会不敢承担责任。反之，如果从制度设计层面更多地鼓励决策者去尝试，即使失败了，责任也合理有限，可以承担得起，那么决策者就会较少做出防御性决策。

可见，为减少防御性决策，应增强各领域各层级决策者的责任担当。从决策者个人层面来说，应增强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服务动机，将公共意识和责任意识作为选拔各领域各层级决策者的重要条件。从组织层面来看，应着力构建避免防御性决策的文化环境，如建设包容错误的组织文化、提高团队的工作安全感等。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应更多鼓励决策者敢闯敢试，即使失败了，只要不是出于一己之私，责任应合理适当，让为谋求组织利益最大化而敢于尝试的人承担得起，那么决策者就会较少做出防御性决策。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教授；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