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给莫言的公众号投稿，一篇《山谷微风》，莫言读后立即加了一段按语《妙哉此风》，对照着看，非常有意思。
我的脑洞有点“邪门”，读了《山谷微风》，第一时间跑到宋代去了。
我想到了黄庭坚之死，因为黄庭坚号“山谷老人”，他的死又与那“妙哉此风”有关。
黄庭坚晚年跟苏东坡一样，被一路贬谪，越贬越远，最后到了宜州，即今天的柳州。诗人没有馆驿可住，官家寺庙又不收留，只好住在一个城楼上。秋暑如虎，酷热难耐。一天突来微风，下起了小雨。黄庭坚把脚伸在栏杆外，以雨濯足。他对朋友说：一辈子也没这么舒坦过。
不久他就死去了。
余华对风的感受和黄庭坚是一样的，虽然黄庭坚是在雨中，但没有风，哪来的雨？
地球上如果没有风，别说没有雨雪，可能人的心情都没有了，岂止心情，是没气了。
余华回忆他上中学的时候，暑假时经常光着上身，穿着拖鞋，卷起草席，在学校的走廊里寻找“穿堂风”。
人的生活大致相同，余华的教室只见过门框没见过门，我上中学的时候，走廊上只见窗框没见过窗户，午间下课铃一响，我们就跳窗而出，因为那是奔食堂的捷径。每天中午那一跃，多年出现在梦中，现在我知道原因了，原来这是黄庭坚和余华的体验，很高级的。
后来窗户被堵上了，这自由自在的风消失了。
余华的苦恼跟我们也相同，炎炎夏日他寻找“穿堂风”，但是躺下后，那风没了；换个有风的位置，又没了。
可是穿堂风是自由主义的风，一会儿从这边过来，一会儿从那边过来，有时候风吹不断，有时候突然没风，像是风扇遭遇停电。
风就是这个特点，谁也不知道风从哪里来，能刮多大的风。
莫言在按语里说，他于40多年前曾写过《岛上的风》《大风》，写的是“龙卷风与台风，这样的风极具破坏力，写时也感到剑拔弩张”，“这样的风，作家爱写，因为风里可能产生传奇，而微风里一般不产生传奇”。
我看过《大风》，写的是“我”和“爷爷”在割草的时候遭遇龙卷风，大风把一车茅草全都吹飞了，只在车的缝隙间留下了一棵。很多年后，“爷爷”到田里割了一棵茅草回来，然后安静地死去了。一老一小，多年远隔，因为一棵草建立了联系。
狂风能产生故事，所以作家都爱写狂风。
高中课文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信天游体的诗，有一句“老狗你不要耍威风，大风就要吹灭你这盏破油灯”。我能读出立场，但是读不出诗来，老师根本也没讲这课，他说不用讲。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后来读郭沫若《李白和杜甫》，他说杜甫这个老地主，小孩捡了他家屋顶上几棵茅草，他就污蔑孩子是“盗贼”。
再后来上大学，学校有个太阳风诗社，伊沙、桑克写的诗我是看不懂，走廊里张楚抱个破吉他唱“姐姐，我要回家”。太阳风，相当炽烈。
上面三种风是不同的，战斗的风，苦难的风，自由的风，只是郭沫若这文风，刮的是那门子邪风？！
因为保不定什么时候刮邪风，所以人们见风使舵，承风希旨，望风捕影，听风就是雨。
苏东坡在徐州建了一个黄楼，又是题匾又是写碑，后来他倒霉了，当时的徐州太守把楼名改为“观风楼”，这个名字太有意思，他随时准备风刮回来。
自古文人最怕“刮风”，那风声中有着无数的冤魂。
宋代有个文人要过江，可是七天大风，白浪滔天，无法行船。当地老人指点他说，你行李中一定有宝物，被江神看上了，你献给江神吧，肯定风就消了。
他就把玉柄拂尘扔进了江中，可是不行；又把名贵的端砚献祭，风依然很大，最后想起来，怀里有一把黄庭坚写的草书扇子。他自言自语：这草书我都看不懂，难道江里的鬼能看懂？
他把扇子扔了进去，立即天水相照，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了。
人们说，这江神一定是元祐年间被放逐的、被贬谪的、被迫害的冤鬼，否则怎么会如此喜爱黄庭坚的书法呢？
苏东坡有一次给佛印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佛印收到后，批了两个字“放屁”，让来人带回去。苏东坡一看大怒，立即过江找他算账。佛印笑着说：“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两个和尚争论，那庙前的旗子被风刮起来，一个说是幡在动，另一个说是风在动，六祖慧能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心在动”。
只要有风在，心就会动，苏东坡也不例外。
有一次听莫言的讲座，他说：
有些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生硬地把小说中的人物，与作家本人联系起来。但是也没办法，该来的都来了，来了的也将过去。
我反复表达过自己的想法，该怎么写，还怎么写。
这话可以解释余华《山谷微风》里的一句：
山谷微风来到通透的敞开式建筑里，依然自如进出，可是墙体的存在试图要规定它的进出，它的自由诉求因此表达出来了。
莫言和余华都老了，他们淡然地说，“一丝微风勉强把他们的名字吹入我们耳中”。
我还年轻，我更欣赏苏东坡的话：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感觉真让人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