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反对铺张浪费，提高行政效率是党和国家的强大共识。“浪费可耻”，不仅是社会共识，也是官场共识。
一
在过去，反对形式主义，主要反的是讲排场、讲面子的形式。比如，在八项规定出台之前，上级领导到基层视察，警车开道，地方领导在辖区交界处迎来送往，山珍海味换着来，都是通常操作。
这种做法，不仅浪费大，且给群众的观感着实不好。尤其是在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基层领导，大多觉得这实在是劳心劳神，是个极大负担。但谁都不敢张口说不要陪餐，不要迎来送往，上级怕这样说了基层有心理负担，下级怕上级真有意见。
也因此，在八项规定出台后，“大吃大喝”是执行地最好的一项制度。基层干部非常欢迎，真是解脱了不少。
就好比现在农村的整酒风，几乎所有人都陷入其中不可自拔，却有没办法，都巴不得地方政府出台措施，禁止铺张浪费，并且是越严厉越好。
党员干部要带头不整酒，很多基层党员干部都发自内心拥护，觉得是党委政府做了好事，自己不整酒，也不允许走不必要的人情，终于有了一个说法，趁机减少了家庭负担。
其实，搞形式主义这件事，基层的确没有多大的动力。毕竟，搞形式就意味着浪费，就意味着增加负担。
从调查情况看，形式主义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有本质差别。
二
在发达地区，以及资源和利益都比较密集的地区，形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基层领导自发的，是一种邀功的表现。比如，上级任何一件事，基层领导都想方设法投入精力把事情做得最好。有条件要做，没条件创造条件做，总归是有财政支持。
不少地方还有深深的历史包袱。比如，已经评上了文明城市，已经是连续多年的百强县，已经是全国某项工作的先进典型，在任领导就得保持这些荣誉，否则就是历史罪人。而为了保持并发扬这些荣誉，就得想法设法搞创新，最好是提出一个2.0或3.0版，让先进经验永远先进，其它地方在学习其老经验时，新经验已经在创造了。
因为地方的财政资源比较充沛，各部门都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工作一竿子插到底，都希望在基层有“腿”。于是乎，乡村两级充满了各类“专职”人员。在很多地方，上级机关的借调和抽调人员多于编制内人员，基层的市场招聘人员远多远编制内人员，都是普遍现象。
现如今，每个部门都喜欢就某项政策搞创建，有资源条件的地方就想尽办法参加各种示范创建。地方上花了钱搞创建，部门又没时间精力去评估创建成果，于是就依赖于各类“第三方”。
高校里有一批专门承接“第三方”评估的专家，能够承接项目的专家未必是学术人才，却是高校了实实在在的“老板”，其它老师和学生成了员工。
市场上出现了各种类型咨询公司和调查公司，专门承接地方政府的需要。这些公司无所不能，但凡是上级有政策，他们就可以为基层创建出经验来，如发展集体经济、基层治理创新、文旅发展。前些年，有些地方连党建创新都外包给这些公司了。
有些咨询公司，还提供从创建，到包装经验，再到宣传的一条龙服务。基层出经验，真是省事。
为了让各项事务出彩，地方财政花大量的资金去购买服务，各种类型的“第三方”俨然成了影子政府。社区有公益创投，各类社工组织活跃在社区治理领域——他们想方设法“创新”，绞尽脑汁包装经验，关键事务却还是得靠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
各种评估检查的“第三方”活跃在各类创建活动中。脱贫攻坚第三方评估卷入了一大批相关学科的力量，导致学术界到处充满铜臭味。脱贫攻坚评估完了，又来了乡村振兴示范评估，这项业务看来具有长期性。
“第三方”是影子政府，基层不仅得把工作做好，还得想方设法讨好“第三方”。每到评估的时候，各种找关系；评估组到了地方，肯定是高标准接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某村在市区两级组织的两次人居环境检查暗访中，在全区均名列前茅。但不到半个月，第三方检查评估的结果显示，该村在全区排名倒数。乡村两级干部都很是不解，只能归因于第三方瞎搞——不检查村庄里的道路和老百姓的房前屋后，专门找村庄外围去检查，甚至跑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去检查卫生，这种结果能好吗？
但凡是稍微了解一点基层的干部都明白，基层工作很是实在，主要是群众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有基层干部说，基层工作就如农民种地，按时播种、浇水、施肥、锄草、收割，哪有那么多的创新？
不断创新，肯定是不断折腾。折腾来折腾去，不仅浪费了有限的行政资源，还把群众的信任，干部的激情给折腾没了。
三
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浪费和折腾，大都是不接地气的政策所导致的。形式主义源自于官僚主义，这个判断应该成为上下共识。
现如今，很多村庄的最大负担竟然是村庄环境清洁，各村不仅要养专职的保洁员，还得有垃圾清运费，以及是不是来一次大扫除。
人居环境治理当然当然是好事，如果将之纳入到爱国卫生运动里面去理解，让群众自己把自己的卫生搞好，那更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坏就坏在，很多地方在推行人居环境治理三年行动方案中，将之作为一项行政任务，一个创建工作，没有时间去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也很难有常态效果。
于是乎，很多地方就相处了政府出一点、村庄出一点、群众出一点的法子——就我们的调查看，政府和村庄都在出，但群众是不可能出的。
笔者调查的村庄中，中部村庄每年环境费10万元很是普遍，西部村庄每年环境费四五万也再正常不过，而有关部门关于消灭集体经济空壳村的要求也不过是5万或10万。基层的干部群众都很是不解，村庄里群众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历来是群众自己的事，何必增加这一笔开支呢？又何必费尽心思去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更有甚者，有些东部地区的村庄社区，每年的环境费用竟然高达200万。他们不仅要打扫卫生，还要严格垃圾分类——但事实上，群众不可能自己分类，村里就得请人专门分类。
仅仅是因为环境卫生就增加基层负担，让很多村级组织不堪负重，实在是出乎预料，但这事竟然就发生了。对群众的环境卫生包办代替，实在是没理由——农村环境卫生又不是万分着急的事，客观上其实也是私域范围里面的事，群众都不着急，政府着急什么呢？
笔者在南方地区调查，基本就不存在改厕问题。因为，在政府提出厕所革命之前，群众早已经自觉把旱厕改成冲水厕所了。这和当地的生活水平提高有关，也和农业生产、城市化等社会进程有关。
但在部分中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较多，还有大量的小农经济，且气候条件也不一样，改厕改得群众不满意，基层干部很是委屈，地方财政还花了不少冤枉钱。因为设计不合理，施工不好做，甚至还出现了施工单位放弃项目的案例。如此折腾，劳民伤财，实在是没理由。
基层但凡被发现一点问题，上级的要求都是以最快速度整改，不管整改方案合理不合理，有没有可持续性，先对上面有个交代再说。在土地进出平衡整治过程中，某山区村被上级要求在一个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全然不顾开出来的荒地完全不具备生产条件；某丘陵村被上级要求把池塘挖成耕地，全然不顾当地的水系规定；某茶叶大县被要求铲除一些茶树以满足指标要求，全然不顾基层政府和群众为发展茶叶投入了多少血汗。
村干部跟笔者算过账，整理出一亩地出来，怎么着都得花费几万块钱，还不算损失。有些地方财政有点补贴，但更多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有限，配套跟不上，就只能一级压一级，最后还是村级组织自己负担。
笔者这些年的深切感受是，基层真忙，连村干部都忙。到村里走一走，几乎都是空心村，没几个人，村干部其实也不用怎么接触群众，想接触也难，但他们很忙。绝大多数地方，村干部都不够忙，还得聘用一些人员来帮忙。
村干部也困惑，时间去哪儿了？都到无尽繁琐的表格、项目、报告、通知等事务中去了。因为太忙，村干部就得专职化；一旦专职化，就得提高待遇。因为村干部有了待遇，那些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也得有待遇。现如今，各村开个会，都得给村民代表发误工补贴，否则会就开不下来。
基层花了不少钱，但都发工资去了，事情并没有解决多少，群众还不满意。这些钱，花得很是不值得，浪费。
四
基层组织的开销是大了，事情是多了，干部也忙了，但和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
过去，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因为基层财力有限，且税费征收、计划生育等事务又取消了，人们普遍担心基层政权悬浮于社会之上。
现如今基层花费了大量的钱，基层组织却还是悬浮在了社会之上——治理资源并没有转化为治理能力，实在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意外后果。
从笔者调查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都还很是普通，大多数地方的财政也就是吃饭财政，大多数村庄的村集体经济也是空壳，真没多少钱来支撑如此庞大却又毫无效率的基层治理体系。
客观上，这几年基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治理体系，党组织普遍有力量了，法治下乡了，有些地方还搞一村一辅警，乡镇都在建立综合执法队伍；很多地方也在组织乡贤，各种理事会和议事会之类的，似乎德治的力量也加强了；还有，自治的各项规章制度也更为完善了。
可以说，我们是有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的。
真要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在理念上，现代化就等于制度化、规范化、智能化、标准化等传统想法，实在是误导人心。事实上，无论什么时候，唯有节俭和高效的治理体系，才谈得上是“现代”的。乡村治理体系不需要各种叠床架屋的制度设计，也不需要形式上的多元力量，简单、好用才是根本。
二是在机制上，还需要一些具体措施将已有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在笔者看来，基层治理返璞归真，通过做群众工作，通过发挥自治的基石作用，才能真正把群众组织起来。基层治理的核心就是让群众自己办自己的事，一旦群众自己办了，基层就实现了节俭办事的目标。
节俭办事，就是要少点形式，多办实事。因此，反对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其实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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