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在纳粹时代何等无助？《奥斯维辛的小提琴手》描述了西尔维亚·瓦根伯格的故事：
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的那一天，西尔维亚·瓦根伯格年仅六岁。她对纳粹主义的第一次认知也发生在同一天。当时，一位激进的纳粹支持者在离她家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餐具厂，那人用自己的方式庆祝希特勒上台：穿上棕色制服，戴上红色万字符臂章，把帽子整了整，就像当兵的那样。希特勒那个邪恶组织的所有拥护者很快就会把欧洲拖入深渊。
那人走近西尔维亚的母亲，说道：“如果我抓到你女儿，我会割断她的喉咙……”西尔维亚吓坏了，毕竟那人有几把巨大的弯刀，好几台切肉机，还有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剪刀，他最不缺工具来割断人的喉咙……而西尔维亚只有一个小小的脖子。
从那时起，这个小女孩就一直避免从这个纳粹的商店门前路过。后来有一天，那人终于动了手。他用一只手紧紧抱住她，并以保卫德国人民军的名义，割断了西尔维亚救下的小猫的喉咙，她却无法反抗。
为了让西尔维亚和她的妹妹卡拉远离这座城市，母亲把她俩送到波茨坦附近一所为年轻的中产阶级犹太女孩设立的寄宿学校。两个女孩一直待在那里，从不惹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但到了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愤怒的人群毁掉了寄宿学校的一切。
“几个月后，母亲把西尔维亚安置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一家孤儿院，然后打算动身离开德国去英国，但是不准备带上卡拉和西尔维亚，而是把她们一个留在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营，一个留在孤儿院，让女院长照看。当时姐妹俩都有自己的朋友，感情之深甚至超过姐妹之情。正是这一时期，卡拉认识了希尔德。西尔维亚每天要走一段长长的路去学校，路上总会受到身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孩子骚扰。不过西尔维亚会躲在路边的房子里，免得被欺负。
1942年，孤儿院和犹太中学被关闭，孩子们都被驱逐到里加。最初他们被关在犹太区，但不久后在伦布拉森林中被屠杀。西尔维亚是唯一留在柏林的人，因为在得知即将到来的围捕后，女院长及时让她离开了寄宿学校。后来，西尔维亚跟这位女院长又生活了近一年，帮忙把犹太社会机构寄来的特殊信件送往各个犹太家庭，宣布他们将被‘运送’到东方。
在跟女院长生活的这一年里，西尔维亚周围全是老人、柏林的犹太社区成员，看管她的人，还有每天在工作过程中接触的人。她很快得知，有两个车队将离开这个城市。一个车队押送的是社区‘有影响力’的成员，目的地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另一个车队押送的是德国纳粹从德国各地抓捕的年轻人，目的地是一个叫奥斯维辛的地方。”
所幸的是，西尔维亚逃出生天。更可贵的是，她在50多岁时重拾学习，拥有了科学博士学位。《奥斯维辛的小提琴手》中写道：
“学习也许是另一种重新编织与过去的联系的方式——她的童年被毁、学业中断，四分之三的青春期被埋葬。”
西尔维亚是《奥斯维辛的小提琴手》中提到的其中一人。20世纪40年代，女孩埃尔莎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因为精通小提琴演奏，她与一群年纪相仿，同样擅长乐器和音乐的女孩们被集中起来，本意是为看守者们服务。自此，让纳粹们头大的集中营女子乐团就此诞生。这群不屈服于命运的女孩身处地狱，却奏出了追寻自由的至强音符。
她们为上工的工友演奏，抚慰他们疲惫的身体；她们为即将赴死的同伴送行，让他们笑对死亡；她们用乐曲嘲弄屠夫们……她们激励狱友、慰藉同伴、反抗暴虐，让集中营所有被囚禁的人感受到来自同类的爱，从而有了与纳粹对抗的武器——活下去。
40多年后，埃尔莎的儿子让-雅克循着亡母的足迹，辗转德国、比利时、波兰、以色列和美国，寻访当年集中营女子乐团的其他幸存者，让一段尘封近80年的历史重见天日。
让-雅克·费尔斯坦在书中描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对母亲的怀念：
“我可能会通过她们几个人的经历了解您的一些事情，您在世的时候，那些我没注意到的事情，那些您去世之后，我再也无法了解的事情：那是您情感的回响，那是您在那段时光尝过的痛苦。最后，管弦乐团的这几位女性，这些经历过您所有经历的人同意我的请求，允许我通过她们的种种经历了解您，通过那些您从来不让我靠近的过往了解您。最后，我终于可以收起这种挥之不去、擅自闯入的感觉——闯入不属于我的故事，闯入我不该去的地方，故事中的人物应该会因为承受的一切苦难沉沦到极点，最好把那段往事都埋藏起来。”
“天生的音乐家”伊莲娜，在小提琴上极具天赋，但时代显然辜负了她。父母希望她早点结婚，然后自动获得比利时国籍，以保障个人安全。“遗憾的是，当时幻想比利时国籍可以保护犹太人不受纳粹迫害的人很多，但实际上这个法子根本不起作用。”
1943年8月2日，伊莲娜被押到集中营，新囚犯的到来让“身穿条纹囚服的囚犯骚动起来，行尸走肉随处可见。他们把车厢里的脏稻草，还有新囚犯的行李洗劫一空，疯了一般地向各个方向跑去。一股难以形容、皮肉烧焦和腐烂的气味窜进新囚犯的喉咙和肚子。从未见过死人的伊莲娜猜测这就是死亡的味道，可怕的死亡的味道。”
集中营的建筑让伊莲娜记忆深刻：
“从近处看，它像一颗巨大的头颅，它的嘴是主要入口，两只恶毒的眼睛是窗户。她们从这条不可思议的通道走过，向左转，来到女囚营。”
“对伊莲娜来说，整个过程都是稀里糊涂。跟其他女囚一样，伊莲娜的头发被剃掉，她看见自己灰白色的头发，依然微微卷曲，掉落在地上，跟牢房其他女囚的头发混在一起，让她感到无助和不真实。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不真实’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集中营这个地方不该存在。最后让她感到屈辱的是，她的左臂被文上数字51887。她就像一只待宰的动物，被打上记号。之后，她得学会随时快速念出这串数字，尤其是用德语念出来。从今以后，她不再叫伊莲娜·韦尔尼克，而是51887。”
在情绪崩溃的边缘，伊莲娜想起了小提琴。书中写道：
“在集中营还想着拉小提琴真是幼稚，真是可笑又荒谬。这番心心念念，也是一个孩子的告别，一个艺术家对生命和文明国度的告别。那个国度在时空上离她如此遥远，那个国度，没人想让她死。”
幸运的是，她被选中，加入乐团，整个过程相当“惊险”：
“伊莲娜被介绍给了乐团指挥佐菲亚·柴可夫斯卡。来牢房接她的那个女孩子递给她一把小提琴，然后她必须选择一首要演奏的曲子，因为她马上要开始试演，只是她当时不知道。
54年后，伊莲娜仍然无法肯定，当时为什么会在那样的情形下弹奏像《恰空舞曲》那样高难度的曲子。
她谈起当时发生的事情，说：‘我就像一个傻瓜，就像一个白痴一样开始演奏这首曲子……’伊莲娜没有意识到她当时的选择恰好体现了她的性格。她是否意识到自己生命危在旦夕，所以决定冒险一试？她从来没有一开始就想要演奏《恰空舞曲》，她只是想着自己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拉小提琴了，接着马上被人递上了一把小提琴。
伊莲娜是个有天赋的小提琴家，而且技艺精湛，随便给她一张乐谱，她都能毫不费力一眼读懂，把曲子演奏出来，可是她恰恰选了《恰空舞曲》。这是一首难度超乎想象的曲子，无论是小提琴独奏者，还是吉他独奏者，对这首曲子都会心生畏惧。
就这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牢房里，在那般混乱无序和惨绝人寰的环境下，伊莲娜将带着这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次演奏小提琴的决然，诠释巴赫所谱乐曲的和谐与平衡带来的宁静。”
这是多么矛盾却有潜藏着生命力的场面，“她衣衫破烂，无依无靠，被剃光头发，像牲口一样被打上烙印，她想着自己很快就会死去。就在她身后一百码的地方，火葬场正在冒着烟，火焰从焚尸炉中窜出来，纳粹分子正在焚烧她的同胞，那就是自己的结局。她必须演奏小提琴，就像在尸体上跳舞一样。也许是为了挑战，为了向生命致敬，准确地说，正是因为在这个只有死亡才是定局的地方，她才要演奏自己最最心爱的曲子。”
最动人的是小提琴家阿尔玛的故事。阿尔玛原本是生于音乐世家的公主，出身富裕家庭，舅舅是作曲家指挥家马勒，父亲是维也纳爱乐的首席阿诺德‧罗斯，也是著名的罗斯四重奏团的创建人。在她出生那样，“一个来自林茨的19岁的家伙，第一次流浪到维也纳，靠卖画、扫雪与扛行李为生，但他却经常购买廉价站票观看马勒指挥的歌剧，此人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当时嫉恨以马勒为首的犹太人的风光，而这种嫉恨日后为罗斯一家，以及千千万万犹太家庭、非犹太家庭、全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阿尔玛的维也纳初演在1926年12月16日的金色大厅，父亲指挥由维也纳爱乐成员组成的室内乐团为其伴奏，当两父女一同演出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时，则由阿道夫‧布什接替指挥。
阿尔玛后来组建了一支全女子的室内乐团——维也纳华尔兹女子乐团，它在1933年初于维也纳首次亮相，演奏华尔兹、波尔卡和歌剧音乐名段。在维也纳的成功之后，阿尔玛率领乐团前往慕尼黑。但是，第一次的外出却遇到了灾难，当时希特勒当选了总理，并宣告第三帝国的诞生，慕尼黑发生了暴乱。在仅仅演出前几个小时，阿尔玛被告知取消了。没有演出收入，局势混乱导致乐团滞留慕尼黑，所有的经费告罄，幸亏电话求救于普利荷达，丈夫携款营救，乐团才能返回维也纳。
后来，阿尔玛因为滞留阿姆斯特丹，不幸被盖世太保抓捕，最终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小提琴让她的生命暂时得到保障，因为集中营的官员们“很快就意识到阿尔玛的珍贵”——“地狱般的集中营却盛行组建乐队，并且各个营地互相攀比，这是恶魔们的面子工程，以此向上级邀功逞赏。在阿尔玛到来前，奥斯威辛的女子营地已经凑集了大约20名乐手，随着阿尔玛的到来，她们找到了真正的领头人物，而且集中营的官员们也宣布，阿尔玛是她们的新指挥。”作为艺术家，阿尔玛对音乐孜孜以求，并没有因为身处集中营而降低对音乐水准的要求。
对于作者让-雅克·费尔斯坦来说，他在《奥斯维辛的小提琴手》中所追索的并不仅仅是集中营乐团的故事，还有母亲的心灵。
在侥幸生还后，雅克的母亲埃尔莎陷入长久的沉默，对过往闭口不谈，也不再拉小提琴。在她留下的日记中，坦承自己作为幸存者，内心有极大的愧疚和挣扎。这也是许多幸存者的内心沉痛，就像莱维那样。
乐团成员确实受到了某种优待，她们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不会像自己的亲人、朋友那样一个个被送入毒气室。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在残酷世界中，幸存者才更为不幸，因为他们必须面对那些生离死别，面对所有残暴场面的发生。
这支为面子工程而成立的乐团，“在营区大门演奏，可以看到电网上的尸体；傍晚看到的则是抬着尸体的、虚弱的队伍。纳粹甚至让她们在前往毒气室的队伍旁奏乐，为的是安抚情绪。”
这样的经历和记忆，谁又想再次经历呢？但音乐是无罪的，它确实可以抚慰人们的心灵，倾诉着仅存的希望，等待光明到来。
书名：《奥斯维辛的小提琴手》
作者：[法]让-雅克·费尔斯坦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译者：魏微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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