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上海。
凌晨3点，保密电话忽然响起，周纯麟匆忙从床上爬起来，发现是中央办公厅的来电，说中央有些事情想找他谈一谈，如果能去，上午9点中央派专机来接。
过去以往，中办从来没有直接给周纯麟打过电话，周纯麟立刻意识到情况不一般，于是他当即回答：
我能去！
挂断电话，周纯麟一声没吭躺回到床上，脑子里不停在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一早，“康办”来人将周纯麟和随行军医送往机场，同行的还有马天水。对于周纯麟此次进京，马天水心里一百万个不愿意，在飞机停留南京的时候，马天水给中办打电话，说周纯麟身体不舒服，恐怕不能进京。
“不！我要去！我能坚持！”正在不远处休息的周纯麟当即坐了起来，大声说道。
到了北京之后，中办安排周纯麟和马天水住进了京西宾馆，知道周纯麟身体抱恙，中办特意在他的房间安装了电铃。
至于此次进京干什么，周纯麟和马天水丝毫不知，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当天晚上8点，6辆红旗轿车开进了京西宾馆，接周纯麟等人去开会。会议一开始，中央首长严肃地宣布：
那四个人已经被隔离起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周纯麟高兴得几乎就快要当场跳起来了，再看马天水，却双手发抖，抱头闷坐在那里，似乎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下场。
这一次的打招呼会议，整整开了两个晚上。会上，很多人都表示坚决拥护党的英明决策，唯有马天水提出许多荒谬的建议，为那四个人开脱。
见马天水仍旧执迷不悟，周纯麟建议让徐景贤和王秀珍都来北京，请中央领导帮他们认清形势。马天水当即给中央写了报告，周纯麟觉得报告恐怕说明不了问题，便请中办的同志转告中央首长，说自己有些事情想单独汇报。
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晚上，陈锡联派车将周纯麟接到了西山，中央领导早已经等候在那里。听完周纯麟汇报完上海警备区的情况后，李先念严肃地问道：
“你估计消息公布后，他们上海的党羽会出现什么情况。”
周纯麟思索片刻，说可能有三种，大干、小干或是比较平静。紧接着，周纯麟详细分析了三种情况可能出现的原因，以及自己准备好的对策。中央领导当场批准了周纯麟的报告。
回到上海之后，周纯麟发现警备区没有派人来接，深感形势严峻，借回家之名，将警备区政委请到家里，询问部队的情况。得知警备区已经按照南京军区指示作了调整，周纯麟的心情才稍有缓和。
10月15日下午，马、徐、王三人在文化广场传达中央精神，结果三个人只说了几句话，就被恨透了他们的群众轰下了台，大家纷纷要求周纯麟上台讲话。
无奈之下，马、徐、王三人偷偷从后门溜走，周纯麟上台之后，会场才逐渐安静下来。
一周之后，上海50万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庆祝政治风暴结束的伟大胜利。从此，上海的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各项建设事业发展迅猛。
1978年，中央决定将周纯麟调回南京军区。上海八年，宛如抗战八年，周纯麟终于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