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自2001年至2014年在古吉拉特邦的执政以及后来在印度全国大选中的成功，主要源于他将民粹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策略性地融合。印度教民族主义起源于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国家志愿者服务组织，简称RSS），这一成立于1925年的准军事化民族主义团体，旨在通过体能和道德培养强化印度教青年，对抗被视为威胁的穆斯林社群。
莫迪自幼参与RSS，一生几乎全心致力于该组织，未涉足其他职业，并与妻子长期分居。他的政治生涯自2001年起飞速发展，当年他首次成为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2002年，他领导的政府在反穆斯林暴力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该事件造成约2000人丧生，这一宗教分裂的策略帮助他在同年12月的州选举中获胜。2007年与2012年的选举中连续获胜，为他赢得2014年印度人民党（BJP）总理候选人的资格奠定了基础。
莫迪在策略上背离了RSS的集体决策传统，更多地将自己推向前台，与“他的”民众直接对话，凸显个人魅力。他未依赖传统的活动家网络，而是频繁举办大型集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演说才能。莫迪还创办了个人电视频道，活跃于社交媒体，并采用创新策略：利用全息技术在多个地点同时举行集会。他甚至分发印有自己肖像的面具，深化支持者的个人认同。通过这些方法，莫迪不仅在公共领域实现了高度饱和，还利用自己低种姓的背景，建立了强有力的个人叙事，使得他的民粹主义策略更具吸引力（他曾在父亲的茶店里帮忙）。
莫迪的这些策略不仅巧妙地结合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也体现了他如何通过现代传播手段与古老宗教情感的结合，赢得了广泛支持，从而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占据了独特且强势的位置。
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政治景观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特别是在他的“莫迪特瓦”（Moditva）——一种将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印度教信仰和个人崇拜独特融合的政治哲学——的指导下。莫迪在2014年和2019年的选举中，依靠其在印度北部和西部的压倒性优势，成功地巩固了其权力基础。这种成功不仅加强了他对印度人民党和RSS的控制，更使得议会和政府充斥着他的信徒和唯命是从的追随者。
随着其他机构的相继屈服，连印度曾经被视为独立堡垒的最高法院也未能幸免。莫迪在2014年推动的宪法改革尝试改变法官的任命方式，这一改革原本面临广泛反对，提出以一个五人委员会取代传统的同行合议庭进行法官任命。尽管最高法院最终裁定该修正案违宪，莫迪政府却依旧通过筛选合议庭的提名来确保只有那些能够讨好莫迪的候选人被最终任命。
此外，印度的社会和高等教育领域也正在遭受类似的国家控制和民族主义压力。公立大学的副校长多从印度民族主义者中选拔，私立院校的资助者——通常是商业巨头——也面临政府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通常反映为对教师的间接控制，任何对抗政府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资金援助的撤销或更严厉的后果。
反对派屈服的手段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通过税务调整或警方调查来恐吓印度国大党或其他地区政党的成员。这些策略的目的清晰——削弱反对派，吸引他们的成员转而支持印度人民党，而对那些拒绝从众的人，则使用更为严厉的手段进行打击，例如通过法律指控威胁他们的自由甚至生计，显著的例子包括德里首席部长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的入狱和国大党资金的冻结。
尽管莫迪总理表现出某些威权倾向，但他的政府仍坚持定期举行选举，这与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或维克托·欧尔班的匈牙利等类似政体持相似做法。这样的选举操作带来两个主要好处：首先，它允许印度继续对外宣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如某些西方领导人所言）；其次，通过选举，莫迪得以获得看似民意的广泛授权，这种授权被用作削弱所有其他可能挑战他权威的权力中心的借口，尤其是那些应维护法治的司法系统。
在这种情形下，合法性的外衣往往覆盖了实际操作的合理性，使得司法系统难以对抗一位“代表人民意志”的领导者。
对莫迪而言，再次竞选连任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赌博。在他的统治下，原本应保持中立的监管机构，如选举委员会，已经变得唯命是从。例如，印度宪法明文禁止利用宗教进行选举活动，但在当前政府的影响下，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即使公开违反此规定，也鲜有受到实质性处罚的案例。
莫迪及其党派之所以能在选举中占尽优势，还得益于其庞大的财政资源。据报道，2019年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支出高达30亿美元，几乎是其他所有政党支出总和的两倍。这一财力的大部分来源于2017年通过的“选举债券”法案，该法案允许通过匿名方式进行资金捐赠，极大地增强了莫迪政府的财政实力。虽然最高法院在2023年判决该制度违宪，但印度人民党已通过该制度和其他渠道积累了巨额资金，足以支撑未来的选举活动。
私营部门的资金，特别是来自那些受益于政府政策的商业巨头，也是莫迪政权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些企业巨头不仅资助政府，还通过控制媒体输出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以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策优势。2022年，新德里电视台（NDTV）被商业巨头高塔姆·阿达尼收购，此举标志着最后一个能够公开批评莫迪的主流媒体也转向了支持政府的立场，许多知名记者因不满而辞职。
总的来说，莫迪的政治策略及其对权力机构的控制，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凸显了他如何利用民主制度的表面形式，来巩固和扩展其个人及党派的权力，这种情况在其他采用类似非自由民主国家也能见到相似的模式。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基层，由RSS训练出的纪律严明的积极分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人通常被称为"义务警员"，在当地社区扮演文化警察的角色，主要攻击目标是穆斯林群体。他们的行动包括打击所谓的"爱情圣战"（指穆斯林男性与印度教女性的恋爱关系，这些关系被指控为诱导女性改信伊斯兰教并最终结婚），并且强制穆斯林重新皈依印度教，禁止他们进入混居区，以及在公共场合对他们进行暴力攻击，尤其是在涉及穆斯林将圣牛转运至屠宰场的嫌疑时。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下，积极分子与印度人民党紧密合作，共同打造一个深入民心的“党国”体制。这种警戒主义政策为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力：文化秩序的维护不再仅限于行政部门的官僚操作，还扩展到身着制服的积极分子，他们几乎成了政权的代理人。这种变化的外在标志，仅仅是他们的制服而已。
在这样的公共领域转变下，政治局势若发生摇摆，少数民族的处境能有多少变化？即便反对党赢得选举，能够废除印度人民党制定的法律，但他们又能如何阻止那些自视为印度教保护者的人士，在街头维护所谓的“治安”呢？只要印度教的多数信众还受到印度人民党所倡导的教条主义的影响，这种合法性的幌子可能就会持续存在，使得政治反弹成为可能。
作者简介：克里斯托夫·雅夫雷洛特(Christophe Jaffrelot)是CERI-Sciences Po/CNRS的主任，着有《巴基斯坦悖论：不稳定与弹性》，并与Laurence Louër共同编辑了《伊斯兰联系：南亚和海湾之间的跨国网络。》
文章信源：国家（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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