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人只能软，不能硬，所以世界没有骨气。”——《歪毛儿》
《歪毛儿》是老舍先生于1933年创作的短篇小说。
主人公是“我”的童年小伙伴白仁禄。
他小时候活泼可爱，长得像年画上的白娃娃，单眼皮，小圆鼻子，清秀好看。头皮青嫩，梳着两个大歪毛，一跑，俩歪毛左右开弓敲着脸蛋，拨浪鼓似的。
师娘打心眼里喜欢仁禄，不准老师打他，总爱差他买个线、打个醋，干些体己的小事儿。
十几年后，“我”在济南的一次市集上，偶遇了瑟缩在寒风里、衣衫破烂的仁禄，他长成了个愤世嫉俗、穷困潦倒的中年人。
“歪毛儿”是天真烂漫的象征。
“我”作为一个见证“歪毛儿”童年和中年的旁观者，让读者很有真实的代入感，仁禄前后际遇的差别有一种强烈对比，不免令人唏嘘人生的无常与锋利。
想到沈复写于《浮生六记》里的那句经典之言：
“人生碌碌，竞短论长，却不道荣枯有数，得失难量。”
谁曾不是自由的小小少年？
“我”和白仁禄小时候，一个梳着歪毛儿，一个梳着个结红绳的“小坠根”，一派天真。
下了学，就揣着家里给的“点心钱”，跑去小茶馆去听评书，买上一大把煮毛豆角，无忧无虑。
从点心钱和辫子的细节上，能看出“我”和仁禄家庭条件不错，是被家里精细养育着的。
童年是时间最为温柔的馈赠。
父母是分隔现实和世俗的一堵墙，年幼的我们在这“爱”的高墙内，小动物般自在着。
仁禄气便是气，背不上书时，他比老师的脾气还大。小脸憋红，鼻子皱起一块儿，声音振振有词：“就是不背，看你怎样！”
被打了手板，也不低头，眼泪在眼眶里倔强地转半天，始终不落下来。
像不像我们小时候淘气受了父母呵斥或一顿“竹笋炒肉”，又气又不服软的模样？
那时候啊，还以为这是人生里天大的委屈，自己做了最了不起的抗争呢。
到了中学，仁禄还是一身的“硬骨头”，有自己少年的峥嵘。
他眉眼舒展、面皮白净，在一群脸上都起了小红脓泡的半大小子中，愈发显得清秀好看。
一回有个高年级的学生有意挤了他一膀子，然后怪声怪气地说：“对不起，姑娘！”
仁禄一声没出，只把这位学友的脸打成发面包子，谁也拉不住！第二天，他便休学考去别的学校了。
少年的眼睛黑白分明，一身血性，揉不进一粒沙，那是青春独有的锐气。
“我”认识的仁禄，便是这么敢说敢干、漂亮个性。
初中分别后，只听说他后来读了大学，毕业后在外边作事。
怎么看，仁禄似乎都拿了一个一路顺畅的人生剧本，如同后来的“我”一样，看起来体面地生活着。
然而，童年也是人生里少有的相对平等。
英国有档很深刻的纪实类纪录片叫《人生七年》。
导演选取了14个有着不同家庭背景的7岁孩子，自1964年起，每隔七年便记录一次他们状态和变化，一直持续到他们63岁。
孩子们有的出身孤儿院、有的父母都是劳工、有的来自中产家庭、有的来自上流阶层。
上层阶级的小孩们每天读金融报纸、关注名校教育，来自孤儿院的孩子却一脸疑惑地反问“什么是大学？”
共同的年纪让他们规避掉圈层，在镜头下齐聚一堂，成为玩伴欢笑打闹，在争一颗糖和一个玩具时，都是平等的天性。
成年后，读金融报的孩子们实现预设的目标，成为精英人士；有人阶层逆袭，有人沦为乞丐，有人底层挣扎，有人十几岁结婚再生下一堆娃……
最后的平等，便是7岁时全然天真的那场相聚。
心理学把“命运”解释为 “ 人生底色 ”，它大概率地影响着人这一生的走向。
“我”和仁禄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其实早在童年时便暗中拨下了砝码。
成年人的“成熟”，往往是学会低头
非常喜欢周国平的一段话：
“许多人所谓的成熟不过是世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
少年儿童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朝气，是他们因着单纯而锋芒直露、无所畏惧。
就像年少时的白仁禄，被家人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不怕老师的“权威”，不惧他人的挑衅，以自己的心性为原则，率性而为。
十几年后的重聚，天气是阴寒的，铁硬的风撕咬着行人的鼻头耳唇。
“我”在一个寒酸的旧书摊上，先是看到一双极旧的破棉鞋，袜子还是夏季的单线袜。别人都冷得直跺脚，这双脚却好像冻在地上，不动。
老舍先生的叙事相当高明，仅一个“不动”的细节，便把幼时仁禄与中年仁禄串联起来——
他的脾气还是一如既往的“硬”。
“我”掠过他单薄的旧灰色棉袍、没人要的老式帽头，看着那双眼睛，试探着问出：“是不是仁禄哥？”
仁禄回避着“我”的目光，一张瘦脸毫无表示，傲气使他不愿搭话，到底是“仁禄哥”三个字打动了他的心，多么高傲的人也不能不原谅梳着小辫时候的同学：
“他没说一个字，拉住我的手。手冰硬。脸朝着山，他无声的笑了笑。”
许多成年后的久别重逢，夹杂着世俗的打量泥沙俱下，并不十分体面。
读到这里时不胜唏嘘。曾在老家的超市偶遇过幼年玩伴，小时候他活泼调皮，猴儿似的，单眼皮下的眼睛也如书中的仁禄般，无所畏惧。隔着货架，见他抱一个、牵一个脏兮兮的孩子，乱糟糟的头发下眼睛浮浮囊囊肿泡着，身后跟着他同样“兵荒马乱”的媳妇。
我们目光交错的一瞬，都惊慌失措地看向别处，谁也没有勇气去和童年的情谊打个照面。
书里的“我”到底是勇敢的，强拉着躲闪的仁禄去自己市中心的家里叙旧。
寒暄、客套、回忆童年都撬不开仁禄警惕的沉默，“我”便劝他酒，酒会打开人的口。
“你叫我说什么吧？”
“你怎么落到这样？”
穷得叮当响，混到摆地摊卖破书，仁禄怪自己有“两只作怪的眼睛”。
他总是想反抗些什么，一旦看出谁可恶来，就是不打架，也不能再同这人交往。
他觉着越是上等人越可恶。没受过教育的也可恶，可是可恶得明显一些，上等人会遮掩！
譬如一个人正满嘴讲道德说仁义，仁禄能看见他的眼中有张活的春画正在动；
还有人穿得讲究、活得体面，火车上查票，他没票还嚣张，瞪圆眼珠叫嚣“我姓王，没买过票！日本人查票我也不买！”
仁禄控制不住自己，冲过去抡圆胳膊给那人一个顶有力的大嘴巴，讽刺的是那么恶气的人，居然嘴里低咕着灰溜溜地走了……
有军官满口大义正气，仁禄指着他的脸骂其可恶，他急了，把枪掏出来，仁禄却不怕死地把脸顶上去，结果他却收回枪，走出老远才敢回头看一眼。
仁禄看不惯亲情的虚假，看不惯社会上那些表里不一的做派，看不惯欺软怕硬，看不惯尔虞我诈……
他不喜这个伪饰的社会，愤慨“没遇上一个可恶而硬正的人，都是些虚伪的软蛋。”
愤世嫉俗到而立之年，仁禄本想妥协，不再“硬”了，像旁人一样组织家庭，生胖小子；他有个小两岁的表妹，自幼便喜欢他，一直等着不结婚。
去表妹家订婚的路上，一个七八岁的讨饭女孩过马路，被汽车惊得慌不择路跌倒，差点被撞。那车夫确实急刹住了车，可仁禄一看那车夫的脸，便分明看透他的丑恶内心：
“（车夫）心里很愿意把那个小女孩轧死，轧，来回的轧，轧碎了。”
仁禄灰心丧气了，他改变不了世界，只能独自无能地愤怒，他写信让表妹不必等了，“我的世界是个丑恶的，我不能把她也拉进来。”
其实大多数人都曾拥有过仁禄那双“作怪的眼睛”，我们看世界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
在一次次体验过无能的愤怒后，我们适应社会的整套运行规则，承受、接纳、缄默、习以为常……
所谓的成熟，无非是学会了低头，用精神胜利法逻辑自洽罢了。
仁禄的痛苦来自于他一直是个清醒的孤勇者，让他与“正常的大多数人”格格不入，成为一个奇怪的异类。
鲁迅笔下那些敢于说真话的，往往都是些“疯子”，前番那位红极一时的“地铁判官”也是疯子。
“疯”因为失控而荒诞化，失去了现实的威胁，真理才敢披着“疯”的外衣走在阳光下。
与“天真”切割，是成年人的必修课
很多时候，人的痛苦都是来自于看得太透、想得太多。
仁禄本来见着可恶的便打，至少是瞪上那么一眼，叫对方胆寒！慢慢发现自己改变不了世道，他并不比别人强，便再没有勇气去打人了，只能消极的看谁可恶就躲开。
他痛心自己与世界共同敷衍的懦弱，岂不是也融入“可恶”中的一员？
面对童年的玩伴，仁禄艰难地剖白了自我，他清醒而无力：
“普通人只能软，不能硬，所以世界没有骨气。我只能硬，不能软，现在没法安置我自己。”
带着“世人尽浊我独清”的偏执活着，注定会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一般，“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
每个从象牙塔步入社会的普通人，势必会慢慢顺应规则，不再剑拔弩张，不再横眉冷对，与纯粹的“天真”切割，世俗的重压之下，没有体面的幸存者。
“歪毛儿”剪去了，拨浪鼓般敲着脸蛋的那些活泼泼的日子，都在童年时代沉沉睡去。
没人再亲热地叫中年驼背的仁禄“歪毛子”，就像没人相信困顿于生活的中年人，还能一腔热血、心性天真。
作家白先勇有句话，写在最后颇熨贴——
“拥有的从来都是侥幸，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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