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财长耶伦访华之途备受关。她针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比如提出我们要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包括重视和解决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
不管这些观点是否正确，作为经济学家出身的美国财长，感觉她阐述和解释经济问题的方式简明和务实，这正是她的风格。她的导师托宾曾这样评价她：耶伦具备简单且清晰陈述复杂论点的天赋。
抛开立场的因素，阅读她在官宣上的讲话，可以感受到耶伦所具备的“大道至简”这一学术内力。
耶伦这样的观点和理论功底，显然得益于她的学术背景和职业履历。
（1）耶伦主要的学术思想
1967年，耶伦从布朗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进入耶鲁大学，师从享有盛誉的凯恩斯学者、诺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并于此获得博士学位。
常说的“名师出高徒”，这话一点都没错。托宾在经济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是资产组合选择理论极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托宾对耶伦影响最大的观点，是托宾提出经济学应该是“对现实中的人的关照”。这种影响贯穿到了耶伦此后的学术研究和职业当中，她认为经济学家不仅仅应该掌控数据的理论，更应该关注经济和经济学对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影响。
她说：经济学是一门与人类福祉核心方面切实相关的学科，它有一套方法论来思考这些事情。她曾不止一次强调：“虽然我们通过金融市场开展工作，但我们的目标是帮助老百姓，而不是华尔街（Wall Street）。”
正是出于这样的底层认知，耶伦在其经济学研究中，一开始就非常关注薪酬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问题。
她与丈夫、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一起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题为《关于较低薪酬为何并不总是带来更高的就业率》，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较低薪酬并不总是带来更高就业率的观点。
这项研究挑战了传统的经济理论，即通过降低工资来增加就业机会的假设。主要观点包括：
工资水平与员工的生产力和工作质量有关。较高的工资可以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工作，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从而对雇主来说是一种投资而非成本。而较低的工资可能导致员工的不满和高离职率，这会增加企业的招聘和培训成本，从而抵消通过降低工资节省的成本。
与此同时，较高的工资可以帮助企业吸引和保留更优秀的员工，提高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可能会选择维持较高的工资水平，即使市场上有大量寻求就业的工人，因为这样做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动力和忠诚度，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该研究提供了对劳动市场和工资政策的深刻见解，强调了工资水平与就业质量、员工满意度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观点对于理解劳动市场的动态和制定有效的就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基础上，耶伦和丈夫阿克洛夫于1986年合作出版了《劳动力市场效率工资模型》一书，进一步系统化地总结了效率工工理论。这本书提供了一种解释劳动力市场非自愿失业现象的框架，并强调了工资水平与雇员生产力、努力程度和忠诚度之间的关系，影响力很大，后来成为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
这本书的核心思想还是效率工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雇主可能会出于激励员工的目的而支付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工资，这样的工资策略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减少员工的怠工行为。
这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表明在经济低迷时期，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活动可以增加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工资水平。这种政策思想，与效率工资理论中提到的工资与生产力之间的正向关系相呼应。
此外，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提供流动性支持，有助于缓解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降低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鼓励更多的投资和消费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整体经济的产出，还能够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来激励员工，这也与效率工资理论中的核心观点相契合。
（2）是善意的提醒还是别有用心的警告
耶伦是个学术造诣很深的专家型的官员，在本届美国政府内阁成员当中，相较于其他官员，她对我们的总体态度和立场还是比较鸽派。
她曾经认真地考虑和建议过，应该降低对华产品征收的高额关税，因为这有助于帮助降低美国的物价水平。但是这个提议，后来被出身台湾的贸易代表戴琦给否定了。
这一次耶伦来访说，说到两国不能脱钩，因为这会带来灾难，这话应该也是她发自肺腑的感受与观点。
在中国访问的行程当中，耶伦也提出建议，我们需要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同时要注意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首先，她提出提高工人工资，是有其学术思想渊源的。通过前面对她学术研究背景的介绍，不难看出，这些建议还是出自于她经济学的底层思想，那就是重视对现实中的人的关照。
有人说这是她的阴谋论，要进一步增加我们出口产品的成本。我们不能如此狭隘极端的看待问题和建议，这些话的对错尚且不论，但客观而言，这些话不完全是美国财长的套话，也不完全是对我们经济政策欲加之罪的指责，更多的只是她自己学术思维的惯性体现和表达而已。
只不过，在当前敏感的中美关系大背景之下，这些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有点不合时宜而已，也容易引发浮想。另外，耶伦的确可能也不了解中国国情，提出的这些建议当然也有瑕疵。对此，平常心就好。
至少有一点的确需要我们关注，那就是我们今后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好的依靠消费拉动，否则会陷入内生动力不足的发展困境。这一点，其实很多人是有共识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在GDP占比都远远高于我们，这方面我们的确存在优化和提升的空间。发展内循环的关键是促进消费，具有庞大消费基础才孕育科技创新，也才能更好的培育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良性的激发社会投资。
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如果能够进一步激发释放潜在的消费能力，自身经济的转型升级是非常可期的。而且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构建更加和谐的对外经贸关系。
提高消费的崽经济中的占比，就是要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蛋糕比例，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在蛋糕中的份额。耶伦提出建议我们增加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估计也是出自这样的学术考虑。
但是显然她开出的这个药方，不一定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国还是非常复杂的，要想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找到可行答案的。更何况，作为美国财长，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开药方，这个就有一点不合适了。
包括她提出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必然有她自身的立场在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成本领先战略下的中国制造，尤其是新三样产品（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如今不仅仅在全球无敌横扫，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也卷地很厉害。一些产品卷到最后，国内市场会出现什么情况，有些行业其实已经初现隐患。
不管外人怎么说，对于产能这些问题的考虑，近期来看当然是见仁见智，但是长远而言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考虑和举措还是需要的。
我们靠出口可以解决短期的一些产能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也必然会惹来外部的羡慕嫉妒恨。因此值得重视的是，耶伦说我们产能过剩问题，很可能是因为美国已经在考虑在这方面的事情，而且很有可能要继续对我们出坏招了，所以对此不得不引起重视和防范。
而且在美国的带头效用和所谓的联盟计划唆使下，在全球范围内，其他经济体针对我们优势产品的贸易壁垒，可能会越来越多。
故而我们需要看清楚，当前贸易壁垒叠加地缘冲突，今后外贸形势肯定不容乐观。因此对一些问题，都需要有所重视和采取必要的应对准备了。
那么耶伦这次前来，发表的言论，个人来看是具有双重性质和目的的。从好的方面看，这或许是出于经济学家的一次善意提醒；从不好的方面来看，这或许是作为美国官员的一次别有用心的警告。
如果是提醒，我们当然可以考虑他山之石；如果是警告，而且警告完了以后美国方面还有所动作，那我们只能继续坚决对抗和反击了。
要实现两国经济的不脱钩，是需要双方共同去努力的，而不是单纯指望一方能够改善和妥协，另外一方却毫不改变而且得寸进尺。从这一点而言，作为经济学家的耶伦，可能需要挑战自己的政治立场了。但是遗憾的是，耶伦能做的是有限的，官员毕竟还是工具人，而不可能如经济学家那样具有独立的人格。
（3）结束语
《时代》杂志曾经这样评论耶伦：身材娇小的耶伦时常面带笑容，给人的印象就像是惹人喜爱的姑妈一样。显然，如果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耶伦可以永葆让人喜爱的姑妈风采，但是如果作为官员，很难具有特别完美的社会形象和国际评价。鹰也好，鸽也好，都是在演戏。
其实，78岁的耶伦姑妈，何不早一点脱离是非之地，早一点退休颐养天年，潜心学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