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时代：
唐代宰相杜悰称平生有三大不如意的事，其中之一是在澧州（今澧县）做过官
先秦时期，湖南，属于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卑湿，是人们对南楚的印象。即使到汉代，被贬长沙的贾谊听说这里的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他溯湘水到长沙国，想见一副悲戚的面容。
长沙贾谊故居
三国时期，湖南属吴国。北方的袁淮在谈到南方“吴楚之民”时，充斥鄙夷之声，“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不足与中国相抗”。作为敌对国家的人，袁淮可能带着偏见，但别人对这里的偏见不能消除，自是没有让他消除的理由。
感性的认识之外，以该地所出的著作和人才数量来观照，更有科学的意味。仅就最一般的标准来看，某地文化发达，会产生较多的人才和著作。统计它们的数量，意义即在此。
这是一组让人多少感到有些黯淡的数字：西汉出书282种，湖南仅有1种；《汉书》所载士人510名，无一出自湖南；私家教授和五经博士在湖南均为0。东汉出书568种，湖南仅2种；《后汉书》列传士人990人，湖南仅4人；东汉私家教授213名，湖南仅有1人。《三国志》列传士人625人，湖南仅9人……
从南朝到唐代，湖南虽有所发展，但在中原人眼中，仍被当作汉文化分布的南缘。在湘水流域，韩愈提到郴州时说“中州清淑之气于是焉穷”，而柳宗元在永州看到，那里的风俗类似百越，仍然有一半的人衣服开在左衽。相对于右衽的衣冠华夏，这是未开化的标志。
曾在朝中显赫一时的诗人徐安贞为了躲避李林甫的迫害，到衡山寺庙，装成哑巴，做一个佣人，寺里的僧人多年也没注意过他。北海太守李邕路过衡州，认出了他，将他带回，还对长沙的地方官说了一句“潇湘逢故人，若幽谷之睹太阳”。
在李邕看来，整个潇湘都是幽谷，甚至不如一个徐安贞，那是太阳。
永州柳子庙，纪念柳宗元贬谪永州而建。
相对而言，沅澧流域的澧州还算不错，柳宗元说江汉以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难得赞美一次。即便如此，当时的宰相杜悰自称平生有三大不如意的事，其中之一居然是在澧州做过官。
他是这么不齿于为官澧州。
但相对于那些屡遭贬谪的人，杜悰真的不必那么遗憾。湖南是当时普遍安置贬官的去处，过洞庭，上湘江，不是有罪左迁的人，很少到这里来，而永州，更是“多谪吏”。刘禹锡贬郎州（今常德），柳宗元贬永州，王昌龄贬龙标（今黔阳），张说贬岳州（今岳阳），元结贬道州（中心在今道县），甚至连条件较好的潭州（今长沙），也有大书法家褚遂良被贬至此。
被贬的文人，不少人长期抑郁，未得翻身，就像湖南，在这漫长的边缘时代，少有耀眼的机会。
“朱张会讲”后：
“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
北宋道州（中心在今道县）人周敦颐可能不会想到，他的理学会成为一个学派的思想源头，这个学派以湖南为地域基础，却又多是外乡人。
南宋建炎（1127－1130）年间，家在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的胡安国迁居湘潭，建碧泉书院，“前后居潭三十余载”。后又在衡山办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从而开始奠定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
胡安国之子胡宏继续了父亲的事业，继续在南岳讲学。期间，一个叫张拭的四川人来南岳求学，因学识超群，被胡宏赞为“圣门有人，吾道幸矣”。
胡宏没有看错人，张拭学成后归长沙，先后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在胡宏病逝后，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人物。他不仅继承了胡宏之学，而且还吸收了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已然大家。
1167年8月，当时已辞官在崇安潜心研究理学，同时四处讲学的朱熹，从崇安来到长沙，与张拭在岳麓书院，开始了堪称千古绝唱的“朱张会讲”。
第一师范城南校区，“朱张会讲”地之一的城南书院旧址。
“朱张会讲”后，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湖南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长沙，俨然成为全国知名的理学基地。
这时的湖南，也形成了一个学者群。《宋元学案》中载有湘籍学者56人，大多为南宋时人。此前的湖南，可称学者的仅有唐代的欧阳询和北宋的周敦颐2人。
而另一方面，贬谪至湖南的文人继续在边远地区施行他们的教化，与唐代相比，宋代被贬至此的人，多了一项贡献——兴建书院。
推崇朱熹理学的魏了翁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很被人熟知的名字，1225年他被贬到靖州，罪名是“欺世盗名”。恐怕政治对手实在找不到他的什么过错，于是连盛名也成了罪过。
但那盛名确实不虚，他贬到靖州，居然引得“湖湘江浙之士多从之学”，近至遂宁、广西全州，远至魏了翁的家乡四川，都有人负书从学。他在此创办鹤山书院（魏了翁字鹤山），而在此5年的著述，占了他一生著述的大部分。当他再次复出时，宋理宗也听闻了他在当地传播学问的业绩，赐给他“鹤山书院”匾额。
根据《湖南通志·艺文志》，宋代湖南的著作数猛增至233种，此前各朝，最多的时候，也仅是唐代有50种。此时，不仅总量，连分布地域也扩展到湘水中上游、沅澧下游，可算是遍地“艺文”了。
这是湖湘学术文化的一个高峰。在晚清以前，没能超越。
王船山
那是“五百年来真正通天人之故者”
南宋湖湘学人之后，在元代，仅有欧阳玄一人可以有此地位。
浏阳人欧阳玄是元代恢复科举当年的进士，流传至今的“二十五史”中的辽、金、宋三史即由他负责组织编撰，共600卷千万字都由他一人改定。“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是《元史》对他一生的评价。
此后，明清两代湖南的著作，终于突破了四位数，分别达到了1270种和2898种，分布地点也已是宋代的两倍多。湘水下游的长沙、岳州和沅水下游的常德，都是著作分布的密集地区。清代，湖南屡见出书百种以上的县，长沙、湘潭两县甚至超过了500种。
殿堂学术之外，俗世风貌的改变，或许更有植根民间的文化功能。明代开发滇黔，湖南为中州经湖北去西南的交通孔道，一改边鄙面貌，成为汉文化的腹地。“荆蛮、闽越、六诏、安南皆昔为蛮夷，今入中国”。处于西南交通丁字路口的沅州（今芷江），“民俗竟佳节，适与中州同”。
清代湖南有学者23人，省城所在的长沙、善化两县各有7人，在从今湘潭经长沙到岳阳的湘江下游，形成了一个密集带。
船山书院，以王船山命名。
这其中，最著名者，当属一生不仕清朝的船山先生。“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他未曾剃发易服，得以完发而终，连墓碑上也仅题“明遗臣王某之墓” 。
孤高耿介如此，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其实，早在他24岁时，就已耿介到近乎疯狂。那一年，张献忠攻陷衡州（今衡阳），王夫之逃匿南岳。农民军以王夫之的父亲为要挟，要他出来效力，王夫之是“自引刀遍刺肢体”，去要求替换父亲。而农民军见其遭受重创，把他们父子俩都放了。
晚年的王夫之辗转流徙，四处躲藏，甚至改成瑶人的姓名以躲避清廷，最后定居湘水西岸的湘西草堂，在那里著述到死。
已无需罗列他的哲学思想，他实是“五百年来真正通天人之故者”（谭嗣同语）。
当然，他门下无人，虽然为一代宗师，“与东南文物之区不相闻问”、“自兹以往百有余年，湖南学者无述焉”（梁启超语），直到魏源出，湘学之名才随湘军而大振。
若以进士和列传人物衡量，明代湖南均排名全国第14位，与北宋时相当。但清代湖南“人文远过明代”，名次靠前者湖南共20人，次于苏、浙、皖、赣、鲁诸省，与直隶并列第六。其中光绪一朝12人，居于各省首位，当然也是与湘军崛起有关。郭嵩焘也承认，“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举世无出其右。若是贾谊、刘禹锡、柳宗元在此时到来，当不会悲叹身世飘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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