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高桌没有普及，纸张尺寸不大，用笔追求秀逸精巧之美，字体形态偏小，例如“二王”的行书，约为1.5~2厘米，点画飘逸曼妙、飞动潇洒，无法写出阳刚、舒展的大字。
而后世学书者推崇“二王”，多选择小字范本临摹，其实大字更适合当代的初学者，大字运笔速度比小字稍缓，细节处理放大数倍，更加鲜明可观。
学书者可以感受行笔的节奏、顿挫、力度变化，还能观察书写的错误、缺漏，及时加以改正，同时大字的笔画舒展、开阔，能锻炼下笔的力量感、稳健性。
可是精善的大字法帖屈指可数，虽然颜真卿、米芾、黄庭坚继承“二王”笔法，但他们只保留了“王字”的灵活性，抛失众人最爱的虚和清幽之气。
幸好董其昌灵感独到，将禅宗理念、颜真卿气势，以及“二王”笔法融为一体，写出虚灵、明朗的大字行书，兼具“颜骨赵姿”之美，弥补书法界一大遗憾。
特别是崇祯五年（1632年）秋，抄写的《白羽扇赋》，共计150余字，把大字行书的艺术美感写到“巅峰之境”，彼时董其昌已达78岁高龄，用笔境界高深。
他曾说：“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尔。极才人之致，可以无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由天骨”，董其昌独创淡墨、生秀的艺术风格，让点画返璞归真，激发空灵散淡之气。
例如“携”、“密”二字，起笔尖峰入纸，之后中锋运笔，行笔一气呵成、连绵直下，时而重按，墨色浓郁、力道浑实，时而轻微提笔，点画极具颗粒感，富有沧桑、枯涩之气，提升高雅质感，丰富内在层次性。
章法排布上，董其昌加大字体间距，不坚守整齐匀和的势态，每一行或每一列起伏错落，具有波动感，虽然是一幅大字行书，却写出草书的行云流水之气。
不过历史记载中的董其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一位“大恶霸”，后世对其抨击偏多，但是书法鉴赏主要围绕艺术而论，加以人品评价，显得十分不专业。
而且董其昌曾说：“世人与董书，或誉或毁，莫非自其外貌著论，而董之由晋唐规格以至放笔挥洒”，又说：“回顾董书，始知其甘苦。盖曾经熏习于诸家之长，而出之自然……益知董于阁帖功力之深”。
启功对“董字”心服口服，值得大家学习，时常临摹此作，一方面可以初步理解晋唐笔法，另一方面能强化用笔的丰富性，让笔势自如开阔，不被一类风格束缚，尽情放大或缩小。